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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异化也可以在文化系统中表现出来。印度的童婚习惯就是印度教功能异化的一种结果。印度教教义本身虽然没有规定童婚，只是着重强调结婚成家。作为由宗教主张的生活准则，除了限制人们的活动外，它的功能必然有另外的一面，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准则。因此印度妇女在很小的时候就担心自己嫁不出去，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童婚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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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为了一个系统具有某种必需的功能，必须有相应的结构和组织方式。结构和组织方式总是比较复杂的，因此，结构带来的功能也必定是复杂的，甚至总会带有一些附加功能，它们不能全部实现功能耦合，这几乎是铁的准则。这一点，对调节器的调节功能来说，特别明显。在社会结构的调节器中，尤其是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调节，基本是靠法令和政策来实现的。任何一种调节方式，乃至任何一项政策法令都有功能异化的特点。政策和法令是人为的一种规定，它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它是为达到一个具体目的而设计的调节手段。但任何一个政策、法令的影响都是多方面的，它除了针对调节对象所需的目标外，必然有附加性的影响。只要它那复杂的多方面影响在短期内无害，这个法令就是有效的。然而政策和法令长期实施的结果，附加性的影响就会变得大起来，出现了制定政策法令的人根本考虑不到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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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8年，罗马皇帝图拉颁布法律，规定元老议员须将三分之一以上资财投资于意大利的农业。注281目的是解决当时意大利的农业危机。他绝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意大利的土地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出现了一个政府难以控制的大奴隶主集团。十二世纪时，英国国王亨利二世颁布法令，强行推行农奴化。他的目的是加强农奴制，把原来属于国王的臣民变成领主的依附者，使他们不能随便地把维兰赶出庄园，或任意加重维兰的劳动负担，注282以便建立稳定的封建制度。但是，用法律来固定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关系，潜含着限制农奴主对农奴的权力。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法令的附加含义在几百年后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习惯法，竟成为摧毁庄园经济的有效武器。后来，无论经济有什么样的变化，甚至发生通货膨胀，农奴交给领主的地租是永远不变的，结果造成旧领主经济地位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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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认为政策和法令是可以变化的，当那些附加影响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时，往往就会取消法令或实行相反的政策。人口过剩时，可以实行节制生育的政策，人口减少时，可以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这样，政策和法令的异化就不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有些重大政策是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除非社会结构出现更替，否则这些政策法令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国家绝不会改变把奴隶视为主人私有财产的法令。同样，埃及的法老也绝不会制定没收神庙土地的法令。公元前三世纪，印度的孔雀王朝一反传统，阿育王在组织国家官僚队伍时打破了种姓制度。这种法令政策之所以能够实行，原因是当时印度社会的结构已发生了变化。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佛教代替了婆罗门教；在政治结构中，大一统代替了分裂割据；在经济结构中，商人阶级兴起了。在婆罗门教占统治地位时期，这种改变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历史上也确实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实例。因此，在一种固定的社会结构中，子系统的任何一种调节都不可能以摧毁结构为代价。这样，附加功能导致异化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此外，功能异化不仅来自子系统之间的调节，而且还来自子系统的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本身也是由许多小组织耦合起来的，这些小组织的功能也会在运行中发生异化。只要有组织存在，就会发生功能异化。只要有生命，就会有死亡。一切成功都包含着失败的痛苦。任何一个组织系统都处在这种组织和无组织两种因素相互消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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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可以用一般的组织原理来证明功能异化的必然性。组织必须在功能耦合中相互调节。大组织的形成需要小组织的功能形成各种耦合网络。用简单的实体组成复杂的系统总会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这就是子系统性质的多样性和组织本身的整体性，二者是对立的。一切组织都只能选择子系统的几种性质来形成整体，而不可能使子系统的一切功能都互相耦合起来，子系统的多余性质，那些没有耦合的功能就成了混乱的根源。它们必然造成整个结构的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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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一个比喻：赫胥黎之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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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被破坏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结构本身将难以容纳在该结构中发展起来的丰富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是固定的，而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流动的。任何一个社会已经形式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灰色的，但具有创造力的生活之树却是常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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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个比喻：社会结构就像英国的议会大厅，它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一旦成形之后，就具有固定性。今天英国的议会大厅，自1852年重建之后，始终是老样子。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对它来说无非是装上了空调机，每个座位都有了话筒，改善了照明系统，这些都是非结构部分的更新。大厅的容量绝不会再变了。今天英国的下议员有635名，其数目已超过大厅原先设计的席位。这表明，天长日久，社会结构必然被丰富的社会生活所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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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与社会结构发生冲突，它是导致社会结构出现不能互相维系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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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发展为什么会破坏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社会结构不是社会生活本身。它是在某一历史阶段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化、社会化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注意我们的限定：占主导地位、形式化、社会化的关系。生活内容不都是形式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都是社会化了的，即使形式化、社会化了，也不见得占主导地位。罗马帝国建立以后，不仅把许多古代民族的生活方式包含了进来，而且把他们的宗教信仰都容纳进来了。当时Aristeides P. Aelinc在《罗马见闻录》一书中写道：“就像地球负载所有的人类，罗马也迎接世上所有的人民进入她的胸怀，就像海洋接纳百川。”在许多民族和城市的大海中，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千姿百态的。罗马允许他们各自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传统。条件是不能与罗马法律发生冲突。无疑，这些都是罗马社会的生活，有些甚至是社会组织。但他们未必是罗马帝国结构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不一定占主导地位，有些还没有形式化、社会化。据吉本估计，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徒大约有600万，占罗马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注283虽然当时基督教已经相当普及，但在西罗马帝国，它还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那么占主导地位的，已经形式化、社会化了的结构，同不占主导地位的，尚没有社会化、形式化的社会生活有什么不同呢？第一，社会生活比社会结构丰富得多。它们处于不断的流动变化中。而社会结构是相对固定的、不能随意变化的。第二，没有社会结构的支持，正常的社会生活就不能进行。我们只要去考察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人类生活，都可以发现，社会结构就像一个桶，只有它才能容纳有组织的人类生活。但它只是一个容器，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全体。古希腊的工场主组织橄榄油的生产，商人做生意，公民兵为城邦作战，公民大会选举执政官，这一切活动都是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的组成部分。没有它们，古希腊社会就组织不起来。但是，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组织学术团体，阿基米得数沙粒，罗马船夫组织行会，这些并不属于社会结构。这是在结构中生活的人们可以自由创造的东西，每一个人一方面在完成社会规定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在创造新的生活。亿万人的活动就像一个创造和发展的洪流。旧的习惯消失了，新的习惯出现了。生活方式改变了，科学技术成长了，这一切虽然都要依附于社会结构，但它们日益增多，必然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社会结构能否容纳增长了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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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作过一个比喻：地球上生命的增加，就像往一个大桶中放苹果，苹果放满了，但桶还有空隙，还可以往里加石子，石子在苹果中间，不会使苹果溢出来，石子加满了，还可以加细沙，最后还要加入几加仑水。桶就是生物圈最主要的结构，它们是土壤、大气和绿色植物。苹果、石子、细沙和水是一批批依附在生物圈内的各种生态系统。如果地球上不是首先出现了这个桶的结构，那么整个复杂的生命系统的增加都是不可能的。既然有了桶，就可以往里填入各式各样的东西，其丰富多彩与桶的单调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赫胥黎的桶在比喻生态结构时有些牵强附会的话，那么比喻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却很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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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没有谈到不断地往桶里加东西会出现什么后果。如果桶里装的东西有一种内在的不可遏制的增长趋势的话，显而易见，桶迟早会被撑破。社会结构就是赫胥黎的桶，它的适应性会被生活的增长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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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社会结构之桶中的社会生活一定会不断增长，甚至到快满出来时，仍不会停止这种不断膨胀的趋势呢？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社会结构和它所容纳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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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的关系可以由两方面构成：一是结构的支持作用，二是结构对生活的限制作用。我们前面已讲过，创造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人只有从这种结构中获得支持，才能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每个人只有从社会组织中获得生活资料，才有可能进行其他活动。资源、经济能力对人口供养的支持，国家对科学团体经费的支持，社会交通通讯对人与人各种交往联系的支持，都是这一类。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的另一类作用是限制，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都有一定的控制。原则上，它只允许人们进行对结构无害的活动。罗马帝国允许不同民族和各城市自治，但不允许违背罗马法律，更不允许自行组织军队。中世纪基督教也不允许从事异教活动。表面上看，由于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有着限制作用，社会生活不会无限增长；当它膨胀到赫胥黎之桶的边缘时，就会碰到社会结构对它的限制，从而放慢速度，最终停下来。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任何限制都有自己不能控制的地方，也就是存在盲区，而社会生活几乎是无限丰富的。因此，那些正好处于社会结构限制作用下的盲区部分仍会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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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任何一种相对固定的限制手段来控制一个不断变化的对象时，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农药对害虫是一种限制手段，但久而久之，尽管提高了农药的浓度，害虫仍在不断繁殖。原因是任何一种农药都不是长期万能的，总会有一些昆虫对它产生抗药性。这就是控制手段的盲区。某一种农药的长期使用还会导致新的害虫。原因很清楚，关键在于被控制对象是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而控制手段却是有局限性的。农药可以有效地控制没有抗药性的昆虫增长，这样恰恰给有抗药性的昆虫腾出了生长空间，而且昆虫本身会有抗药性的变异。因此，长期使用固定的调节手段去控制一个不断增长变化的对象，一定会出现那些处于控制作用盲区之中的部分不断增长。社会结构是相对固定的东西，而社会生活却是千变万化的，因此，社会生活中必定有社会结构限制作用的盲区。社会生活越丰富，盲区越大。处在盲区中的部分也就增长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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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习惯法和领主对农奴的人身控制，是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一般说来，西欧封建社会不允许与此矛盾的东西无限发展。但是这种限制也有盲区。基督教承认领主对农奴的支配权，农奴的子女还是领主的农奴。从表面上看，农奴和领主关系的确立是无疑的，无论多久，也不会改变其隶属关系。然而这种制度仍有自己的盲区。基督教严禁近亲结婚。而中世纪的庄园规模有限，农奴很难在本庄园中选择配偶，不得不到外面庄园去找。结果一个农奴和另一个领主庄园的农奴结婚，生下来的孩子属于哪一个领主呢？假如生了两个孩子，一个领主就应当分得一个。但基督教规定一般不得拆散家庭。家庭的完整是受到宗教保护的。这样，农奴的子女问题就有可能构成盲区。一代一代繁殖的结果，势必使盲区面积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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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区扩大使控制性调节不得不经常改变办法。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是不能随便改的。发展着的生活就像射出的箭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增殖了的人口不能再消失，历史演变的既成事实不能否认。只要社会之桶还没破裂，它必然越装越满，最后整个系统将被日益增长的自身重量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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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区日益扩大，在盲区中的社会生活日益增长，社会结构无法限制它，却还要支持它。它使社会结构的负荷越来越重。一般说来，随着盲区扩大，社会生活不断增长，除了使社会结构的支撑能力越来越紧张外，社会生活对结构没有什么直接的破坏作用。但是，当盲区的扩大一旦超过了极限，就会使社会结构松弛，把整个桶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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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在领土扩张中把一个个民族容纳进来。奴隶作为战俘参加罗马生活的时候，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系统没有多大影响，随着奴隶的数量越来越多，奴隶制度越来越发展，奴隶的思想及奴隶带来的宗教信仰开始夹杂到自由民的信仰中，一个新来的神获得了罗马公民中一部分人的心。最后，罗马自身的文化被外来之水冲淡了。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庞杂，罗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对自由民信仰的维持能力日益减弱，各种各样的文化、宗教和信仰在罗马土地上繁殖起来，支撑能力的变化形成文化系统的变化，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宗教信仰的沉重果实都挂在即将断裂的社会结构的树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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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之桶容纳的社会生活越多、越庞杂，这个桶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一方面，社会生活把桶填得越满，越表现出桶的有限性，社会生活就会同桶的容量冲突起来。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受到空间范围的约束，本身也容易冲撞起来，发生对立和斗争。这一切都会振荡社会结构之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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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本章的思路归结起来就是：社会结构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它将来是要毁坏的。毁坏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结构功能的异化。它是结构自己摧毁自己的过程。再者是附着在结构上的社会生活的增长，它迟早会使相对固定的结构与它容纳的生活不相适应。它表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够通过内在的调节力使自己永远处于适应状态，没有万古长存的帝国。社会内部永恒地存在演化的动力，促使其走向不能互相维系，走向新的社会结构。这种内在动力向人们宣告了生命历程的辩证法：凡是产生出来的东西注定要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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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三章 新社会结构的诞生：西欧封建社会和拜占庭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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