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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昌迪加尔，有笔直的宽阔大道，绿化很好，到处都是树木，人口密度很低，空气也很清新，人们是怀着一种信念来建设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有可能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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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人们已经不这么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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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迪加尔是一座理想化的城市，而且是由当权者和一群优秀的设计师出于良好的意愿建立的城市，而这些在20世纪已经行不通了。现在，国家层面上已经不允许有专断的集权者存在，当权者不能凭自己的意愿办事了，我当然不是说现在的政府就没有良好的意愿了，一开始他们总是有良好意愿的，但后来因为很多原因（例如饥饿问题），这些意愿就没了。我们选择接受现在这个世界，只是因为它还算不上糟糕透顶。所谓的民主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当权者的不完美和其他当权者的不完美平衡后的结果。但是饥饿问题说明这种平衡并没有那么天衣无缝。在这个问题上，资本主义很擅长推卸责任，他们什么都不想管，所以说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在任何问题上都很善于推卸责任。而在苏维埃国家，情况则恰好相反，往往是国家对所有问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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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十五年前，我参加了古巴圣克拉拉省企业家组织的一场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一位叫作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的古巴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这个年轻人当时留了一头长发，像个摇滚歌手，有可能成为劳尔·卡斯特罗的接班人。那天，参会者围坐在一张大桌子前，一个公务员模样的人给我们介绍了房屋建造的情况，后来另一个人介绍肝炎的疗法，又一个讲腌肉，还有的讲能源供应，讲朗姆酒酿造，讲粮食分配，讲雪糕制作，讲清洁水资源，讲准备棺材，讲校车时刻表，讲在校生的午后点心，还讲了很多其他的东西。会后，我对那位大人物说，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总是想把一切都掌控在手中，在这种制度下，任何一个个体所犯的错误最后都会由国家来承担责任。所以在这样的社会，往往在出现很多问题的同时会出现同样多的指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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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人要是没有准备棺材，那么责任要由自己承担，因为是他自己没能力买。而在这里，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过错是菲德尔的，也是社会主义的。这样的话，管理是很难进行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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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但是你想象不到当你看到一切都运转良好时的那种满足感。你看着人们一天天生活得更好，那种感觉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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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他这么说，我不由得开始思考权力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些好的统治者来说，为了能让人们过得更好，他们心甘情愿地掌握着那像炸弹一样的权力。权力可能有这层效力吧，但也只是对那些好的统治者而言。但更多的统治者掌权后想的可能只是如何不失去权力，因为他们担心失去权力后会在自己身上发生可怕的事情，又或者是因为他们不想过失去权力后的另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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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到了德文德·夏尔马的家，房子很新，他很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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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印度的饥饿问题这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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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出现这么严重的饥饿问题是毫无道理的。饥饿在这里是人祸而不是天灾，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从来没有从根本上重视这个问题。很多人其实是需要饥饿问题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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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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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的饥饿人口总数竟然是全球第一，这怎么也说不过去，毫无道理可言。印度政府总是会制定看上去很有力的公共援助计划，但问题是这笔钱最终大部分都落到了贪官手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了饥饿，这些人就得找其他办法‘谋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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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十分大胆：饥饿成了一个国家养活他忠心的服务人员的工具，国家从一些人口中夺下食物去养活另外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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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并不缺食物。如今每年印度都能生产比所需粮食量多5000万到6000万吨的粮食。然后国家会把这些粮食出口到国外，而不是让国内2.5亿饥民享用它们。所以我说印度的局势是很让人难以置信的：我们这里确实有饥民，但我们也有足够的粮食，可是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我们有这么多的饥民，同时又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这简直就是个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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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他刚才说的话我其实听到过许多次，他很有礼貌地问我是在哪听到的。我说是在阿根廷，在我的祖国，人们也经常那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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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个世界性问题。”他这样对我说道。他说在所有地方，问题都是一样的：粮食掌控在哪些人手中，他们决定怎么分配这些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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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德·夏尔马是一位记者，也是现役军人，他写过很多书，多数涉及农业、全球化和社会不公。德文德·夏尔马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很有风度，他留着一撮小胡子，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后来他对我说他属于婆罗门种姓，是最高等的种姓，他们的家庭职责是为年轻人们挑选男女朋友，而当他生病的时候，会有上百个亲人来探望他。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到2020年要将全球饥饿人口数量减半，那时世界饥饿人口总数为8.5亿，从那时起，其中的1.2亿已经死了，没人在乎过他们，而现在世界饥饿人口数量却达到了9亿，尽管如此，在2008年，全世界却把200万亿美元用在了拯救银行和其他财政集团上，这使得夏尔马更加确信有人对饥饿满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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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一次性解决饥饿问题，只需要拿出20万亿美元就够了，不过是刚才说的那笔钱的十分之一。所以很明显没有人真正想解决饥饿问题。换句话说，有人想让这个世界上有挨饿的人，因为挨饿的人也有可榨取的价值，一个吃饱喝足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太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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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这话，他又有点自嘲地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政客不希望解决饥饿问题。我要是印度总理的话，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国家消灭饥饿，这也能保证我继续在总理的位置上待下去。想想看吧，这2.5亿的饥民将会永远支持我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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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就我看到的而言，大多数人是不会因为缺乏食物而奋起反抗的，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因为营养不良才生病的，他们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吃得足够多了。然而夏尔马对我说事情并非如此，他说在印度有650个区，其中200个已经受到了纳萨尔组织活动的波及。出现这种情况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区农业的衰败。农粮问题总是左派兴起的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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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人们毁坏一块良田，把它用来发展工业或者用于不动产投资，换句话说用来供养城里人时，就会给纳萨尔组织的兴起有更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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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他继续说道，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觉悟到现有的体制无法带给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决定性的改变往往会先从农村开始，因为那里住着大多数人。所以要是有人想改变印度，他必须要做的就是掌控农业，得到农民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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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佣给我们送来了一杯茶、几块饼干、一小块芒果和一根香蕉。夏尔马对我说，12亿印度人中有大约一半都是直接靠农业过活的。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和他们的家人。还有2亿人是以加工农作物为生。也就是说，靠土地生存的印度人一共有8亿之多。但是目前却有很多大型公司想要剥夺他们赖以为生的东西，还想要使用更依赖技术而非人力的生产线。这种模式可能适合美国、巴西，但是却不一定适合印度。那些国家有着广袤的土地，人口却没有那么多，而在印度，情况却刚好相反。1947年的美国，一个农场平均占地约50公顷，在2005年则达到了200公顷。1947年的印度呢？4公顷。而现在更是只有1.3公顷。用美国的方式去开发土地会造成上百万印度人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而且这些人还无法到城市去，因为城市同样已经人满为患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其实是继续让他们有在地里干活的机会，而这也是他们最擅长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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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甘地说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套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体系，而是一套大多数人都能够参与其中的体系，在这套体系中，农民们可以在为自己生产粮食的同时有富余来供给社会，这应该成为一套可持续发展的体系，而且这样一来，农民们也就不会再被迫进入本已人满为患的大城市了。而在另一种模式里，有人会说农民们在田里种地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们每个月只能赚不到2000卢比，所以他们不应该继续种地了，而是应该到大城市找机会。我认为这种想法就是个灾难，我们需要的是一条刚好相反的道路：农民们应该留在地里，而且已经到大城市去了的农民应该返回农村，靠自己种的粮食来生活，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生产，不用农药和化学杀虫剂，产品才能以公正的价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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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马又补充道：“我们需要的可能不是‘依赖全球化’，而是‘依赖本土化’。对于一些大农户来说，他们只在乎种什么（稻米、小麦还是大豆）能赚钱，其他事情都不值一提。但是小农户什么都种，因为所有东西都可以用来吃。我们的模式是每一块地都实现自治，在直径100公里的土地上，实现耕作、储存和分配粮食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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