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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严格意义上，平衡理念及其相关词“弹性”（flexibility）同时涵盖男人和女人，但一直以来都是透过妇女就业的视角来讨论的，被表达成一个妇女的问题，而且至今依然如此。[30] 正如研究员梅利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所称，在政府政策和流行文化中，工作生活平衡论和弹性工作都被构建为妇女 的理想，是“女权运动在工作这个公共领域获得成果众所周知的表现”。[31] 可是，在政策和流行话语中被视为慷慨、进步的工作安排的工作生活平衡论，也常常认定妇女是主要的家庭照顾者，或女性主义作家丽贝卡·阿舍（Rebecca Asher）所称的“家长主力”（foundation parent）。[32] 格雷格指出，把关注点放在支持妇女对理想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上，“再次突出了妇女对弹性工作的‘天生偏好’”。[33] 最近一场针对英国电话会议服务的广告宣传Powwownow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妇女被表现为弹性工作的不二受益人（因此也就是这项服务的受益人）。在其中一则广告（图2.1）中，一位身穿运动装的母亲以“弹性”的身姿平衡着笔记本电脑，同时一边下腰一边打电话，她的女儿则一脸不解地看着她。在这场宣传的另一则广告（图2.2）中，一名身着职业正装的男士，拉开一个典型的老式文件柜，被一旁“弹性”（且有点可笑）的女员工吸引住了：她们得到了“解放”，好像不是在做严肃、重要或紧张的工作，而是富有乐趣的体育锻炼。三人组中间那人虽穿着女性健身服，但其性别并不完全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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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Powwownow：“弹性工作万岁”（妈妈版），平面广告，2016年。图像来源：Powwownow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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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Powwownow：“弹性工作万岁”（男性版），平面广告，2016年。图像来源：Powwownow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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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衡观念和弹性工作安排的采纳，与政策和大众话语中的性别偏见密切相关。拖家带口的妇女最有可能选择兼职工作和（或）缩短工作时长这类方案，而接受这类安排的男人相当有限，即便在丹麦和瑞典这种性别平等政策最进步的国家也是如此。[34] 目前最常见的弹性工作是兼职工作。在英国，41%的妇女选择兼职工作，而男人中仅有12%。[35] 选择兼职工作的妇女中，超过五分之二主要是为了腾出时间照顾孩子或无法自理的成年人，而兼职男人中只有5.7%是出于这个原因。[36] 在美国，兼职女人的数量几乎是男人的两倍（女性1771.6万人，而男性为985.3万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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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政策和文化背景下，平衡型女人再度成为理想女人形象。她显然是随着公共话语中性别平等的日益凸显，以及政策和职场措施向更加公平、进步发展的势头应运而生的。她承认，20世纪80年代那种秀发飘扬、完美实现事业与家庭双丰收的超级妇女是虚假的。[38] 21世纪的平衡型女人告诉中产妇女：我知道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有多困难，毕竟对女人的家庭责任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成见和由来已久的认知，职场规定要做到真正适合家庭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且照护的价值在我们的社会中是被低估的。不过，巧妙地平衡工作与生活是可能，也是可取的。在工作与家庭、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建立愉快的平衡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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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念在近期各类畅销书中被来回翻炒，包括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米尔斯（Meers）和斯特罗贝尔（Strober）的《工作生活五五分：职场父母如何通过分担拥有一切》、莫里西的《女孩的黄金时代》（A Good Time to Be a Girl ）和斯劳特的《未竟之业》。又流传于女性杂志的建议专栏，专门讨论女性问题的报纸版块（例如《赫芬顿邮报》上的女性版块、《卫报》的女性领导力专栏、《每日邮报》的女性频道等），以及一大堆旨在帮助人们——尤其是妇女——实现工作生活完美平衡的应用软件。Cozi Family Organizer、Daily Routine、TimeTune和ATracker[39] 等应用软件被推销为女人自我行为管理、令“平衡工作与生活成为现实（而不仅仅是幻想）”的有效工具。正如在线杂志《职场母亲》（Working Mother ）所阐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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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热爱工作，但你也爱家庭和留给自己的时间。再说，太多的加班加点会消磨掉你的工作热情。所以，要想保持愉快、健康、高效和理智，就必须在工作和休息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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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需要一些帮助来约束自己，这六款应用能提供独特、有效的解决方案。从屏蔽电子邮件到保持冷静，这些妈妈专属应用能助你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和谐共进——而不仅仅是朋友（和杂志）常做的无谓建议。[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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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中的母亲形象也重申了类似的进步观念，以及谋求发展的妇女应当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建立巧妙平衡的理想。例如，第1章提到的电视剧《傲骨贤妻》，就讲述了在争分夺秒的长时间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达成平衡是何等困难。片中主角艾丽西亚·弗洛里克常常在孩子们吃晚饭时还在一旁工作，或者在接听工作电话时顾不上孩子，哪怕他们都晃到了她跟前。严苛的工作导致她错过了孩子们的成长；而另一些时候，做母亲的责任又影响了她的工作表现。即便如此，艾丽西亚最终还是在竞争激烈、争强好胜、要求苛刻的工作环境中享有成功的事业，同时成为“最佳妈妈”（#1 Mom）——一如她办公室笔筒上别着的便笺所示。工作虽然要求高，但收获不菲；艾丽西亚经常因为表现出色受到老板、同事、家人，甚至竞争对手的赞赏。在能够傍晚下班、早早到家的日子，她虽然疲惫，但也会喝点葡萄酒解乏，然后平静、耐心地照顾孩子们。她会和他们度过一段亲密时光，一起蜷在沙发上看电视，进行艰难但坦诚的交流（比如谈论他们父亲的性丑闻），一起开怀大笑，在身体和情感上抚慰他们。[41] 工作期间，哪怕高度专注于工作，她也随时准备接听孩子们的电话，她独特的手机铃声（“喂，妈妈，快接电话”）甚至打断过最重要的工作会议，这是她毫不妥协地履行母职的标志。全职工作的头两年，艾丽西亚多亏有婆婆杰姬的帮衬。然而，杰姬无偿、全天候的保姆工作给艾丽西亚的成功表现和职业晋升带来的助力，在剧中显得微不足道。她被刻画为指手画脚、专横无理、过度干涉的形象，而且她的辞工未给艾丽西亚一如既往的优秀工作表现带来实质性影响。[42] 因此，艾丽西亚在许多方面都代表了平衡型女人，在好妈妈和成功职业人士之间达成辛苦却值得的巧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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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艾丽西亚缺少理想平衡型女人的一个重要构成条件：对的伴侣。在《向前一步》中，桑德伯格用整整一章来规劝妇女把伴侣培养成“真正的伴侣”——此处所说的伴侣指异性恋男人。她主张妇女在一段关系开始时，就必须建立劳务分工，并鼓励男性“向家庭迈进一步”。[43] 《工作生活五五分》《未竟之业》和大量其他类似的“女性主义”自助/商业类书籍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妇女有责任选择对的伴侣，并从一开始就培养他成为真正的伴侣，贯穿整个婚姻生活。[44] 桑德伯格、斯劳特（《未竟之业》作者）和莫里西（《女孩的黄金时代》作者）也确实为她们的伴侣感到自豪，他们是她们身居要职的后援和助力，协助她们登上顶峰，同时自身也事业有成（可惜，桑德伯格的丈夫戴夫·戈德堡［Dave Goldberg］在《向前一步》出版一年后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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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广告利用这一局限于异性恋视角的“进步”说法，把男士表现为照顾孩子、分担家务的积极伴侣。例如，巴克莱信用卡公司（Barclaycard）的一则广告（图2.3）就展现了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孩子在户外的场景——男孩开心地抛着球，女孩骑着滑板车，打电话（可能是在谈工作）的父亲手上和肩上挂满了购物袋、鲜花（可能是要插到家里的）和干洗衣物。在英国法通公司（Legal and General）一个人寿保险产品的广告中，儿子骑在父亲肩上，两人都穿着超级英雄的衣服。上面的广告语是：“谁叫超人老爸也不是万能的呢。”在另一则广告中——这回是冰淇淋广告——一名穿着胸前带有字母D的超人服装的父亲在陪孩子玩耍，图片一侧用漫画风格的字样怂恿男性去“当超级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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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巴克莱信用卡公司：“今天我的压力会小点”，平面广告，2015年。图像来源：BBH Partners L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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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加入了鼓励男人多融入家庭生活的行列。社会政策研究者乔纳森·斯库菲尔德（Jonathan Scourfield）和马克·德雷克福德（Mark Drakeford）证实，20世纪90年代，英国新工党政府在多个政策领域都提到了男人，最明显的是父育（和男孩教育）。新工党（New Labour）政府比前几任政府更积极地强调父亲的养育责任。例如，英国政府1998年推出的、旨在“给孩子最佳人生起点”的“确保开端”计划（Sure Start ），有几个基金项目就明确希望父亲多介入子女养育；作为英国就业与养老金部（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交付部门之一的儿童救助署（Child Support Agency），就单独强调了父亲的经济责任[*] 。[45] 在美国，公益广告协会（Ad Council）、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以及国家负责任父亲信息交流所（the National Responsible Fatherhood Clearinghouse）推出了一系列公益广告，目的是为男士提供工具和信息，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子女培养。那些广告鼓励父亲们“花点时间当好父亲”，要意识到自己在孩子成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图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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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Fatherhood.gov，“花点时间当好爸爸”广告宣传。图像来源：Ad Counciland National Responsible Fatherhood Clearing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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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这些广告和政府指示的重点仍在男士如何当父亲 上，强调的是参与孩子的玩耍和教育活动，而很少看到鼓励男士分担家务劳动的。[47] 而且，就如证据一再显示的那样，家务分工极不平等，大部分担子一直压在女方身上。在英国，国家统计署（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关于时间利用的一项数据分析表明，妇女投入在做饭、育儿和家务中的无偿劳动时间是男人的两倍还多。[48] 在美国，女性平均每天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为2小时15分钟，而男性仅为1小时25分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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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化和政策话语常常暗示，将男人培养成“真正的伴侣”是女人的责任。[50] 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呼吁妇女克服她们“女超人式的完美主义”（superwoman perfectionism），让丈夫用自己的方式为家庭尽力，建议妇女：“闭上眼睛，想象放下一切——包括心目中他人对你的期望，还有你对自己、对伴侣和房子的期望。”[51] 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平衡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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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代“妇女解放进步论的终极目标”[52] ，显然诡异而略带讽刺地绕回了守旧的“女性奥秘”。例如，迪希特的分类和凯瑟琳·哈基姆广为流传的偏好理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迪氏分类中是真正的家庭主妇、职业妇女和平衡型女人，而哈氏则是以家庭为中心、以工作为中心和希望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适应型妇女三类。[53] 当代的平衡型或适应型女人，当然不像20世纪50年代的理想模范那样被束缚在家庭领域，而且声称与伴侣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平等。可即便如此，她也需要令人不安地履行相似的心理义务：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同时使两者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在21世纪，真正获得解放的妇女的理想，是“能够同时对接私人和公共领域，既不否定也不轻视任何一方 ”。[54] 把迪希特的话稍加转换，我们可以说，当今政策和公众话语所传达的要旨是，良好的平衡艺术应当是每个普通（即中产阶级）妇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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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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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自述显示，她们辞掉工作、不再回到带薪岗位，不仅受到自己，更受到丈夫工作环境的影响。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英国父亲的工作时间是最长的之一。[55] 事实上，受访妇女的伴侣几乎都在从事高强度、高要求、高时长的工作，因此得以让家庭依靠一个人的收入过活。伴侣的工作状况及其赖以运作的职场文化，对妇女们所谓的自愿辞职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她们重返职场。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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