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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 Immanuel Kant,The Philosophy of Law, Part Ⅰ,no.24 ed .W.Hastie,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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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 有一个笑话，美国有个少年居然问父母：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我们看来这或许有点荒谬，但只要把一切组织和人际关系都基于契约时，这种思想方法不难理解。例如康德曾这样论证：“一个未经他本人同意，而把一个人带进了这个人间世界的过程，而且通过别人负有责任的自由意志把他安排在人间。因此，这种行为加给父母一项责任——尽他们力所能及——要满足他们子女应有的需要。”(Immanuel Kant,The Philosophy of Law, Part Ⅰ,no.25 ed .W.Hastie,p.11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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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 因国家和公司等个人为达到某种目的建立的契约组织明显不同，在政治哲学中不是所有学者都同意国家亦是契约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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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 路易·杜蒙(Louis Dumont)曾这样形容西方现代契约论：“1600年之后的过渡情形至少需要有两个连在一起的契约论。第一个是‘社会’契约论，这是一种具有平等或同伙(Genossenschaft)关系特色的契约论，另一个是政治契约论，引进了服从及某一统治者或统治机构(Herrschaft)之事。而哲学家们则把繁多的契约论化简为一：霍布斯(Hobbes)把服从的契约变成一般社会生活的出发点。洛克则把第二种契约以托付(Trust)论来取而代之，而卢梭则把统治者完全加以压制。”(［法］路易·杜蒙：《个人主义论集》，黄柏棋译，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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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1 这时，世界变成类似于由各个国家组成的邦联那样的系统。该观念最早由康德提出，他指出：根据社会契约观念，建立一个各民族的联邦是必要的。(［英］迈克尔·莱斯诺夫等：《社会契约论》，刘训练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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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2 ［英］雷蒙·威廉士：《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182~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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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收入苖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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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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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7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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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6 ［英］基托：《希腊人》，第153~154、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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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7［美］菲特烈·华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西方政治传统》，李丰斌译，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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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8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刘锋译，收入载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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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9 Maxwell Macmilla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p.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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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0 不仅西方如此，对于在西方冲击下实行现代转型的社会亦如此。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个人观念和相应指涉自我的词汇。具今日意义的“个人”一词是十九世纪未出现的，二十世纪初用于翻译individual。中国人接受西方个人观念是西方冲击下文化现代转型的结果，亦意味着现代认同的确立。(金观涛、刘青峰：“中国个人观念起源、演变及其形态初探”，载《二十一世纪》总84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4年8月刊，第5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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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1 历史学家早就发现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这就是工业革命即经济的超增长是和法国大革命差不多同时开始的，两者都发源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左右。霍布斯邦(Hobsbawn, E. J.)称之为欧洲的双元革命，所谓双元，一个是指从英国起步的工业革命，另一个是自法国大革命开始席卷欧洲摧毁旧制度的社会革命。我们将在第四章指出，双元革命证明了现代社会结构的建立和生产力超增长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正是法国大革命的冲击波，导致基督教世界向民族国家的转化，一方面是现代价值在大革命中传播，另一方面是欧洲抵抗拿破仑入侵民族主义的凸显，在法国大革命的带动下，不仅是欧洲甚至是拉丁美洲都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原基督教世界终于变成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市场经济推广到整个欧洲，并在国际法之下把全世界都包含进来，故现代化一定是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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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2 ［英］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nm)：《革命的年代》，王章辉译，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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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3 ［德］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经济全球化》，朱章才译，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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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 ［英］霍布斯邦：《资本的年代》，张晓华译，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第4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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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 宫崎正胜：《图解世界近现代史》，黄秋凤译，易博士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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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 宫崎正胜：《图解世界近现代史》，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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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7 1845年英国铁路总长度为3277公里，1855年增至13411公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法国形成以巴黎为中心的铁路网。1869年欧洲铁路为106，000公里，1900年则增至275，000公里，全世界铁路达960，000公里(宫崎正胜：《图解世界近现代史》，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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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8 ［英］霍布斯邦：《资本的年代》，第54、7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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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9 汉娜·阿伦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收入载旺浑、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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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0 Habermas Jurgen(1989),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MA
:MIT Press，German original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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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 一讲到公共空间，人们就会想到它同传统国家的矛盾；现代公共空间的兴起同时是传统国家控制的衰落，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必须注意，现代公共空间必须生活在法律架构中，没有法治公共空间是不稳定的。而法治必须由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故公共空间和国家之矛盾，实为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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