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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贸易已全球化，政府还没有，国际贸易越过了单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小政府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国际贸易。世界食品体系是这种新世界的反映和结果，企业是全球化的，在世界各地按其所好进行活动，而国家是有地理界线的，受到了国界和无能的限制，民族主义者还维持和完善了这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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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这些可丢弃人群的出现，这种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就渐渐解体了，这种概念已经运转了好几个世纪，问题不少。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还没有产生其政治形式，国家还在那儿，但是决定权力已经减少了。尽管国家的存在还有其用途，例如让我们认为坏人永远是外国人，本国富人的过错得以开脱。国家反过来还有一个补充功能，使我们认为，加纳人民的饥饿是加纳政府的过错，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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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是这种文明对可丢弃的人最极端的比喻。但是比喻有其自己的方式，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而其内涵却始终未变。我想说，饥饿是可以消灭的，不需要消除贫困，剥削可继续保持，极端不公可依然存在，带着这些成千上万多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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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穷的国家将消除饥饿，正如富裕国家的穷人已经不再挨饿，这种想法是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应用的最后痕迹，这一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尽管现在没有人会相信尼日尔的居民哪天会像瑞典人那样生活，许多思想无准备的人依然认为尼日尔人某天会吃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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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可能发生。我们知道，世界已经生产出了够给所有人吃的粮食，但是因三分之一人的消费习惯导致其他人粮食的短缺。所有的分析家都认为，由于现在粮食的价格持续上涨，原材料在全球经济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宗粮食是金融投机的盘中餐，粮食供给的地区差异就越来越大，那些持有粮食的国家以越来越高的价格出售粮食，能支付的人才能吃到，不能支付的人就吃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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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上述果腹的情况不可能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最终实现以前从来没有实现过的设想，我只是假设，假设我们实现了一个谁都不挨饿的世界，但是一部分人有财富，另外一部分人只拥有生存所需，我们会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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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会有办法到达那一天的。我们假设，托宾税实施了。托宾税是一个旧日的发明，1971年一位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詹姆士·托宾提出了对外汇金融交易征收最小税额大约0.1%的税，目的是为了阻止导致货币价格畸形的金融投机行为。当时无人理睬他，90年代末的时候，反全球化运动重拾其理念，再一次提出征收这种税来援助穷人。可怜的托宾先生，立刻站出来说，这事与他无关，他是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支持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但是这种运动没有停歇，现在投机交易数量上涨，通过电脑进行的金融交易日益增长，托宾税将征收巨额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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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可能也出现了。2013年，世界上共计售出了3.3亿台个人电脑、2亿台平板、9.8亿台智能手机，共计15.1亿美元的电子设备，每台价格大约为200美元。如果没有解决生存所需，人们是不会去购买这些设备的，在销售每台电子设备的基础上征收统一税5美元，这样收集的资金大约为每年7.6亿美元，可以用于粮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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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共计消费了8300万辆新车，每辆车均价为3.12万美元，如果每个购车者额外支付1%的税，将收集260亿美元。电脑和汽车的税加在一起，不会给消费者带来太大的损失，每年可以给联合国粮农组织募集300亿美元，还多出来好几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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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提议只是个幻想，每当有人提议征收托宾税，或者相类似的消费税，如果征收有力，管理得当，就可以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但实际中这些征税建议都得不到实施，因为没有世界政治权力可以强制执行。即使有征税的能力，也得有将这笔资金用至解决饥饿的强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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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种提议还是很小范围的解决办法，这并不是一种重新分配方式，纯粹只是强制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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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零饥饿，实现没有营养不良的世界，是文明的大跃进，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要紧的是，如何实现，谁来实现，这意味着多大程度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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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挨饿是一回事，让每个人拥有其应该拥有的东西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不能被施舍，他们因自己的权利而拥有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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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人不应该接受给他们的施舍物，一些人拥有太多东西却来施舍给他们，另一些人拥有太少，这样的安排真是不应该，真希望所有人都能有同样多的东西。听起来好像很迂腐，但这是唯一值得真正为此奋斗的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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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这种理念太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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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简单的、直接的、基础的话语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倒塌了。我们想一下“基础”这个词汇，本来应该是褒义，现在成了侮辱之词。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平等社会的理念上，人类最具野心的渴望成了一种迂腐的蠢话，成了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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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么多的政客，那么多的提议，都与我们提出的“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更好的社会”这样的愚蠢的方案融合到了一起，难道某个人，一个政客、知识分子、我的姨妈波罗塔，会在那宣称他们想要一个更差的世界么？方案、提议之类的东西就是现代的扭捏作态的最高形式之一，是一个不知道说什么却一直在说的综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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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抗击饥饿”一般是指提高慈善的有效性，或者，在再好一些的情况下，是指如何帮助农民耕作那块地来维持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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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英国人弗雷德·皮尔斯在《土地攫取者》书中总结出来的：“这并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我们只是看看什么可以奏效，什么东西能喂饱全世界，什么东西可以喂饱世界上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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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是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得知道如何行动才能让世界上没有穷人，我们想的是不能只是多给他们一些面包屑。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毫无疑问。为了获得变革，需要人们拥有意愿和想法，这种想法就是意识形态。更何况，意识形态间还发生了那么多臭名昭著的战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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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产量足够的世界上产生饥饿的唯一的原因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单一的，但把有些事情看作是再自然不过的，例如我拥有的就是我的，你拥有的我们得再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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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被许多人看作唯一的选择，对于步入中年的60后来说，真是非常奇怪。哪怕它确实是唯一的选择，我们也得思考下否定的方案，去尝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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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未来的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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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更糟：我们的未来将是个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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