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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拉还说，很多年之后，她问这个男人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能像对女儿一样的对待她。那男人说，为了报复她母亲，因为她母亲总是背着他出去鬼混，并不像老婆那样伺候他，他得出去偷东西来维持家用，而她却不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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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他去偷东西是因为他自己想做，我从来没要求他去偷。而且外面有那么多女人，那么多可以随时得手的女人，为什么非得抓住我不放。你知道我当时的年纪的，对么？不，他说，我没有意识到，我不知道如何请你原谅。但是我最后原谅了他，因为我去了教堂，他们教会了我宽恕，我宽恕了他。但是因为在我身上发生了这些事情，我根本就没有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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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也吃不饱饭，母亲有时候一走就是好几天，葆拉得想办法给弟弟妹妹去搞吃食，那时候她十岁左右，就去街上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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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街乞讨让我感到非常羞耻。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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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讨得来食物，就回去做一顿午饭给大家吃，煮一锅加盐的面条，有油的话就加点油，下午煮一杯马黛茶，为了避免感到饥饿，晚上早些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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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面条，你们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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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饭，土豆，只要是我找得到的就做。或者我去向我外公要些东西，他总是推着车，去捡蔬菜商扔下来的菜边皮，我把一些变质的部分择掉，就可以烧了。或者是一些碎水果，把不好的部分去掉就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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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肉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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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很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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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那种情况生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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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生气啊。有时候我们只能吃过期的食物，现在你要是还那么做，你会觉得恶心，但是我们当时连保质期都不知道去看一下。我们什么都吃。感谢上帝我们没吃坏肚子。我们还就这么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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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样的情况是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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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我不想把错误怪罪到任何人身上。这确实很难过，但这也是生活教会你的东西。生活教会我太多东西了，我知道的太多了，我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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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一部分对于这种积累和增长模式来说是绝对的多余。这种模式不需要他们，他们剩下了，他们很昂贵，因为还得养着他们。而且他们还有需求，他们还要发表意见，他们发声，他们是个符号，他们有要求，有诉求，还会投票。这些都是这种体制衍生而须付出的很高的成本。对，他们就是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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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汀·萨尔薇亚告诉我，她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教授，社会学家，是天主教大学阿根廷社会债务观察站的协调员，每年都对国家的社会形势做民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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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是可以把这部分人加入劳动力之中并且创造财富的，他们不仅可以为个人而且可以为集体创造财富。在另外一种模式下，依旧是资本主义模式，以另外一种逻辑去思考，将非正规部门加入经济的正规部门，经济会从最集中的部门流向不那么集中的部门，那部分人就会融入社会，这样小型家庭企业起到了社会的作用，在经济上也可算作生产力。但是现在他们仍然未被计算进来，他们是多余的人。即使他们消失了也没关系，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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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拉很想念自己的亲生父亲，她有三年时间没见到他了，她12岁的时候，他来过一次。当时喝醉了酒，对她说，她是他女儿，他爱她，想送给她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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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如果想见我，得清醒的时候来，我才不要看到一个醉醺醺的爸爸，我想看见一个清醒的爸爸。我家里已经有够多的酒鬼了，我的舅舅和外公都是。我想要一个大部分人有的那样的爸爸。我告诉他我唯一想要的礼物就是他留下来和我在一起，等我满了15岁，就去和他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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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她说好的，当然了，他会来见她的。但是三天之后，有人来告诉他们，他可能是跌落或是跳进了马坦萨河里，有人把他尸体捞上来了。那一年，葆拉开始工作了，照顾一位警察家的小女儿。晚上还尽量去夜校上课，但她总是有点不忍心，因为到家的时候非常累，她还害怕把弟弟妹妹单独留在家里，有些时候她也没有办法，另外一些时候母亲在家。至少这样她可以往家带些钱，带些吃的。最困难的事情是给最小的妹妹卡米拉搞到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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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卡米拉生病了，我没能去工作。一大早我就给另外一个妹妹喝奶，我也给卡米拉准备了奶瓶，我照顾她，我告诉妈妈，我不去上班了，我可以留下来照顾她。我给她喝了奶，晚些时候，睡在妹妹旁边的我的残疾弟弟，叫醒了我妈妈说要上厕所，这时候我的小妹妹居然已经死了，在我母亲的怀抱里。她忘了呼吸。那是我永远的最大的痛，我一直照顾她，她却走了。那种痛苦实在很难受，是我受过的所有痛苦中最难受的一种。”葆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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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顽固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5%左右，总人数大约300万人。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家庭都生活在我们难以想象的困境之中，而且我们也不是那么关心这些事情。他们没有固定工作，没有自来水、下水道、电，没有街道，没有保护，不是每天都能吃上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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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边缘文化，他们建立自己的团结纽带、运作方式，法外行事并不成为一个问题。所有的事情都在一种黑色操作之中进行，没有规范化的义务，暴力可以解决经济冲突，正义并不存在，规范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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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薇亚说，那些阶层与正常社会之间隔阂越来越大，跨越这种界限是难以想象的，甚至都不在人们考虑范围内了。阿根廷有几百万人从来都没想过要加入正规社会，他们知道这种无法解决的不平等就是他们的生活状况。甚至于他们就靠着这种非正规的活动来致富，无论合法还是非法，他们就活在这个阶层之中。一般来说，他们都不能致富，只能仅仅活着。阿根廷5%的家庭受到“粮食不安全问题”的严重困扰，7%的家庭受到“粮食不安全问题”的相当程度的困扰，还有12%的家庭存在粮食不安全的问题，因此，还有8%的孩子，大约25万人左右，长期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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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的阿根廷家庭”是500万阿根廷人，并没有摄入足够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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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的时候，葆拉就绝望了，她母亲有时在有时不在，钱不够，饭菜量不够。那时她发现，有些男人愿意给她钱或商品，条件是和她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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