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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坦贾总统又一次开始和中国商谈开采新矿的事宜。几天后，吉博少校发动军事政变，坦贾被赶下了台。吉博一上台就推翻了和中国人的协议，并特别强调了尼日尔和法国以及阿海珐集团的友好合作关系。第二年，马哈马杜·伊素福通过大选上台，而他曾是阿海珐集团的矿物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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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初，世界银行就已经做好准备推动其粮食灌溉计划。世界银行声称该计划能帮助尼日尔约40万公顷面积的土地产量翻十倍，从而保障尼日尔全国人民的粮食安全。但是世界第二大铀生产国却没钱推动该计划在本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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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时期，1公顷田地可以产粮300公斤，一个农民平均可以耕种3公顷农田，也就是说每人可以产粮近1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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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时欧洲大陆的农田平均每公顷可产粮600公斤，而平均每个农民有可耕田4公顷，也就是说每人能产粮两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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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英格兰，每公顷土地可以产粮1吨，每个农民平均有田5公顷，也就是说每人能产粮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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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1公顷田地可产粮2吨，而平均每个农民有田地25公顷：可以产粮5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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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1世纪初的美国，1公顷高产的田地可以产粮10吨，而每个农民平均拥有200公顷土地：能够产粮2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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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21世纪初的萨赫勒地区，1公顷土地只能产粮700公斤，每个农民平均只有1公顷土地，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产粮700公斤，比2000年前罗马帝国时期的农民的人均产粮还要少，比同期的美国农民人均产粮少了两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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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在某个领域里会有如此大的差距，但这种事却偏偏发生在了农业领域：给我们提供食物的基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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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陆的土地很干旱：和欧洲、美国、亚洲的标准相比，非洲4%的可耕地都有各种各样的灌溉问题。世界气象组织曾在巴西北部做过一次实验，他们把两公顷种豆子的土地拿来作比较，一块靠自然灌溉，一块靠人工灌溉。实验结果显示，只靠雨水灌溉的土地产量为50公斤，而另一块则为1500公斤，相差竟达三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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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非洲大陆还缺少更多的东西：在全世界有3000万台拖拉机，但是7亿非洲农民一共却只拥有其中的不到10万台，大多数还只是在用动物耕地。他们除了手、脚、锄头之外再也没有更多有效的工具了。实际上有专家说如果用于耕地的牵引力能翻倍的话，非洲可耕地的面积也会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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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7亿农民中，有5亿都没有优质的种子和肥料。大部分人都无法在外地卖自己收获的粮食：因为路况糟糕，也没有运粮食的卡车。所以要是他们足够幸运能有多余的粮食的话，那些粮食也通常会因储存条件太差而坏掉。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全球有25%的粮食都因动物啃食或储存不当而被毁坏，而这其中的大部分粮食毁坏现象都发生在贫穷国家，那里很多储藏粮食的地方过于简陋，甚至压根没有存粮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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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萨赫勒地带的人们吃不上饭我感到很愤怒。只要有政策扶持、有重视这个问题的官员，这个问题一定能解决。国际社会指责那里有太多的腐败官员，这确实是事实。但是国际社会也应该对此负责。如果我给你10西非法郎让你去买一支铅笔，但你从没把铅笔买回来，那么我自然不可能继续每年给你10西非法郎让你去买铅笔。可国际社会干的就是这事：他们提供援助，明知道他们援助的钱都落到了贪官的腰包里，却还是继续提供援助，不停地提供援助，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策略，使他们能继续在这个地区开展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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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要求匿名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在他位于尼亚美的办公室对我说：“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之间是互惠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经济方面：他们希望有一个贪腐的政府，因为这样的政府在美国或欧洲公司面前更容易让步。但又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还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国际上很多人希望让当地政府依赖自己提供的援助而生存，而当地政府也甘于如此，他们希望本国人民依赖国际援助而生存，让人们时刻处于饥饿的威胁下，这样人们就不会关注他们的政府在背地里做些什么了。当一个民族的肚子越空，他们睁开眼睛认真观察的次数就越少。同时人们已经习惯了伸手要饭，他们不会努力耕种，而是等着某个组织或某家银行把饭递到他们手上。我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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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拉医院的一位护士给我讲过一个母亲的故事：几个月来，她始终把她儿子的体重控制在标准线以下，为的是拿到补助食品来贴补家用：一小袋黍米和2升油。第二天我就听到了她和那位母亲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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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你的孩子还没治好，他的体重总是在标准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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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还没治好，这个小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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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为你没把所有的东西给他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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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我把东西都给他吃了。我觉得他是被下咒了，应该是被下咒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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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女人到处打听不同的组织派发食物的时间和地点，她们会步行几个小时去领取救济。有些人领救济是为了养活孩子，还有些人是为了将其卖出去换钱，再拿钱去买其他的食物：一包胖胖仓[11]在马达拉市场上的价格是150西非法郎，约合0.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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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尔的问题也同时是非洲、亚洲和美洲很多国家的问题，在尼日尔出现的饥饿不是“结构性”的，其实它也算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结构中是没有饥饿的。还是拿尼日尔来说吧，哪怕这片土地很贫瘠，但要是有肥料、除草剂、拖拉机和灌溉用水，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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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尼日尔的饥饿问题是一场人祸：要是在独立前一百年里，这个国家能有些储备；要是在独立后，被阿海珐集团拿走的铀能被这个国家用来发展农业：购入拖拉机，引入灌溉用水，修建公路，甚至建一些小企业……事情就会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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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华尔街日报》记者罗杰·瑟罗在他的著作《够了》中提到过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例。截至2002年，埃塞俄比亚的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多年上涨，这一切都得益于种子质量的提高，再加上肥料、拖拉机和水源的利用。2002年，埃塞俄比亚一跃成为仅次于南非的非洲第二大粮食生产国。然而问题是有多少人享受到了这些成果呢？厄立特里亚战争造成通向港口的道路毁坏，因此超出粮食生产区需求的多余粮食无法被其他地区利用，政府和私人企业也没有钱购买和储存这些多余的粮食。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上百万人仍然在忍饥挨饿，然而通向这些地区的道路却不能通行。只有国际援助的飞机才能到达那些地区：大多是美国的飞机，他们带去大量的美国食品，按规定这些飞机只能运输美国产的食品。一个国家有很多粮食，但是却只能通过昂贵的价格向美国购买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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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区粮食过剩。当地市场上满是价格低廉的粮食，在短短几天之内100公斤谷物的价格就从10美元下降到了2美元。很多农民一赔到底，到了来年没有钱购买种子、肥料或是水泵燃料：大量土地被闲置。2003年的粮食收获量是十年来最低的，饥饿在埃塞俄比亚全国蔓延。一个叫布鲁拉·图莱的农户对瑟隆说：“我知道如果我减少种植面积的话，就等于间接推动了粮食短缺。这很可怕，但我也没办法，我不能故意蒙受经济损失。”图莱上一年利用了1000公顷可耕地，但这一年只用了20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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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尼日尔的负责人莫莫有着多年在这一地区的工作经验：他在马里出生并成长，是多个不同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萨赫勒地区问题专家。莫莫说起话来很镇定，但是语气中透着一股坚毅：“有很多自然因素和人口因素在把问题搞得复杂。这里总是有各种灾害，还有虫子啊鸟啊会在粮食收获季的时候出来捣乱。这些问题都影响着近几十年历史的发展。很多流动性的牧民在一个地区安家落户，这就加剧了人口问题。当他们在某地定居之后，就会使当地人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减少。由于牧民减少，肥料也就相应减少了，而作为替代品的化学肥料却价格昂贵，因此粮食产量进一步减少。土地愈发贫瘠，再加上降水量减少，而人口又在不断增加……原来这片土地能生产足够的粮食，而现在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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