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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诞生，也许是过去6亿年间发生过的最为惊人的事件，其重要意义甚至可以与进化的大手塑造出的第一个生命相媲美。这是因为，在达尔文描述的生存抗争的舞台上，语言将进化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语言是进化的一种新颖模式，也是合作造就的非凡作品。即使人们被时间和空间相隔绝，也可以通过语言来传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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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由于有了语言，才能在地球上超过40亿年的生命史中占据独特的位置。在语言出现之前，生命体之间传递信息的最主要方式是通过DNA或RNA等具有遗传性质的化学物质。之后，语言出现了。语言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信号库，从灵长类动物大脑中一个古老的区域进化而来。这个区域以前仅负责解析声音并控制面部肌肉。如此一来，语言就将人类进化扩展到了纯粹的遗传领域以外，而将文化囊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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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语言，人们就可以将思想加密，并将这种思想注入他人的头脑之中；不需要疼痛、钻孔或血腥的开颅术，我们就能完成这一非凡的思想传输壮举。如果某人有了一个好主意，那么立刻就可以将这个主意公之于众，而不需要借助裂变、交配或感染等手段，将其影响力传递到下一代。随着智人的出现，为了自私的增殖与合作，口头与思想信息单元已经开始执行自我的策略。吸嗜鸦片成瘾的作家威廉·伯勒斯（William Burroughs）曾提出，语言本身可能是一种病毒，怀着其自身的目的来操纵我们人类。这种病毒的出现导致地球上各种变化速度急剧加快，而后果也难以用好坏来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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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鞭策了进化的进程。那些拥有能够接受这些新思想大脑的人，就能最好地利用这些思想，也更容易得到繁荣发展。从这一文化角度来看，最具适应性的“适者”，就是被模仿最多的人。他们留下了最多的门徒，将哲理与技术以最为广泛的形式传播开来。实际上，语言帮助引导了我们强大而灵活的大脑的发展过程。我们总是认为，是我们人类发明了语言，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语言创造了人类。找到语言的起源，就能对人性起源的研究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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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追寻这条宽广的语音之河的源泉，以及源泉之处的各种发音和语调，是一项难上加难的工作。语句不会留下化石。如果一处生满青苔的洞穴中的潮湿石墙，能够隐约保留下远古时期发生在那里的对话，那该有多好。如果人们能发明一种方法，从细沙、卵石和岩壁中提取出远古的史前声音，那该有多好。这些岩石与沙土，该会讲出一部多么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长毛象的狩猎；关于用石器作为武器，与敌对部落进行抗争；关于我们的近亲尼安德特人的灭绝；关于农业、城市和文明的兴起，等等。但是，回到现实中，我们发现没有一点记录，没有一点遗迹，甚至连一块记录古时句法的会发声的化石都没有，更没有关于语言如何产生的实物证据。我们无法倾听到亡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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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解开语言起始阶段秘密的办法，不仅在语言学本身，也在于对人类远古起源的了解。语言需要在合作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得以进化，因为除非个体之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合作关系，否则就不会介意去思考如何在彼此之间建立新的沟通方式。只有在信息传输能同时惠及讲话者与倾听者时，才能建立起我们所发出的声音和我们想要沟通的意义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语言与合作就实现了同步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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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格看着伊格，指向一个水洼。在那里，一只羚羊正在喝水。伊格点点头，捡起他新近磨制的石器，加入厄格的狩猎队伍。这一不起眼的合作举动，能在当晚为他们俩人带来鲜美的羊排。同样，语言能促进新型合作形式的发展。现在，人们无须直接见面就能互相帮助。厄格能告诉伊格，他昨天晚上在水洼边看到几只羚羊。羊群今晚很可能还会回来，伊格应该叫上他的朋友艾格一起加入狩猎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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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作为起点，我试着找到语言之所以如此运作的背后原因。语言可以被分解为各个词汇单元，而词汇的组织方式则依靠我们称为语法的规则进行。我希望利用数学将进化思想与关于学习和语言理论的思想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思想理论领域，在这里，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融会贯通。为了将音乐、散文、戏剧等重要事件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我需要建立一个模型，表现出语言在合作个体之间进化发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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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要承认，语言进化的巨大谜题绝不是什么易于解决的小事。这一学科的内涵非常丰富而深刻，我们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同时冒出几十个新问题。新的探寻线索会扎根发芽，继而茁壮成长。这一全新挑战出现的时刻，也恰逢我人生中的剧变阶段。尽管如此，这依然是最令我感叹而难忘的一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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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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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时，我还是牛津大学动物学院的一名数学生物学教授，也是牛津大学克伯学院（Keble College）的高级研究员。虽然有些人觉得克伯色彩丰富的砖砌建筑物是一种需要努力理解才能体会的品味，但我非常喜爱威廉·巴特菲尔德（William Butterfield）的哥特风格。巴特菲尔德曾说过， 他“为砖头赋予尊严，这是一种使命”。一次，一位十分有趣的人物前来与我共进晚餐，从此，我在合作进化领域的研究便掉转矛头，朝向全新的方向发展。他就是大卫·克拉考尔（David Krakauer），出生于夏威夷，成长于葡萄牙，现在来到英国，在动物学院工作。他热情四射，精力充沛，满怀永不知足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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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前来拜访。而且，几乎每隔一个晚上，我就盼望着他能烤一只鸭子（这是关于直接互惠的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案例）。大卫的烤鸭烹饪技法堪称完美，几乎无人能及。而我，则希望能通过心怀感恩和谢意地享用这顿美餐，来回报他辛苦的烹饪。他总是坚持购买最优质的原料。牛津的室内市场是个采购的好地方，能找到各种各样的选择——法国巴巴利鸭、艾斯博雷鸭、格莱辛汉姆鸭等。而且，只有找到质量最好的樱桃，作出味道酸甜适度的糖渍水果，才能配得上烤鸭那焦脆的鸭皮和肥软的肉质。我们乖乖地遵从着他的指导：“想做鸭子，就不能怕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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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烤炉里一只肥美的鸭子又在嗞嗞作响。大卫无意间道出了一个想法，一种探寻语言起源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巧妙地捕捉到其中之精华，这样，就可以通过数学的“显微镜”来对语言进行详细研究。简而言之，就是用矩阵来代表沟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不同数据之间的关系。回忆一下列出车票价格和目的地的表格，显示出火车到达不同地点时间的列车时刻表，表现投资期限与利率的表格，以及不同重量的鸭子所需要的烘焙时间等。在大卫设计的矩阵中，一边列出了“信号”，另一边则列出了“目标”。这个简单的想法仿佛在我们心中种下了一颗求知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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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此痴迷不已，希望能围绕这一思想规划出一场语言游戏，并通过游戏为语言起源的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线索。此时我的直觉，与当年在维也纳森林漫步中卡尔提到间接互惠时的感觉一样强烈。我感觉，从这一思想起步，一定能成就一些伟大的新事物。我感觉，这一切都是不可逆转、无可避免的必然。但就在我奋而起步之前，我的学术生涯却遇到了一次不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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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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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开牛津。我深爱着这座拥有梦幻之塔的城市，查威尔河上的八人单桨比赛、长礼服等秉承至今的传统、优雅闲适的郊外，还有愉快诙谐的学术气氛……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很喜欢和遗传学家理查德·默克森（Richard Moxon）、因发现双螺旋而知名的吉姆·沃森（Jim Watson）、牛津主教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es）等人在大学公园的草地球场打网球。我的球友名单中，当然还包括鲍勃·梅，他在我们当初第一次交手时就想尽办法赢得了比赛。此时，鲍勃已是英国首相的首席科学顾问，坐上了英国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一把交椅。虽然他公务繁忙，但却依然保持着难以抑制的好奇心。每天，只要他从白厅[1]下班回来，都会跑到我的办公室问上一句：“怎么样？有什么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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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天，卡尔打来电话告诉我，我的研究成果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掀起了一点小波澜。我觉得挺有意思，但并没有深究其中的细节。多年以前，我曾读过《谁得到了爱因斯坦的办公室》（Who Got Einstein’s Office）这本书。在书中，埃德·里吉斯（Ed Regis）做了绘声绘色、生机盎然的讲述，其内容完全超越了普通人的理解范围。高等研究院是一处非凡的所在，拥有“飘在天空中的骄傲”氛围，多年以来，网罗了科学界和数学界最具地位的“神职”人员，包括爱因斯坦、科特·戈贝尔（Kurt Göbel）和约翰·冯·诺依曼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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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了来自研究院的邀请。当时的主任菲利普·格里菲思（Phillip Griffiths）邀请我担任研究院首个理论生物学项目的领导。这一计划将会得到纽约慈善家利昂·利维（Leon Levy）的支持。不可否认，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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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们对此给出了不同的评价。鲍勃仔细研究了这份邀请的内容，认为这是再慷慨不过的工作机会。他很为我高兴，说我应该离开，说如果换成他，也会这样做。约翰·梅纳德·史密斯则让我不要走。他曾经造访过这处“思想的修道院”，觉得在知识上无法与那里的学究们产生共鸣。“在那里，没人能跟你聊天。”约翰说。理查德·索斯伍德爵士在我刚到牛津时曾任动物学院的院长，后来升任牛津大学的副校长，他也建议我不要离开。此时我在牛津的事业发展顺风顺水，他说，天知道我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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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然骑在墙头上，而两条腿已经悬在了普林斯顿一边。还有最后一道障碍需要跨越。我要与牛津的新院长罗伊·安德森（Roy Anderson）见面商谈此事。罗伊这个人浑身都散发着魅力，有很强的说服力。我担心罗伊会劝说我留下来。但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却握了握我的手，祝福我一些顺利。就这么简单。那一刻，既令人欣喜，又带有些许的伤感。罗伊一直以来都给了我许多支持。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鲍勃恳求他，让他不要劝我放弃普林斯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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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挥别牛津之前，最后一次见到鲍勃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对往事的美好记忆。他递给我一本应用数学著作《现代分析教程》（A Course of Modern Analysis，1902），作者是埃德蒙·惠特克（Edmund Whittaker）和乔治·内维尔·沃森（George Neville Watson）。他从他的顾问、在飞机事故中遇难的罗伯特·沙弗罗斯（Robert Schafroth）那里得到了这本经典的大部头。他对我说，“这本书里面包含了许多我工作时使用的工具。”鲍勃以前在扉页上题过词：“罗伯特·沙弗罗斯致罗伯特·梅”。在“沙弗罗斯”旁边，鲍勃写下了“观察到带电玻色子超导性的第一人”。然后，在这句话的下面，他写道，“罗伯特·梅致马丁·诺瓦克”。看到这句话的一瞬，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而鲍勃也流下了不舍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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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由进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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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牛津来到普林斯顿之后，一场令人激动而兴奋的探险之旅便开始了。我对生物学第二场大爆炸的研究工作现在可以正式启动了。曾有学者认为，语言的出现是体积更大的大脑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我对此不敢苟同。语言是某种极为特殊而明确的事物。大脑的体积更大一些，并不能给人以发明语言的能力。实际上，我认为，大脑和语言的关系恰恰是反转过来的：进化在选择了那些能用优化的语言进行交流的个体的同时，也选择了更大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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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研究院附近森林边缘的一处粉刷一新的小房子里工作。和我共事的有拉米·阿诺特（Ramy Arnaout）、大卫·克拉考、阿伦·劳埃德（Alun Lloyd）、凯伦·佩吉（Karen Page）、约书亚·普洛特金（Joshua Plotkin）、林迪·沃尔（Lindi Wahl）以及多米尼克·沃达兹（Dominik Wodarz），所有这些人都是我牛津时代的朋友。但这里的生活还是与牛津迥然不同。在牛津，自行车是我们往返于各处的理想交通工具。阿伦一直拒绝接受汽车的便利，坚持步行，无论是去往8公里开外的超市，还是回家。这样的行为让当地人吃惊不已。每当警察当街拦住他，质疑他“心怀不轨地四处游荡”时，他都觉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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