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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在一封信中提到，在这首乐曲中，“大自然有了自己的嗓音，还告诉你了一些深刻的秘密，而这些秘密只能在梦中得以瞥见！”而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方式，也给予大自然一副好嗓音。跟之前只考虑竞争的时候相比，这幅“嗓音”更为精妙、更为细致。我成功地论证了，进化“需要”合作机制，来构建新的组织层级，让基因在染色体中合作，让染色体在染色体组中合作，让染色体组在细胞中合作，让细胞在更为复杂的细胞中合作，让更为复杂的细胞在人体中合作，让人在社会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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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合作机制的宏大巡礼之后，对于人类的合作程度之深，我深感震惊，乃至于肃然起敬。我们非常好地使用了前述的每一种合作机制。诚然，这些合作机制的要素在其他生物的社群中也都能看到：蚁群的多层选择，鱼儿的互惠，菌落的空间选择，等等。但是，没有一个生物种群能像人类一样，将这些合作机制发挥到极致。即便是我们的近亲类人猿，也由于缺乏成熟完整的语言能力，而无法充分利用间接互惠这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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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薄膜在社群中也能形成分工，但这些微生物的合作跟现代城市中人类社会的合作比起来，其复杂程度就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蚁群也只能分成几个等级，而我们的社会分工则细分到了极点：从警察、首席执行官，到士兵、屠夫、面包师，以及烛台制造者，不一而足。亚当·斯密通过大头针制造的例子描绘出，我们在社会中的分工是何等的细致。在第11章，我们也了解到，通过奖赏合作而不是惩罚背叛，我们可以更好地激励大家的合作意识，从而激发真正的创造性。如果我们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而通力协作，就可以取得从前作为个体所永远无法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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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类真正与众不同的是，间接互惠的合作机制推动了语言的出现，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进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讲，我们当前进化的驱动力已经与遗传基础、化学、基因和DNA无关了；而是来源于文化方面，通过学习进行传承，这也是人类之所以如此成功的原因。也正因此，人类大脑进化的方式就与其他生物产生了彻底的差异。我们每一次跟他人谈话时，我们大脑的结构都会发生变化。由此，我们就可以对倾听者的大脑施加结构性的影响。记住，下一次你倾听别人说话时，或者回忆起某个时刻时（哪怕这次回忆转瞬即逝），你的大脑结构都会产生永久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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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语言和学习能力使得人类社会的合作达到了惊人的水平，但也不能认为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合作的乌托邦。在20世纪里，有上亿人在国内冲突、世界大战和种族屠杀中死亡。发动战争的倾向可以说是对合作的歪曲。人们分成两派进行斗争，这些有组织的行为往往导致了极大的破坏。敌对和竞争总是存在的。发生一场新战争的危险也总是存在的。世界上存在合作的同时，也一定存在着盘剥和被盘剥的风险。背叛者藏身于黑暗中，时刻准备着，等待最佳时机以发起突然袭击，占尽便宜。几十年前我跟卡尔做的第一次模拟实验就清晰地说明，在时间的长河里会有反复的振荡。在无穷无尽的循环中，合作来来去去，兴衰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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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类仍然在自己亲手制造的灾难边缘不断徘徊。核冲突的风险非但没有消除，反倒已经被当成了既成事实。对这样巨大的生存威胁，人们都见怪不怪，不再议论了。冷战时储备的数量庞大的核弹头，仍有相当一部分被保留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可能面临世界末日，一旦有人有意无意地引发核战，大量的粉尘、残骸和烟雾就会充斥到大气中，导致“核冬天”的到来。2005年6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参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提出一个问题：在下一个十年中发生核攻击的可能性有多大？他调查了76位核安全专家，得出核战的平均可能性为29%。其中有4位专家给出了概率为100%的估计，而只有一位专家认为核战不可能发生。随着核武器数量的持续增加，恐怖主义的组织程度不断提高，核战的威胁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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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阶段全球经济的衰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崩溃将造成的严重后果。目前的经济政策都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世界是由一些简单而相互独立的市场拼凑而成的。货币如今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自由地流通，这大大刺激了全球贸易的繁荣，但同时也意味着，某一区域的经济紊乱会对其他区域的经济造成不可预知的影响。最近几十年发生的跨国投资快速增长，导致一个地区性的经济振荡（美国房地产在过度膨胀后的崩溃）在2008年传递到了全世界，因为那些高负债的投资公司在一个地方遭受损失之后，就会在其他地方撤回信贷。倘若真的发生金融浩劫，世界经济将滑入惩罚性的萧条之中，情况可能比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数百万人忍饥挨饿的大萧条还要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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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看到，地球环境同样面临着灾难的深渊——终极公地悲剧。地球发烧了，而且这个烧还在持续升温。当前，气候危机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从北极冰层在夏季的急速消失，快速融化的冰川，到低海拔太平洋岛屿的淹没。世界上存在一系列相关联的问题，从北美、南美、亚洲和澳洲城市的缺水、疾病的蔓延、全球食物供应的短缺到地球物种灭绝的加速，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网正在一点点地被撕裂、磨损和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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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贝尔和平奖授奖仪式的演讲中，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如果你想走得快，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远，就一起走。”关于合作，他对人们发出了响亮的号召。“我们必须抛弃自大的想法，不要认为个人的、独立的、私下的行为能最终解决问题。这些行为可能会收到效果，实际上也收到了效果，但不足以带我们走得足够远，除非我们集体行动。”换句话说，我们都是陷入同一个困境中的囚徒。要解决像气候变化这样棘手的问题，光靠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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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危机是真实而严峻。智慧生命是十分脆弱的。我认为，在宇宙诞生以来的137亿年中，地球上会经常出现生命。然而，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智慧生命就只剩下我们自己了。智慧生命似乎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这值得我们停下来认真思考。现在，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比以往更加深化的合作。虽然我们正处在灾难的边缘，但我们同样也处于迈向新一级合作关系的边缘。我们需要一个比曼哈顿计划规模更大的气候项目，需要动员整个文明世界投入足够的资源和决心，就像之前准备世界大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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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曾讲到，合作新契机的出现往往也是催生创造力的最好时机。当在组织某个层面上相互竞争的单元开始合作时，组织中富有创造力的新层次就会发展起来，从分子之间、简单细胞之间、复杂细胞之间、多细胞生物（例如人）之间，直到社群之间。我相信，气候变化会迫使我们人类翻开合作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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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全世界的人们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和程度连结在一起。通过邮件、手机、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通信技术，每天都有无数的连接在建立、更新和断开。与此同时，对于如何才能合作的问题，我们也比以往更加清晰、明白。我希望，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对合作的全新理解，来积极应对这个日趋拥挤、核武器充斥、持续高烧的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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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是永恒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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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音乐中获得一种计算而不自知的体验，这便是音乐给人类心灵带来的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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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数学家 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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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的研究课题最为相配的，是马勒那华丽而宏大的《第三交响曲》，不过，在他的所有乐曲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大地之歌》。这一混合了歌唱和管弦乐的“歌曲—交响曲”，其灵感来自于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所翻译的中国古诗集《中国笛》。马勒被诗中表现出来的美好、无常和死亡所深深打动，并受此启发完成了这一伟大的管弦乐作品。之后他还写道：“这或许是迄今为止最能体现我个性的作品。”马勒的朋友、指挥家和作曲家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初次读到这一作品的乐谱，就非常认同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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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瓦尔特看到马勒在这一卓越作品中倾注的心血时，瓦尔特失声痛哭。此曲充满了死亡的意味，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上一年夏天，即1907年，由于反犹太主义的影响，马勒被迫辞去了他在维也纳宫廷剧院的指挥职务，他的大女儿玛利亚死了，他本人也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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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乐章中，马勒提到了他女儿的死亡（“微弱的光芒消失了”），这件让马勒心碎、一直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后续的乐章试图找到生命的终极答案。他也确实接近了答案，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像囚徒困境一样，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不过，在最后一个乐章的结尾，马勒终于可以非常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亡：“我不会再远行。我心安静，等待我最后的时间到来。”在想到自己无法逃避的命运时，他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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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否把这首乐曲称为交响曲的问题上，马勒有些担忧，担心自己像贝多芬、布鲁克纳一样，《第九交响曲》会成为自己的绝响。不过，尽管有这些不安，马勒仍然勇敢地将《大地之歌》命名为《第九交响曲》。马勒开玩笑说，他骗过了死神，因为他的新乐曲实际上已经是第十首了。但事实证明，马勒的迷信还真是一语成谶——《第九交响曲》真的成了他最后完成的作品。1911年，马勒逝世几个月之后，布鲁诺·瓦尔特在慕尼黑举行了《大地之歌》的首次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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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1952年，瓦尔特带着维也纳爱乐乐团，还有当时被诊断患有乳癌的英国歌唱家凯瑟琳·费丽尔（Kathleen Ferrier），举办了《大地之歌》的重演。费丽尔第一次演出这部作品时，由于掩盖不住自己的痛苦和真情实感，竟无法唱完最后一个乐章《告别》的最后一个词。乐声飘向天空，象征马勒终于接受了死亡的命运。乐队也被深深地打动，跟费丽尔一起完成了一场生命的演奏。17个月之后，费丽尔输掉了她与癌症之间的战争，年仅4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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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似乎有些忧郁。不过，马勒还是在曲中转到了C大调，在整首交响曲的黯然背景下撕开了一个口子，透出了乐观主义的光芒。在马勒接受死亡命运的同时，他也明白，紧随死亡之后的，就是新的春天。这个观点与我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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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歌》强调了一个事实，任何个人都无法逃避死亡的黑暗，但是，生命本身会无穷无尽地重生和延续。音乐声会逐渐减弱，消于无声，而世界的美好将会永远传承下去。到乐曲的终结处，大地在春天里恢复了生机，处处闪耀着明亮的蓝色。最后这个乐章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们这个变化的世界，恰恰反映出了一个可以用数学来捕捉的潜在的永恒事实。而且，正如世界之美可以永续流传一样，自然的法则也会长久地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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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逐自私的短期利益和力争集体的长远利益之间，永远存在着无穷的矛盾，人性的故事往往也都离不开这些内容。我们现在知道了，合作如何能在囚徒困境中胜过背叛。正如马勒用欢快的调子作为乐曲的结尾一样，我相信，相比达尔文那“所有生物为了生存和繁殖都要持续进行殊死斗争”的传统观点而言，人类如今对于合作的强调也将为生命染上一层乐观的颜色。突变和自然选择本身并不足以解释生命，我们还需要合作。在长达40亿年的进化历程中，合作是主设计师。合作创造了第一个细菌细胞，然后是高级细胞、复杂的多细胞生命，以及昆虫超个体。最终，合作创造了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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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在达尔文写下的基本法则之外，再加上一条“自然合作”。合作能将生命体提升为更高层次的组织。通过创造新的特化机体、新的生态位和新的劳动分工，合作为丰富的多样性打开了更大的空间。合作让进化更富有建设性，更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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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正面临着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攀上更高复杂度的进化阶梯，要么接受衰退甚至于灭绝的命运。尽管全球性危机愈演愈烈，但我们同样处于下一场社会组织大变革的转折点，这次变革的意义丝毫不亚于第一个细胞、复杂细胞或者多细胞生物的出现。我们对此已有了充分的认识，而且，鉴于我们社会的互联程度如此之高，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此基础上建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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