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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170237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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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罗马帝国灭亡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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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古代史的研究中，似乎没有别的问题比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更令人困惑、更众说纷纭了。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列举了罗马帝国灭亡的十三个原因，它们是：穷兵黩武、行政腐败、赋税过重、农业衰落、奴隶制度、民众贫困、地主贵族发财、资金减少，庇护制成长、公德丧失、血统混杂等。他接着指出，把这些原因罗列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是现象。如果我们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原因本身，都是从其他的原因或条件得来的。人口减少，是原因还是结果?贫困，是原因还是结果?亨利·缅因勋爵说：“再也没有比这种说法，即赋税过重使罗马帝国贫困化的说法，更加荒诞无稽。”农业衰落是因为地力枯竭呢，还是因为农民阶级的赋税负担过重和农业投资的递减?是因为地主贵族占夺土地使农民沦为农奴地位呢，还是因为乡村不靖和盗贼横行?注259有人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归为奴隶制度对生产力的束缚，以及奴隶对劳动毫无兴趣，那么为什么这些问题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没有形成社会危机呢?当时的奴隶制度同样是十分残酷的。至于庇护制的成长，它无非是整个商品经济和帝国政治权力崩溃互为因果演变链中的一环罢了。当经济越来越近似于自给自足状态时，用奴隶进行群体性、专门化的生产必然过时，而且帝国已不再拥有对奴隶起义的威慑力量，奴隶制庄园从管理方式上就要发生改变，农奴制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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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衰亡原因构成互为因果的大网。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阐明，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必然是功能耦合的因果循环系统，一旦功能耦合被破坏，变化的锁链也是互为因果的。“政治的混乱加速经济的崩溃，经济的衰微也促成政治的腐败。”注260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什么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它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能够形成功能耦合系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功能耦合被慢慢破坏，一系列的变化犹如滔滔的洪水，冲击着帝国的结构，使其离功能耦合的状态越来越远。事实上，当我们追溯这股吞没帝国的洪水源头，发现它竟发源于帝国的巅峰时代，起初不过是涓涓细流，来自帝国结构的各个部分。这种腐蚀剂和罗马共和国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调节带来的慢性破坏一样，正是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调节的功能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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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为例，帝国后期对商品经济的致命打击莫过于通货膨胀。巴勒斯坦在公元一到三世纪之间，物价上涨了10倍。在埃及，公元一世纪价值8个希腊币的小麦，到公元三世纪末竟价值12万希腊币。注261毁灭性的通货膨胀犹如一次次的地震，摧毁了商品经济的大厦。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帝国货币的贬值。图2.1是从尼罗王时代到公元260年帝国货币含银量的变化，它是一条急骤下降的曲线。不到200年间，货币含银量从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五以下。注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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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来，罗马帝国进行一次次的货币贬值是对经济规律的无知，有时是为了皇帝奢侈的生活，有时是为了搜刮更多的钱财去满足贪得无厌的士兵。但是，罗马帝国后期，也有懂得爱护商品经济、节俭有为的皇帝，如亚历山大(222~235年在位)。他即位后，出卖皇室的大部分珠宝以充实国库，下令逮捕娼妓，放逐同性恋者，减轻赋税，把钱借给穷人买地耕田。他的行为引起了军团的愤怒，他本人和他的新政一起倒在了叛乱士兵的刀剑下。一位横征暴敛的皇帝取代了他。注263由此可见，罗马帝国货币贬值的根本原因是帝国财政日益困难，税收一天天减少。没有足够的税收，军事结构就会即刻瓦解。因此，货币贬值、横征暴敛只是在税收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罢了。那么为什么在帝国兴盛之际，国家能够从奴隶制商品经济中得到足够的税收以供养军事机器，而到公元二世纪以后，要想做到这一点就一天比一天困难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商品经济在漫长的运行中会产生一种积累性的变化，那就是土地兼并。财富愈来愈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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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竞争性的商品经济自发地倾向垄断资本。在古代奴隶制商品经济中，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本。奴隶制商品经济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带有无法消除的胎记——土地兼并，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必然愈演愈烈。我们在上一章分析了罗马共和国时期奴隶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何导致自由农民的破产，在帝国初期，土地集中的倾向已不可阻挡，小农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已不占主导地位，到处盛行的是奴隶主经营的“维拉”型中小地产。这种地产一般有几百犹格，每个庄园用几十名奴隶。注264它的盛行标志着大批奴隶主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些地产的所有者属于城镇人口，属于城镇的中产阶级或地方的劳动阶级。根据著作家及铭文的一般记载，罗马帝国的繁荣似乎主要是由于中小地产的耕作，至少公元后头两百年是如此。”注265然而，“维拉”型地产的命运和自耕农经济一样，终究要被更大的庄园地产所取代。这就是“拉蒂芬丁”型地产。山南高卢维列依城发掘出来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从“维拉”型地产到“拉蒂芬丁”型地产的兼并过程的史料。“拉蒂芬丁”型地产一般有数千犹格，拥有几千名奴隶，并建立起一个犹如政府般的庞大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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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当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维拉”型地产合并成一个“拉蒂芬丁”型地产时，帝国的税收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原则上，帝国的税收不应有变化，因为税收是根据地产的大小来计算、按生产量的比例征收的。其实不然。大地产交付的税收小于与它面积相同的众多的“维拉”型地产。无论罗马帝国政府实行包税人制度，还是利用帝国税吏，都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弊病，那就是政治权力基本掌握在大奴隶主手中。各地的巨富无论从经济力量上讲，还是从政治力量上讲，都在地方自治中占主导地位。这些大奴隶主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或减少自己所应交付的税收。他们常常作为包税人把税收转嫁到中小奴隶主身上，或者行私贿赂，乘人之危进行兼并。到公元二世纪末期，大量的文件反映了各省行政长官对富豪僭窃政权的诉苦。到帝国后期，政府不得不改革包税人制度，而代之以税吏，但大领主们请税吏吃碗闭门羹，可谓税吏的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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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带来直接税的减少，帝国不得不把部分损失转嫁到间接税上。在帝国鼎盛时期，间接税主要是关税、售货税、遗产税等。关税一般是百分之二，只有对少量的奢侈品才征以百分之十二的重税。到了公元四世纪，关税普遍上升到百分之十二，使从事长途贩运的中小商受到重大打击！注266商品经济几乎被沉重的关税所窒息。帝国后期，一系列导致商品经济瓦解的因果循环链启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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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蒂芬丁”型地产仍不是土地兼并这匹脱疆野马的终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又被更大的奴隶主庄园所取代。“拉蒂芬丁”型地产变为“萨尔图斯”，一种更为庞大的世袭领地。世袭领地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由于雇用人数和奴隶成千上万，管理权的无限膨胀，它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实体。庄园俨然是国中之国。帝国后期很多公共行政权转移到这些大奴隶主私人手中。按照狄奥西多法典，法官不得进入私人土地开庭审判。如果有犯人需要逮捕，执行逮捕的人，不能是国家官吏，而是大奴隶主的管家。国家不仅很难从大领地中得到税收，而且几乎失去了对大领地的支配权。注267领地本身的经济实力已强大到实行自给自足的程度。法国一些地区的地名至今还保存着这些庞大领地的历史痕迹，它们往往是用奴隶主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些地区连成一片，甚至内部还出现市镇。每个大世袭领地都有工场商店，在领地上生活的人们不需要到领地以外的城市去购买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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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国的版图日益被这些规模越来越大的世袭领地所覆盖时，拥有地产的人却越来越少了，税源势必枯竭，唯一的解救办法是更彻底地榨取已经奄奄一息的城市。倒霉的又是那些商人、手工业者和中小奴隶主。帝国后期，政府甚至占取城市的公地，拍卖给周围的大奴隶主。这显然是杀鸡取卵之术。城市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中产阶级商人的衰落，不仅城市平民、小商人、奴隶跑到大奴隶主庄园中请求庇护，甚至城市内的官员和公职人员也不得不逃亡。帝国后期不得不颁布法律，规定地产在25犹格以上的市民必须充当城市议员。然而无论谁当议员，即使倾家荡产也不可能交齐帝国摊派的税收，唯一的办法就是逃亡。于是人们故意贬低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免被选任公职，有的改业务农，有的出家为僧。最后君士坦丁不得不规定，凡能胜任市政职务的人，不准做圣职人员。政府像逮捕逃税、逃兵役的人一样，逮捕那些不愿当官的人，强迫他们回城市去为政府做事。甚至还明文规定，议员的儿子必须再当议员。注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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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商品经济必须以城市和非自给自足性的生产单位的存在为前提。但是，商品经济带来的土地兼并却在不断挖去自身的基础。“维拉”型地产本来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它必须依赖商业而生存。但商品经济的法则决定了它必然为更大的地产所取代。“拉蒂芬丁”型地产向自给自足跨出了一步，它庞大的生产管理系统包含了行政自主的可能性。“萨尔图斯”及进一步形成的世袭领地则发展成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帝国后期，到处可以看到庄园吞没城市的历史过程。最后，罗马帝国的城市消失在世袭领地之中。崛起于都市化基础上的罗马帝国文明，却在野蛮的乡村里找到了自己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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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土地兼并程度为横坐标，以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为纵坐标，就可以得到一条拱形典线。罗马帝国的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好像在爬一座山坡，一旦过了顶点，土地兼并就把矛头对准商品经济自身了。奴隶制商品经济被它自己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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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系统中，甚至在各个子系统结构内部，我们都可以看到自我毁灭的过程，整个结构在互相维系的运行中被自己造就的结果破坏。例如，庇护制的兴起与帝国国家权力的丧失互为因果，导致大领地奴隶主纷纷独立。这难道不是“罗马法”自食其果吗？法律是罗马政治结构对社会生活进行调节的主要手段。为了使奴隶制商品经济得到繁荣，为了使商业贸易得到保障，罗马帝国必然要用法律的形式来规定奴隶主对农隶私有财产的占有权，强调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维护奴隶主对奴隶的无限支配权。既然如此，当一个大世袭领地的奴隶主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和隶农时，那他用自己组织的小政府来管理他们也是合法的，庇护制更是合理的。由此可见，大庄园发展成国中之国，导致帝国政府职能的衰落不也是罗马法长期实行的必然后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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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罗马军团之所以成为帝国的支柱，要归功于雇佣兵制度的实行。直接依靠金钱是罗马军团的组织手段。恰恰是这个制度本身逐步腐蚀了军团的素质，金钱使士兵贪得无厌，它们热衷于掠夺城市，对征战越来越没有兴趣。军营中组建了家庭，驻地内办起了饭店，到处开设妓院，士兵们完全失去了尚武精神。罗马帝国的公民如此衰弱，以致不得不在蛮族中招募士兵。就连罗马大道都难逃这铁的法则，四通八达的大道所提供的交通便利反过来成为加速帝国灭亡的因素。它使得蛮族可以迅速地深入帝国的纵深地带。大道周围的盗贼比其他地方的盗贼更为猖狂。日耳曼人入侵高卢地区时，一举摧毁了大道旁的60座城市，市民和乡民不得不远离罗马大道，到荒僻的地区去寻找新的住所。注269罗马大道提供了发达的交通，同时也带来了不停的动乱，最后人们不得不抛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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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须列出所有破坏因素增长的过程。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商品经济、罗马法、帝国军团，它们一开始就构成了一个互相维系的系统，保持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但是它自身的发展却难免导致一些破坏因素的积累，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几乎看不出来，人们无法发现它对社会结构的损害。土地兼并不可能在几年内破坏商品经济；雇佣兵也不会在短期内失去尚武精神；制定罗马法的人绝不会想到庇护制的出现。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因素积累起来。开始，它们像水滴一样侵蚀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石壁，石壁慢慢出现了裂缝，水滴汇成细流，当石壁一块块地倒塌时，细流变成了洪水，最终冲垮了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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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170237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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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没有万古长存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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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社会结构调节态被破坏的过程进行宏观的跨越社会形态的比较，就会得到一个普遍成立的结论：组成社会的各个子系统在其本身漫长的运行中，在彼此间相互协调的稳态中，都会不断地释放出某种对结构本身有害的东西，导致功能耦合的松弛，最后破坏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不仅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如此，就是中国大一统王朝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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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各个子系统间相互调节的方式与罗马帝国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王朝崩溃的原因同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也不同，但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被调节功能自身释放出来的毒素所破坏的却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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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王朝鼎盛时期，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相互调节的功能是耦合的。地主经济结构中有大量自耕农存在，就能够维持政治结构运转必需的税源。然而地主经济结构自身不断释放着腐蚀功能耦合的因素，这就是土地兼并。自耕农不断地沦为大地主的佃户。原则上讲，地主应按土地的面积向国家交纳田赋。但是与罗马帝国的情况类似，这些大地主不仅是乡间的巨富，而且身兼大商人或国家官吏，往往是本地豪强。他们总是倚仗着政治、经济特权偷税逃税，把税收转嫁到自耕农和佃户头上。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说，有的朝代偷税逃税占总额的十分之七八。随着土地兼并的增长，大一统王朝的大量田赋、徭役负担完全压在越来越少的自耕农头上，促使自耕农迅速破产。大批的自耕农转化为地主的佃农。而地主地租的剥削往往比封建国家的田赋重数倍。于是，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爆发，功能耦合的破坏导致大一统帝国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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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结构是地主经济，土地兼并表现为自耕农失去土地，与罗马奴隶制商品经济中的土地兼并性质是不同的，后者是大量中小奴隶主庄园和城市中产阶级破产(自由农民在罗马帝国经济结构中不占主要地位，尽管土地兼并也包括自由农民失去土地)。但功能耦合机制的破坏过程却惊人地相似。大一统官僚机构在一部分自耕农担负不起田赋而逃亡以后，把他们的田赋额转嫁到另一部分自耕农的头上，这在历史上称为摊逃。罗马帝国同样把逃亡税户头上的税额转嫁到其余中、小奴隶主、中产阶级商人的头上。二者都促使自耕农或中产阶级的进一步瓦解。罗马帝国后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布严禁逃亡的法令，到戴克里先时期，把所有的市民、奴隶都冻结在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上，剃头匠的儿子还当剃头匠，工匠的儿子还当工匠。注270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帝国的税收不再减少。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央政府也一再加强地方户籍制度，每年都派官吏对农民的土地进行调查登记，甚至连每一块田地中种几棵桑树都要明文规定。罗马帝国在税源枯竭时，不得不发行含银量极低的货币，强迫人民接受它的币面价值，但赋税却要用金银和实物。这就是帝国后期臭名昭著的“金银税”制度。中国大一统王朝后期何尝不是如此呢？朝廷大量发行劣质货币，物价飞涨千百倍。元朝后期买东西时纸钞车载斗量，但百姓的赋税却大多要用实物和金银来交付。罗马帝国和中国大一统王朝的这些措施和后果是相同的，都是在饮鸩止渴，这只能加剧危机，促使功能耦合彻底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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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问，为什么破坏功能耦合的毒素积累是不可遏制的呢?社会作为一个功能上相互调节的系统，总是有能力调节子系统出现的各种偏离现象，它有巨大的内稳定机制和应变能力。正是它调节和控制了各个子系统内在的变化趋势，避免了自我崩溃，保持了结构的存在。为什么这种调节能力对慢性积累的毒素破坏功能耦合却无能为力呢?关键在于：这些毒素的增长之所以不可遏制，因为它们不是系统内一般的不稳定趋势，而是调节器在调节中自身释放出来的破坏力量。它是一种自我摧毁的力量，是调节器本身老化朽坏的过程。正因为如此，结构自身的调节能力和愈合能力对它不起根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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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罗马帝国的奴隶主庄园的兴起，还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土地兼并，都是系统调节功能自身带来的破坏因素。我们知道，在西欧封建社会的领主经济中，自耕农大量地农奴化，土地兼并的情况不明显，至多是地产和农奴一起转移。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用儒生组成的官僚系统去保持中央集权，限制地主与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从而保持了地主经济的稳定。然而，它既然创造了地主经济稳定的环境，就必然使得土地兼并不可避免。首先，它使经济结构中存在大量小土地所有者，其次为了维持官僚系统的存在，必须维系郡县城市的存在，发展商品经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样，就使土地兼并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也就是说，土地兼并之所以不可能克服，正因为它是社会结构功能自身创造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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