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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马帝国来说，当埃及总督路韦·派索不承认维斯帕西安罗马皇帝的地位时，罗马皇帝用行政力量罢黜了他。当塞普替金斯·塞佛拉斯在非洲登基后，封闭港口而引起了罗马本土的粮食危机时，罗马皇帝派遣军队镇压了反叛。对于这些变化引起的不稳定，罗马帝国可以用政治结构的调节力量来对付。但是，当商品经济带来的土地兼并在尼禄王时代使六名奴隶主占了非洲半数以上的耕地时，帝国政府却只能听之任之。因为它是奴隶制商品经济必然带来的东西，社会依靠奴隶制商品经济而存在，因而罗马政府只好任凭大奴隶主们在自己的庄园内执行司法，征集赋税，维修公路，甚至制定法律，限制政府，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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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为了保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调节，发展出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结果带来另一个危机的根源，即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腐败成为中国大一统王朝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功能耦合破坏的重要原因。王朝初期的官员只有几万，吏员也只有十几万，经过二三百年的运行，官僚机器被贪官污吏淹没了，到了王朝末年，官员达到十几万，吏员则几十万，朝政败坏、机构瘫痪，加剧了社会的各种危机。注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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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政治控制主要靠军团和法律。但法律对自身带来的弊病又有什么办法呢？从调节器自身老化这一点来看，罗马帝国的法律很像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官僚机构，处于不断膨胀和失效之中。罗马帝国最初实行十二铜表法，后来发展到民法，帝国后期，法令政策多不可数，使百姓处于摇手触禁的程度。不仅每个人的职业由法律固定，萝卜、橄榄、葡萄的价格也由法律固定，工匠、雇工和船夫的工资也由法律固定。注272法律本是保证契约及自由经商的，而规定物价却直接破坏了商品经济。法律本来是维护帝国统一的，而对奴隶主利益的维护却成了庇护制成长的原因。罗马法律培养了它自己不能进入的禁区，只好无可奈何地看着日益独立的奴隶制大庄园瓦解了帝国的统一。后来，罗马帝国实行了行政改革，企图用官僚机器代替法律，但是立刻又带来了官僚机构的膨胀的弊病，帝国所需用的官员和经费超过预算的一倍以上。由于农村盗贼盛行，狄奥多西一世设立了一种农村警官，即“治安维护者”，到了公元409年狄奥多西二世即位时，这种警官本身就干起盗贼勾当来了，所以不得不取缔它。最后，企图用官僚机构来控制全国的尝试失败了，不得不把治安权委托给大领主本人。注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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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或许会有一个疑问，罗马帝国和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崩溃在机制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是不是因为“商品经济引起的土地兼并”在这两个社会都存在，因而使功能耦合的破坏表现出某种机制上的共同性呢？我们再来看查理曼帝国的瓦解过程。在这个社会系统中，商品经济的因素几乎不存在。而它瓦解的原因从功能耦合的角度来看，与中国传统社会和罗马帝国完全一样，都是调节功能被自身释放出来的毒素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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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帝国的政治组织相对比较简单，它是一部军事机器。帝国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因此也是靠武力来维持的。但是长期征战本身却会损坏这架机器，随着国家军事武装的瓦解，帝国陷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众所周知，自从查理·马特进行采邑改革以后，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建立起来了。查理采用有条件采邑分封代替了贵族无条件的土地赏赐，接受采邑的领主要向国家提供相应数量的骑兵。“这样一来，豪绅显贵本人也成了国王的佃农。”注274我们从功能耦合的角度来分析军事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关系，可以得到图2.2。查理曼帝国的兵源一靠大量的自由农民，二靠领主提供的骑兵。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已普遍衰落，国家只能用赏赐土地的办法报答贵族的服役。军费同装备只能由领主及自由农民自备。这种组织方式在短时间内是功能耦合的，帝国的经济结构所提供的经费和兵源都不成问题，强大的军队组织起来了。通过连续不断的征战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帝国。但恰恰又是“征战”和采邑制度本身使整个社会系统遭到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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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法兰克人的习惯法要求一切自由人都去参加打仗；不去打仗的人就不再被当做自由人看待”。注275但是对于一个自由农民来说，征战的包袱是难以长期担负的。一年四季的战争使他延误农时，脱离土地，最终不能同领主经济抗衡。当时装备一个战士相当于45头牛的价值，还要自带6个月的军中给养。注276战争必然使自由农民破产，沦为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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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指出：“法兰克的人民大众，即占有土地的自由民，也由于连年内战和征服战争，特别是查理大帝时期的征服战争而弄得疲惫不堪和彻底破产了。这种起初构成全部军队，而在征服法兰西地区以后，又构成军队核心的农民，到9世纪初，已穷困到五个人之中难得抽出一个人出去作战了。”注277巴黎郊外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的地产登记册中，记载了查理曼时代自由农民迅速破产的情况。在这个修道院的领地上，住有2788户人家，其中2080户是隶农，35户是半农奴，220户是奴隶，只有8户是自由的佃农。注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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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依附和骑士效忠是查理曼帝国的组织方式，但它反过来成为破坏功能耦合的另一个原因。农民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加强，逐渐演变为农奴，宫廷中大臣、武士、侍从则成为世袭领主。贵族化和农奴化同样是这种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必然带来的后果。商品经济的低落是查理曼帝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特点，它和采邑制度一起成为贵族化、农奴化的根源。自由农民的消失，使帝国军事机器不得不完全依赖领主。领主的庄园可以由农奴耕种。他们自己的全部时间都可以用于战争。结果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战争迫使国王不得不过分依靠领主，而领主的强大又制造出无数的战争。由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国王无力给部下发放薪俸，赐予地产是国王用来组织国家机器的唯一办法。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官僚机构是没法建立的，所以自由农民的消失必然伴随王权的衰落。领主权力和私人武装日益强大，帝国终于瓦解。整个西欧陷入封建领主的混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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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器在自身调节中的毁坏还可以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清楚地看到。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结构是颇为奇特的。它的政治结构基本上是采邑和军功封土制。一般说来，这种军事封土制是不稳定的，它会导致贵族势力的增长，农奴化会使大一统政权瓦解，就像查理曼帝国的瓦解那样。但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种调节器来控制贵族化导致的分裂倾向。这就是被汤因比称为“牧人人”的制度。“牧人人”是帝国的卡帕库卢(宫奴)。他们是从被征服的臣民、农奴和奴隶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在幼年时代即为苏丹所集中，终生不得结婚，不能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整天从事各种训练。其中一部分组成统治全国的官僚机器。据记载，从穆罕默德二世起，除了司法部以外，中央迪万(国务会议)中所有的职务都由“牧人人”出身的人垄断。“牧人人”制度组成的国家机器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防止了领主割据。虽然奥斯曼帝国中领主的力量很强大。皇室、高级文武官员的禄田、军功人员的土地占去了国有土地的百分之八十。十五世纪末，全国有1万个采邑，战时可以提供6万名骑兵。帝国几十万军队有十分之九是封建采邑提供的。但是，仅占十分之一的由“牧人人”组成的中央军却非常精锐，它的存在有效地抑制了封建主的割据。奥斯曼帝国在数百年内曾迅速地扩张了版图，却也不能长治久安，尽管它一度使西方闻风丧胆，却仍然不能抗拒调节机器自身一天天地老化。正是“牧人人”制度使奥斯曼帝国后期各种弊端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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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衰落与“牧人人”制度的弊病的积累是同步的。帝国用“牧人人”来管理朝政、抑制分裂、组织军队，但无力防止“牧人人”自身的衰落和腐化。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如果我们看到奥斯曼帝国前十位苏丹聪明有为，但这一支其余的统治者却又个个那样无能、堕落和不称职……事情并非出于巧合，而可以就其实行的一种抚育和选择制度来加以解释，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不可能产生出任何有作为的统治者来的。”因此，“在十六世纪时，是一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并且具有惊人效率的政府制度，到了十七世纪时，变得漫不经心，最后到十八世纪时，则归于崩溃了”。注279事实上，到了十六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调节机器的慢慢失灵，分裂倾向开始抬头，帝国就日趋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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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虽然社会形态不同，社会结构子系统的调节方式不同，导致功能耦合破坏的原因是形形色色的，我们却从机制上发现了一个共同的规律，这就是调节功能总会在自身运行中产生破坏自己的力量。在历史长河中，没有一个万古长存的帝国，也没有一个达到互相维系的状态后就永远不变的社会。因为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抑制这种自我摧毁力量的增长。我们以为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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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170237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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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互相维系的状态破坏的原因：功能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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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只天鹅是白的，那一只天鹅也是白的，凡是我看到的天鹅都是白的。”这能得到一切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结论吗？今天，科学哲学家一再警告人们，归纳并不等于证明。澳洲就有黑天鹅。因此，要证明互相维系的状态被破坏的必然性，就要找到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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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异化”这是自然界最普遍的现象，它带来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它注定了没有万古长存的古代帝国，它带来了波澜壮阔的“生”和“死”的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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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调节功能被调节结果所破坏，最后导致系统出现不能互相维系状态，是一切功能耦合的组织系统共有的规律。生物体是一个严格的功能耦合系统，但是，即使没有外来伤害，也没有一个生物体可以长生不老。某一物种与环境构成一个生态功能耦合系统，但它们之间的适应性无一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破坏，造成灭绝或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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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考察一下功能耦合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相互调节的能力为什么会一天天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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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池塘生态系统，其中有水草和鱼虾。水草和水中的氧气是鱼虾生存的条件。这些条件恰恰为池塘水草子系统的功能所提供。同样，池塘水草子系统的存在也需要鱼虾子系统的功能来调节。鱼虾以水草为食物，否则水草有可能出现无限繁殖，最终盖满整个水塘，造成生态系统的崩溃。在这个十分简单的生态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功能耦合形成了一个互相维系的状态，系统可以稳定存在几十年、上百年。但这种互相维系的状态能否永远保持下去呢？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池塘变得越来越浅了，水越来越少，最后池塘完全被污泥填满，变成沼泽。由池塘、水草和鱼组成的生态结构瓦解，别的生态结构取而代之。这在生态学中称为沼泽化。分析沼泽化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任何一个功能耦合系统在互相维系中会导致破坏性因素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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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化的原因是池塘内有机质的沉淀。这些有机质是整个生态系统在保持功能耦合的调节中释放出来的。鱼、虾的排泄物，鱼、虾死亡和腐烂的水草都变成有机质沉淀下来。这些东西在每天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功能耦合。然而，经过上百年时间的沉淀，就会出现沼泽化，把池塘填平。只要系统中有生命存在，就无法阻止有机质的积累。我们把沼泽化原因的分析提高到系统组织理论水平来看，调节功能丧失的原因就容易理解了。关键在于，组成一个大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的功能都不可能是单一的，每个子系统都有很多种功能，即使对于子系统的某一种功能，也常常由很多不同的方面组成。这些不同的功能以及某一功能的不同方面是不可分离的，比如水草这个系统，有提供给鱼虾食物和氧气的功能，也有增加池塘中有机质的功能。生命系统的结构决定了这两种功能总是同时存在的。当子系统形成了相互适应的大系统时，只能做到某几种功能互相耦合，或者某种功能的某几方面互相耦合，而每个子系统复杂的功能不能全部参与耦合，对于不参加耦合的其余部分，只要暂时没有害处，就不会影响大系统的组织。但是，正因为它们没有实行功能耦合，必然对子系统结构产生影响，这种作用虽然很小，但会慢慢地导致各个子系统结构发生畸变，子系统结构畸变到一定程度，那些互相耦合的功能就会受到损害，正如有机物的沉淀逐步改变了池塘结构那样，畸变的结果最后导致互相维系的状态的破坏。我们把组织内部没有实行耦合的功能慢慢使结构畸变，最后破坏那些互相耦合功能的现象称为“功能异化”。众所周知，异化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经典作家运用它表达这样一种普遍现象：事物的性质慢慢被这种性质本身带来的结果所改变。在此，我们借用该词，提出组织系统“功能异化”，这是一个新概念。下面读者将看到。在研究社会结构演变的模式中，它有重要的作用。因为，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功能的异化是互相维系的状态被破坏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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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是由许许多多的子系统组成的，每一个子系统都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实体，它必然具有众多的功能，即使对于某一种功能，也往往具有很多方面，因此，当子系统互相耦合组成社会结构时，不可能使每个子系统所有功能和每一种功能的所有方面都互相耦合起来，必然有很多功能是互相不耦合的，因此，功能异化将不可避免。举例来说，工厂是经济组织中的子系统，只要它生产社会必需的产品，就必然与经济结构其他子系统实行功能耦合。但是工厂这一个子系统绝不可能只有这样一种功能，它除了具备生产社会必需的产品这种功能外，必然有许多其他功能。因为工厂由许许多多的人和设备组成，人和物的集合必然带来其他方面的行为。比如工厂会影响附近居民区的社会风气和购买力，等等。即使对于生产产品这一功能本身，也是由很多不可分离的侧面组成的，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会带来一些副产品，出现废料处理问题，功能的这些方面如果不实行互相耦合，虽暂时不会危及经济结构的稳定，但是它们的长期作用会带来一系列积累性的不可逆变化。废气与污水的积累会破坏环境，这类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结构各个子系统的适应性会受到影响。对于工厂这些相对简单的子系统来说，我们在组织经济结构时，可以尽可能使它各种功能都互相耦合。但是，由于社会结构子系统功能极为复杂，它的每一种功能所涉及的方面都极为广阔，要使一切功能和任何一种功能的一切方面完全实行耦合，这是做不到的。社会组织只能让其中部分互相耦合、互相维系，而其他更多的部分暂时无害，就不会妨碍社会结构的形成，因此，时间一长，功能异化就必然出现，而且社会组织越复杂，功能异化也就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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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中，每当新王朝开始时，必须建立一套官僚机构，用它管理郡县、征集税收，调解民事，防止割据，这些功能对社会其他子系统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整个官僚系统的结构也是根据这一功能设计的。但为了形成这些功能，就要把儒生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必然同时具有许多其他功能。比如，儒生既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又是特权的享受者。于是就有贪赃受贿、假公济私的可能性。在王朝初期，这些功能不占主要地位，整个官僚机器能够同社会结构实行耦合。随着时间推移，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权力营私舞弊也就严重起来，土地兼并的程度也加剧了。土地兼并的积累反过来侵蚀官僚机构，使整个机构日益腐败，最后官僚机构就发生了畸变，破坏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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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利用身边的宦官监督官僚机器亦是如此，太监本来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他们具有从外部监督整个官僚机器的功能。但这种功能必然有另外一个侧面，这就是太监在利益上与儒臣有天然的矛盾。宦官可以为了自己的私利打击儒臣，让皇帝疏远大臣，提拔亲信。所以，历史上凡是皇帝能够控制太监的时候，只是利用了太监功能的一个侧面。当另一个侧面暂时没有显露出来时，宦官确实可以放大皇权，起到调节作用。但久而久之，功能的另一个侧面必然表现出来，整个官僚机构会由于它的作用加速变形，造成宦官专权，朝政越来越腐败。最后，整个官僚机器完全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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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同样道理，印度莫卧尔王朝为了保持帝国的统一，必须依靠各级柴明达尔去征收赋税。但是，无论是大柴明达尔，还是中、小柴明达尔在实行这项工作时，都要同时附带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千方百计地把由他们负责管理和征税的地区变为自己的世袭领地。这种功能久而久之就使柴明达尔从国家税收者异化为土地占有者，封建割据代替了统一王权。注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