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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鲁道夫·沃尔什用这段话起头，写下了《屠杀行动》：鲁道夫·沃尔什大致写下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从这里出现了何塞·雷恩·苏亚雷斯垃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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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汉堡、西红柿泥、汤之类的东西。是啊，我就是拿从那上面找来的东西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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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的最多的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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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炖菜。土豆、面条、米炖在一起。如果找到肉，就放些肉。都得看我从那山上找到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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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到现在，垃圾场的变化天翻地覆。现在，它占地300公顷，由国家城市生态区域协调办（Ceamse）管理。它的起源很黑暗：1977年，军队肆无忌惮地杀戮，河里堆满了尸体。军队决定消除影响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雾霾，这是一个很高尚的理由，为了环保，他们禁止居民焚烧家用垃圾，把垃圾转移到郊区的堆场；在他们的逻辑中，为了保住城市天空的晴朗，把郊区土地弄肮脏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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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里，从那至少一公里外，在阿根廷军队中最大的军营“五月营地”，数以千计的尸体消失了、被焚烧了、被掩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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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产生了垃圾，垃圾被转移到城市周边的土地上进行处理，其实是继续被一些人消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生活着300万人口，每天产生6500吨垃圾；而在郊区的三十个街区里住着1000万人，每天产生10000吨垃圾。也就是说：每个首都居民产生的垃圾是郊区居民的两倍，首都人民真是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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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总是有一些拾荒者：在垃圾里寻找一些东西回收来卖。协调办成立之后，送来的垃圾的量几何倍数增长，这里的拾荒者也越来越多。90年代末，当时的阿根廷在危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政府在垃圾场旁建立了围栏：几十个警察在这里巡逻。他们可没嫌弃这里脏：看到拾荒者从这经过时，逮住就打，再从他手里抢过已经回收出来的垃圾。协调办的领导们说，这是为了这些拾荒者好，他们可不会允许这些拾荒者带走那些变质的食物，更不能允许他们把它吃掉，这对他们身体不好。政府并不去保障食物供应，却去管他们不能吃变质的酸奶。拾荒者改进了他们的技巧：晚上偷偷摸摸进去，三三两两地行动；当他们看到警察来了，就躲起来，通常是躲在垃圾堆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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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这样，在这样一个缺乏工作机会的国家，拾荒仍不失是个选择。在垃圾场周围，有一圈空地，因卫生条件差而无人居住。人们渐渐地占住了这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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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大概在下午三四点时才知道人们去占地了，六点钟我到了那，带上了我的雨篷去占地。真是太难了，太难了。这跟其他街区一样：一个人来了，另外两个人就跟着来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人都已经占满了。”罗雷娜说道。“从那里我才算是真正意识到了什么是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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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阿根廷一如既往地深陷在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垃圾场周围的土地已被失业的人们占领，他们再也付不起城市里的最低房租了。东北部省份已然穷得揭不开锅，千万难民涌来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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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是自发的。当你占了一块地，可真是个麻烦事，地上全是电线，划分着占到的地块，我坐在一块石头上，守着我的那块地。一个邻居，叫作柯基，他总是嘲笑我：‘你还记得那些年么？那时候你还挺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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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雷娜当时很年轻，还没满25岁，而现在她已经38岁了，她说她体重达200公斤：庞大的躯体伴着堆满微笑的脸，显得很聪明，微黄的短发，横肉多到溢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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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皮肤变红了，颜色越来越深，我被晒黑了，手臂都变黑了……‘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很苍白么？罗雷，你那么小就已经坐在了那块石头上占地了？’而我记得的只有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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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罗雷娜从乌拉圭来到这，当时她16岁。她出生于蒙得维的亚的工人街区：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抛弃了家；她母亲是一个裁缝，辛苦工作抚养四个孩子，他们都逐渐移民到了阿根廷。她对小女儿罗雷娜做出的最大的努力，就是给她办了个15岁的成人礼；当时母亲已经生病了，两个月之后死于心脏病发作。罗雷娜，一个人身无分文，不得不从一个姐姐家离开，从拉普拉塔河的东岸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何塞·雷恩·苏亚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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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了从蒙得维的亚出发的大巴，坐了一整个晚上。凌晨，车驶进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公路，进入了市中心，当时天刚蒙蒙亮，我看着窗外，心里说，哇，简直是好莱坞，我到了好莱坞，灯光、公路、一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时髦女郎，穿着及膝高筒靴、超短裤，那些靴子真好啊。我穿着珍妮丝·贾普林风格的衣服：印度裙子，梳着很多辫子，穿着木鞋，而那些女神从舞厅出来，穿着靴子和迷你裤。我看着窗外，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因为看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在心里默念着：公路、靴子、屁股。我的心脏都要爆炸了，我不断问自己：我在哪里？这是什么？我来了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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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到了何塞·雷恩·苏亚雷斯，却不能理解发生的事情。她的姐姐们看到这个少女出现在面前觉得很不安，仿佛她是从遥远的过去来的。罗雷娜没有身份证明，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不知道人生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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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在火车站旁的小吃店卖汉堡（Choripán，阿根廷一种小吃，面包夹烤牛肉肠），店主人经常摸我的屁股，我一开始并不想说什么，但是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直接冲他发火了，就再也没回去。然后我就开始收废纸，在苏亚雷斯所有人都推着小推车收废纸，后来我就开始吸毒了，当时我连香烟是什么都不知道……也不了解贫穷和苦难带来的这个次等世界。我本想自杀……然后一件美好的事情发生在了我身上。我认识了我孩子的爸爸。我和我孩子的爸爸度过了十六年的光阴。那段日子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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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男生叫作塞萨尔，在一家工厂工作，和父母住一起。后来他们俩与父母分开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生了两个孩子，领养了一个女儿。在1998年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住在一个租来的小棚户屋里；后来他被工厂赶了出来，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支付租金。罗雷娜总梦想拥有些私人财产：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那个下午他不想去占地。她坚持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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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烦透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总是按规矩做事，努力做到好，但生活却依旧一团糟，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是我丈夫‘瘦子’不想违法，他还是想照章办事。而且我们看到的竟然是那样一片土地，快被垃圾淹没了，上面堆满了屎和泥，那么大的老鼠跑来跑去，他就更不想去占地了。那是我们第一次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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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下午，大家都去占地了。罗雷娜记得那个场景很温馨。人们互相帮助。“来这吧，占住这块地，快，你需要什么？”一开始每个人占到了30×30的地块，然后发现不够所有人分，于是决定将每个地块一分为二成30×15，那样就够了。然后大家开始绘制街道，绘制人行道，那几周真是忙坏了，却也真是兴奋。当然也免不了有冲突，有些人占了地是为了卖给后来才到的人，但是邻居们都努力制止这些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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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得知，有些人正在以此做交易，我就叫上了几个哥们儿，我对他们说，走，我们去占块地，直到有新的家庭入驻为止，没找到新住户之前我们可不能让他们售卖那块地。我们每户人家都搭了个临时棚子，我们就那么住在那里，住了六个月。为了生存，我们得组成小组，想办法生火做饭，因为警察不让我们带柴火进去。我们也没水，那里的水已经腐烂得不能再腐烂了，很多人得了肝炎。我们搞了一口大锅，想办法找来水，起初的生活安置非常辛苦。然后我也发现我自己可以做成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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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之后，有人提议，这个小区没个名字怎么行。他们在一次居民大会上进行了讨论，有人提议叫作何塞·路易斯·卡贝萨斯，这是一年前梅内姆派的百万富翁派人去暗杀的一位摄影师的名字。但是最后他们决定把小区叫作五月八日，因为这就是他们大胆采取行动的日子，占地开始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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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个月，成千上万的居民陆续到达，周边所有闲置的土地，那些垃圾场、沼泽地都渐渐地变成了社区。慢慢地，塞萨尔决定搬来这块地住，与罗雷娜重归于好。他们的收入不多，有的时候吃不饱饭，他们只能捡破烂（Cartonear）。捡破烂是阿根廷人新造的动词，使用时间还不到二十年。这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不痛不痒的叫法，指那些在垃圾堆里重新寻找可回收的垃圾的人，以前他们都把自己叫作拾荒者（ciru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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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雷娜总是去首都的贝尔德拉诺高尚社区捡破烂，她的一些邻居也总去，诺埃利亚的父母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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