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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异化也可以在文化系统中表现出来。印度的童婚习惯就是印度教功能异化的一种结果。印度教教义本身虽然没有规定童婚,只是着重强调结婚成家。作为由宗教主张的生活准则,除了限制人们的活动外,它的功能必然有另外的一面,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准则。因此印度妇女在很小的时候就担心自己嫁不出去,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童婚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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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为了一个系统具有某种必需的功能,必须有相应的结构和组织方式。结构和组织方式总是比较复杂的,因此,结构带来的功能也必定是复杂的,甚至总会带有一些附加功能,它们不能全部实现功能耦合,这几乎是铁的准则。这一点,对调节器的调节功能来说,特别明显。在社会结构的调节器中,尤其是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调节,基本是靠法令和政策来实现的。任何一种调节方式,乃至任何一项政策法令都有功能异化的特点。政策和法令是人为的一种规定,它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它是为达到一个具体目的而设计的调节手段。但任何一个政策、法令的影响都是多方面的,它除了针对调节对象所需的目标外,必然有附加性的影响。只要它那复杂的多方面影响在短期内无害,这个法令就是有效的。然而政策和法令长期实施的结果,附加性的影响就会变得大起来,出现了制定政策法令的人根本考虑不到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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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8年,罗马皇帝图拉颁布法律,规定元老议员须将三分之一以上资财投资于意大利的农业。注281目的是解决当时意大利的农业危机。他绝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意大利的土地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出现了一个政府难以控制的大奴隶主集团。十二世纪时,英国国王亨利二世颁布法令,强行推行农奴化。他的目的是加强农奴制,把原来属于国王的臣民变成领主的依附者,使他们不能随便地把维兰赶出庄园,或任意加重维兰的劳动负担,注282以便建立稳定的封建制度。但是,用法律来固定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关系,潜含着限制农奴主对农奴的权力。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法令的附加含义在几百年后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习惯法,竟成为摧毁庄园经济的有效武器。后来,无论经济有什么样的变化,甚至发生通货膨胀,农奴交给领主的地租是永远不变的,结果造成旧领主经济地位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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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认为政策和法令是可以变化的,当那些附加影响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时,往往就会取消法令或实行相反的政策。人口过剩时,可以实行节制生育的政策,人口减少时,可以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这样,政策和法令的异化就不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有些重大政策是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除非社会结构出现更替,否则这些政策法令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国家绝不会改变把奴隶视为主人私有财产的法令。同样,埃及的法老也绝不会制定没收神庙土地的法令。公元前三世纪,印度的孔雀王朝一反传统,阿育王在组织国家官僚队伍时打破了种姓制度。这种法令政策之所以能够实行,原因是当时印度社会的结构已发生了变化。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佛教代替了婆罗门教;在政治结构中,大一统代替了分裂割据;在经济结构中,商人阶级兴起了。在婆罗门教占统治地位时期,这种改变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历史上也确实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实例。因此,在一种固定的社会结构中,子系统的任何一种调节都不可能以摧毁结构为代价。这样,附加功能导致异化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此外,功能异化不仅来自子系统之间的调节,而且还来自子系统的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本身也是由许多小组织耦合起来的,这些小组织的功能也会在运行中发生异化。只要有组织存在,就会发生功能异化。只要有生命,就会有死亡。一切成功都包含着失败的痛苦。任何一个组织系统都处在这种组织和无组织两种因素相互消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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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可以用一般的组织原理来证明功能异化的必然性。组织必须在功能耦合中相互调节。大组织的形成需要小组织的功能形成各种耦合网络。用简单的实体组成复杂的系统总会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这就是子系统性质的多样性和组织本身的整体性,二者是对立的。一切组织都只能选择子系统的几种性质来形成整体,而不可能使子系统的一切功能都互相耦合起来,子系统的多余性质,那些没有耦合的功能就成了混乱的根源。它们必然造成整个结构的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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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一个比喻:赫胥黎之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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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被破坏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结构本身将难以容纳在该结构中发展起来的丰富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是固定的,而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流动的。任何一个社会已经形式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灰色的,但具有创造力的生活之树却是常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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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个比喻:社会结构就像英国的议会大厅,它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一旦成形之后,就具有固定性。今天英国的议会大厅,自1852年重建之后,始终是老样子。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对它来说无非是装上了空调机,每个座位都有了话筒,改善了照明系统,这些都是非结构部分的更新。大厅的容量绝不会再变了。今天英国的下议员有635名,其数目已超过大厅原先设计的席位。这表明,天长日久,社会结构必然被丰富的社会生活所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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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与社会结构发生冲突,它是导致社会结构出现不能互相维系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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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发展为什么会破坏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社会结构不是社会生活本身。它是在某一历史阶段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化、社会化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注意我们的限定:占主导地位、形式化、社会化的关系。生活内容不都是形式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都是社会化了的,即使形式化、社会化了,也不见得占主导地位。罗马帝国建立以后,不仅把许多古代民族的生活方式包含了进来,而且把他们的宗教信仰都容纳进来了。当时Aristeides P. Aelinc在《罗马见闻录》一书中写道:“就像地球负载所有的人类,罗马也迎接世上所有的人民进入她的胸怀,就像海洋接纳百川。”在许多民族和城市的大海中,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千姿百态的。罗马允许他们各自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传统。条件是不能与罗马法律发生冲突。无疑,这些都是罗马社会的生活,有些甚至是社会组织。但他们未必是罗马帝国结构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不一定占主导地位,有些还没有形式化、社会化。据吉本估计,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徒大约有600万,占罗马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注283虽然当时基督教已经相当普及,但在西罗马帝国,它还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那么占主导地位的,已经形式化、社会化了的结构,同不占主导地位的,尚没有社会化、形式化的社会生活有什么不同呢?第一,社会生活比社会结构丰富得多。它们处于不断的流动变化中。而社会结构是相对固定的、不能随意变化的。第二,没有社会结构的支持,正常的社会生活就不能进行。我们只要去考察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人类生活,都可以发现,社会结构就像一个桶,只有它才能容纳有组织的人类生活。但它只是一个容器,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全体。古希腊的工场主组织橄榄油的生产,商人做生意,公民兵为城邦作战,公民大会选举执政官,这一切活动都是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的组成部分。没有它们,古希腊社会就组织不起来。但是,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组织学术团体,阿基米得数沙粒,罗马船夫组织行会,这些并不属于社会结构。这是在结构中生活的人们可以自由创造的东西,每一个人一方面在完成社会规定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在创造新的生活。亿万人的活动就像一个创造和发展的洪流。旧的习惯消失了,新的习惯出现了。生活方式改变了,科学技术成长了,这一切虽然都要依附于社会结构,但它们日益增多,必然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社会结构能否容纳增长了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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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作过一个比喻:地球上生命的增加,就像往一个大桶中放苹果,苹果放满了,但桶还有空隙,还可以往里加石子,石子在苹果中间,不会使苹果溢出来,石子加满了,还可以加细沙,最后还要加入几加仑水。桶就是生物圈最主要的结构,它们是土壤、大气和绿色植物。苹果、石子、细沙和水是一批批依附在生物圈内的各种生态系统。如果地球上不是首先出现了这个桶的结构,那么整个复杂的生命系统的增加都是不可能的。既然有了桶,就可以往里填入各式各样的东西,其丰富多彩与桶的单调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赫胥黎的桶在比喻生态结构时有些牵强附会的话,那么比喻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却很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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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没有谈到不断地往桶里加东西会出现什么后果。如果桶里装的东西有一种内在的不可遏制的增长趋势的话,显而易见,桶迟早会被撑破。社会结构就是赫胥黎的桶,它的适应性会被生活的增长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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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社会结构之桶中的社会生活一定会不断增长,甚至到快满出来时,仍不会停止这种不断膨胀的趋势呢?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社会结构和它所容纳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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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的关系可以由两方面构成:一是结构的支持作用,二是结构对生活的限制作用。我们前面已讲过,创造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人只有从这种结构中获得支持,才能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每个人只有从社会组织中获得生活资料,才有可能进行其他活动。资源、经济能力对人口供养的支持,国家对科学团体经费的支持,社会交通通讯对人与人各种交往联系的支持,都是这一类。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的另一类作用是限制,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都有一定的控制。原则上,它只允许人们进行对结构无害的活动。罗马帝国允许不同民族和各城市自治,但不允许违背罗马法律,更不允许自行组织军队。中世纪基督教也不允许从事异教活动。表面上看,由于社会结构对社会生活有着限制作用,社会生活不会无限增长;当它膨胀到赫胥黎之桶的边缘时,就会碰到社会结构对它的限制,从而放慢速度,最终停下来。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任何限制都有自己不能控制的地方,也就是存在盲区,而社会生活几乎是无限丰富的。因此,那些正好处于社会结构限制作用下的盲区部分仍会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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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任何一种相对固定的限制手段来控制一个不断变化的对象时,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农药对害虫是一种限制手段,但久而久之,尽管提高了农药的浓度,害虫仍在不断繁殖。原因是任何一种农药都不是长期万能的,总会有一些昆虫对它产生抗药性。这就是控制手段的盲区。某一种农药的长期使用还会导致新的害虫。原因很清楚,关键在于被控制对象是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而控制手段却是有局限性的。农药可以有效地控制没有抗药性的昆虫增长,这样恰恰给有抗药性的昆虫腾出了生长空间,而且昆虫本身会有抗药性的变异。因此,长期使用固定的调节手段去控制一个不断增长变化的对象,一定会出现那些处于控制作用盲区之中的部分不断增长。社会结构是相对固定的东西,而社会生活却是千变万化的,因此,社会生活中必定有社会结构限制作用的盲区。社会生活越丰富,盲区越大。处在盲区中的部分也就增长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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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习惯法和领主对农奴的人身控制,是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一般说来,西欧封建社会不允许与此矛盾的东西无限发展。但是这种限制也有盲区。基督教承认领主对农奴的支配权,农奴的子女还是领主的农奴。从表面上看,农奴和领主关系的确立是无疑的,无论多久,也不会改变其隶属关系。然而这种制度仍有自己的盲区。基督教严禁近亲结婚。而中世纪的庄园规模有限,农奴很难在本庄园中选择配偶,不得不到外面庄园去找。结果一个农奴和另一个领主庄园的农奴结婚,生下来的孩子属于哪一个领主呢?假如生了两个孩子,一个领主就应当分得一个。但基督教规定一般不得拆散家庭。家庭的完整是受到宗教保护的。这样,农奴的子女问题就有可能构成盲区。一代一代繁殖的结果,势必使盲区面积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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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区扩大使控制性调节不得不经常改变办法。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是不能随便改的。发展着的生活就像射出的箭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增殖了的人口不能再消失,历史演变的既成事实不能否认。只要社会之桶还没破裂,它必然越装越满,最后整个系统将被日益增长的自身重量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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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区日益扩大,在盲区中的社会生活日益增长,社会结构无法限制它,却还要支持它。它使社会结构的负荷越来越重。一般说来,随着盲区扩大,社会生活不断增长,除了使社会结构的支撑能力越来越紧张外,社会生活对结构没有什么直接的破坏作用。但是,当盲区的扩大一旦超过了极限,就会使社会结构松弛,把整个桶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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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在领土扩张中把一个个民族容纳进来。奴隶作为战俘参加罗马生活的时候,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系统没有多大影响,随着奴隶的数量越来越多,奴隶制度越来越发展,奴隶的思想及奴隶带来的宗教信仰开始夹杂到自由民的信仰中,一个新来的神获得了罗马公民中一部分人的心。最后,罗马自身的文化被外来之水冲淡了。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庞杂,罗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对自由民信仰的维持能力日益减弱,各种各样的文化、宗教和信仰在罗马土地上繁殖起来,支撑能力的变化形成文化系统的变化,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宗教信仰的沉重果实都挂在即将断裂的社会结构的树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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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之桶容纳的社会生活越多、越庞杂,这个桶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一方面,社会生活把桶填得越满,越表现出桶的有限性,社会生活就会同桶的容量冲突起来。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受到空间范围的约束,本身也容易冲撞起来,发生对立和斗争。这一切都会振荡社会结构之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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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本章的思路归结起来就是:社会结构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它将来是要毁坏的。毁坏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结构功能的异化。它是结构自己摧毁自己的过程。再者是附着在结构上的社会生活的增长,它迟早会使相对固定的结构与它容纳的生活不相适应。它表明,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够通过内在的调节力使自己永远处于适应状态,没有万古长存的帝国。社会内部永恒地存在演化的动力,促使其走向不能互相维系,走向新的社会结构。这种内在动力向人们宣告了生命历程的辩证法:凡是产生出来的东西注定要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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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三章 新社会结构的诞生:西欧封建社会和拜占庭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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