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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十分老套：世界大豆之国怎么会有那么多饿鬼？一个能生产3亿人食物的国家居然没法养活400万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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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是世界上第五大玉米生产国，第三大大豆生产国。但是这个国家消费的粮食却只占其产量的很小一部分。不管收成好坏，阿根廷每年都能收获5000万吨大豆，但是国民却不吃大豆。于是它成了世界第一大豆油出口国，第二大小麦、大豆和玉米生产国，尽管其耕种面积比巴西、中国、美国都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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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反复刺痛我们：为什么食物不够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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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永远只是个问题，好像谁也不想陷入答案的泥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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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3月，魏迪拉将军上台，前一阶段留下来的进口替代工业与华盛顿想要的全球化新世界格格不入。不仅如此，这些工业部门还产生了一群数量过多的激进工人。1976年4月初，美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收到国务卿基辛格发来的一份密电，概括了一切：他命令大使向阿军政府施压，让其在制定经济计划时，“降低国家在经济中的参与度，推动出口，关注被忽视的农业部门，对外国投资持欢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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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吃惊的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届又一届的政府就按照这些命令来执行，程度有深有浅，直至把国家退回到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且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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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城市里的成千上万的居民发现，以前可发挥自己作用的工作不再需要自己了。成千上万的农村居民也得放弃自给自足的耕种方式，必须让位于机械化的大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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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建国的基础就是这种驱逐，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在1536年被驱逐了，第一批西班牙人企图殖民这片土地，却没能成功。后来，西班牙人慢慢地夺去了土地，但影响力还是有限。直至19世纪下半叶，大部分潘帕斯地区仍在游牧印第安人的控制之下，他们以猎捕野牛和野马为生。1870年，国家已经成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富人们做出了决定，是时候去占领这些土地了。冷冻船的发明促进了冷冻肉向英国的出口，替代了向巴西和加勒比出口腌制肉。这些草原本来是野牛野马的粮食储备，现在却变成了强有力的盈利工具。它带来的利益如此诱人，必须得征服它。于是，政府启动了最后一场“荒漠远征”，阿根廷总是把这块地方比作荒漠，等待人们的征服、居住和建设。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出口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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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年前起至今，农渔业的生产方式和其他方面的技术进步也产生了相类似的效果。农产品的多样化意味着未耕作的土地，现在可以用来耕作了。那些土地上本来是住着人的，从事着其他的生产活动，如小型畜牧业，家庭耕作，如今这些人阻碍了现代化进程，他们便多余了。这个“旋转木马”式的国家不断重复着戏剧性的历史，重复着滑稽，重复着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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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几乎同一时间都发生了，原因都相同。二战结束时，被战争摧毁的欧洲在挨饿。马歇尔计划和其他西方重建力量都优先照顾第一世界国家，扶持他们恢复生产粮食。欧洲和日本对此的解决办法是大量补贴农业生产者，美国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起就已经开始这一计划了，五十年间，这些农业生产者可以低价售出其粮食，粮食的价格维持在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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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没人试图“推广农渔业多样化的战线”，因为这么做不值当。每个贫穷的地区都继续种植其传统作物，自己消费，剩下的出口，产量多少只能听天由命。将其正式加入世界经济体系需要事先进行一些投资，例如修建道路，购买设备、化肥、灌溉系统，政策和资金的支持等，而农产品的低价不能产生这么多资金。这是这个行业最严重的问题，也是拿来保护自己的最好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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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末期，欧洲的农业补贴因公民对疯牛病和生态灾难的抗议而发生了改变：欧洲政府不再支持产量导向，而是支持质量导向，再也不倾向于大量生产各种粮食，而是尽量保存传统农业社会。欧洲产量下降，而刚好这个时候，中国的需求上升了，同时全球对农业燃料原料的需求也增长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在粮食价格上进行了投机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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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以前无利润可赚的土地现在也开始盈利了，于是开始出现更多的灌溉，使用更多的机械，使用新的种子、化肥和农药，以前贫瘠的土地如今也变成了可耕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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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新秩序正在发生许多的变化：我的国家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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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圣地亚哥·德·埃斯特罗市的洛斯胡利业斯镇，我与“农民运动”的成员进行了交谈，他们的主张中有一条：坚决反对那些大豆商将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永远改变他们的生活，逼迫他们远走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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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大豆会让土地贫瘠。这些人使用一种除草剂，它让棉花和其他作物都干枯了。化肥越用越多，这些都是用美元购买的，都是人工合成的。我们种的可都是有机菜。大豆还得占很大一块地，用联合播种机，每一步都得花钱。棉花可大不一样了，你在一公顷土地上播了种，然后一家人在这耕作，就高枕无忧了：你扛着20公斤的棉花去商店里，然后拿棉花可以换各种粮食。而种大豆呢，你得有资金和土地，得是大型和中型的生产商才能耕种。大豆造成土地肥力下降的程度是最大的，在短短几年间，土地的肥力就耗尽了。棉花却可以种上千年，没啥问题。谢天谢地，那些万能的科学家还没发明一种机械收割棉花的方法。目前只能机械收割30%或50%，因此需要人手。我们这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只要我们继续耕种，我们才能继续生存。看样子我们会慢慢消失，一个个地，或是一群群地消失。我跟你说真的，如果再这么下去，农民就完蛋了，小农业生产者就完蛋了。我们都得去城市去做廉价的劳动力，这还是幸运的，不幸的话就彻底失业了。等到我们每月只能拿市政府给的两百元救济金或是依赖什么计划救助，一切就都见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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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们的土地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贪婪的人盯上了，那些人变得越来越暴力。在最近几年里，许多农民被新的大豆商雇佣的警卫们杀害。罗德尔福·冈萨雷斯·阿尔扎克讲述了最近的两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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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费雷拉11月16日被短枪击中，倒在血泊中。她住在圣安东尼奥区，离蒙特克马多市两个半小时车程，路上的风景如月球上一般荒凉。她只有23岁，还差一天就满24岁了。之前，她与其他的家庭一起，保卫着二十年前农民社区占据的土地（法律上是有效继承下来的）。克里斯蒂娜·费雷拉被害了，有人起诉并进行了司法调查。一个邻居被一个商人收买，杀害了她。这个邻居为这个商人干活。正如所有的小社区一样，这个邻居大家都认识，他甚至与被害者有亲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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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盖尔·加尔万死于10月10日。他被斩首了。在他都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他们还给他补了一刀，戳碎了他的肝。凶手带着一把枪，有两颗子弹在膛中，并没发射出去。案发现场是在萨尔塔，离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市很近，一个叫作辛博尔的地方。米盖尔·加尔万是在辛博尔出生的，那里离查科省的塔克波索镇不远，一路上也是如月球表面般的景观。站在山上一望无际，仅有少量的灌木丛、动物、灰尘和生产粮食的家庭，生活紧巴巴的。这一地区是有名的三角边境区。米盖尔·加尔万以前是住在门多萨的。三个月前，他回到家乡来给母亲下葬，然后就留在那了，尽管他门多萨的家人很想念他，他也很想念他们，他留在这里是为了帮自己的两个兄弟，他俩与一个商人打起来了，商人想霸占他们的土地，买通了一个邻居来干坏事。正如其他类似案件一样，这个邻居是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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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圣地亚哥的农民，几乎所有人，都是在一百、二百或四百年前来到这片土地的，当时他们赶走了印第安人。与印第安人进行了混血，当然在文化上，主要是西班牙语文化替代了印第安文化。那时反对文明和开化的罪名是扣到了印第安人的头上的，他们把印第安人叫作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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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诡异的是，被驱赶的人却是这些土地的主人，他们被称作原始人，野蛮人，因为他们拒绝“全球化”，拒绝适应世界经济，拒绝加入现代性。而且现代性也未能改造他们成为有利可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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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他们企图保护自己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是合理的、是正常的，他们不想落到那种住在贫民窟里过低贱生活的地步，当时看来，破坏传统就只有这种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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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生产者的效率很可能远不如大豆规模种植的效率，那么面对他们这么维护自己旧有的生活方式，你不禁要问：如果我们总是这么保守，我们是不是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穴居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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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这么问自己。我在一本法语书《饥饿，为什么？》（La faim, pourquoi？）上找到了一段，丹尼斯·克拉克说道：“在南方国家，为了让所有人吃上饭，就得让每个人都能有工作，尽管这样损害了全球的生产效率。一个效率高的社会有可能比一个效率低的社会更穷。你想想这样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拥有现代生产技术和工具，只需要10%的人参与生产，就有足够的粮食让所有人口吃饱。剩下的90%的人只能等着政府分配的零碎粮食苟延残喘。在另外一个国家，生产工具陈旧，只能生产另外一国的一半，但是这些工具由所有人使用，所有人都必须参与到生产中来，生产出来的东西足够所有人吃饭和生活，尽管有点穷，但是过得很有尊严。这两个国家哪个更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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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我的答案与您的不同：如果确保所有居民都吃饱，得在原始的低效率的生产体系给所有人找到艰苦的工作，有种东西就不对劲了。如果这种尝试不包括大量生产并进行分配的政策前提，那就更不对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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