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96359
葆拉是位43岁的母亲，有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12岁。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了八年的律师，然后结婚，不久怀了第一个孩子。休完六个月的产假后回去继续工作，但一年后因事务所被一家美国公司收购而遭到裁员。她决定放低要求，在一家政府机关担任法律顾问，每周工作三天。一年后，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尽管二胎后再回来工作让她感到很吃力，但她仍旧热爱工作。葆拉尤其珍视工作带给她的“能够掌控一些东西”的感觉，因为相比之下，她常感到养育子女时能掌控的非常有限，甚至掌控不了。过去，在忙碌的周末过后，她常常期待周一早晨的到来，让她从母职的压力和琐碎中获得喘息。然而，第二个孩子一岁生日后不久，葆拉辞掉了兼职工作。她解释说：
1702396360
1702396361
［我辞掉兼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丈夫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特别不规律，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决定辞职……我老板他们很欢迎想要兼职工作的人。他们超好。老板们超好，因为他们允许你兼职工作，而且我很努力地去争取那份工作，通过了面试之类的所有环节，这……这是一件……这是一件非常……［重返工作］这本来是件好事，真的，不过我却……我感到家里需要我。
1702396362
1702396363
葆拉满足了政策和媒体表述中列出的实现工作与生活巧妙平衡的两项必要条件。首先，她以前的工作单位有进步的、落到实处的“弹性政策”（而不像很多用人单位，弹性政策基本上是一纸空文）。[56] 其次，葆拉的公共和私人生活是“平衡的”：她是个有才华、专注、做事有条不紊的人，渴望实现作为职员和母亲的双重 自我。她努力拿下了那份工作，干得美滋滋，同时也想当好母亲，并且在当母亲时也获得了不少乐趣。她想继续追求事业和母职。因此，葆拉的辞职决定并非 由于缺少或丧失了平衡。相反，如以上片段和她的整个采访所示，促使她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丈夫的工作：他在一家传媒公司担任要职，通常晚上10点半才回家。丈夫的工作文化和工作要求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家庭内部 的严重失衡，正是这一点迫使葆拉离职的。对葆拉以及大多数其他受访者来说，这片忙乱中缺失的不是什么个人偏好或个性的平衡：这些妇女不属于哈基姆那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类型，也没有什么当居家主妇的天性需求。缺失的关键部分，是家中的丈夫。
1702396364
1702396365
对于很多受访妇女的丈夫来说，工作日见不到醒着的孩子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他们早早离家，等孩子都睡着了才回来。塔尼娅是两个女儿的全职妈妈，50岁不到。她过去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时会劝丈夫试着每周和孩子们一起吃一顿早饭。“然后他说‘知道了，知道了’，就是从没兑现过。不过我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也当过律师。”塔尼娅解释道，“日程都排满了，只好把这个放一放。”苔丝曾是一名新闻社主任，丈夫是一名律师。她曾不无讽刺地说，丈夫“在家里睡着的时候比真正醒着的时候还多！”
1702396366
1702396367
丈夫在家庭中的缺位——至少工作日时如此——造成、维持并继续制造了日常婚姻生活中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尤其是在（但不限于）育儿和家务方面。尽管我采访的妇女们用得起托儿服务，而且很多总体上对她们的育儿安排还比较满意，但寻求托儿服务、管理育儿工作的担子几乎全让她们扛了。孩子病了请假照顾，带他们去看医生，出席他们幼儿园或学校的活动，接送他们参加社交活动，这些几乎总是妈妈们的任务。即便女性所居职位与丈夫相当，有同等或更高的收入，可家务分工仍是一如既往的不平等。就像过去和丈夫一样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塔尼娅所回忆的：
1702396368
1702396369
［上班的时候］从下午4点开始，你就会想：“噢，老天，我要怎么离开这儿？”然后突然之间到了6点45分，必须走了，这时候回家已经是最晚最晚了。我雇的保姆一直做到7点半，所以我那个点回家已经相当晚了。她从早上8点一直留到晚上7点半……我可以打个电话，说我得加班到晚上，但照顾孩子的事总归落在我头上。要知道，我那口子该干嘛还是干嘛。
1702396370
1702396371
“为什么会这样？”我问。
1702396372
1702396373
“就是说啊！”塔尼娅愤怒地喊道，就好像我一语道破了她在脑海中暗暗问了自己好久的问题。她顿了顿，叹了口气，继续道：
1702396374
1702396375
就好像，你懂的，那是我［叹气］……那是我女人角色的一部分。所以他不会想：“哦，我今晚不能加班，得赶快回家。”然后嘛，我们有时候会聊一下，你懂的，我会说：“唔，你得先回去，因为……”［然后他会说］“不行，不行，我还要做这事儿。”［略带讽刺地模仿他郑重其事的语气。］然后我就说：“什么，不行！我还要做这事儿！”结果，还得由我来打电话给保姆说：“啊，你能再留一个小时吗？我得把这事儿做完。”之后我就回去，替下保姆，哄女儿上床睡觉，然后在电脑前待上两个小时或检查其他人的文件……
1702396376
1702396377
塔尼娅的描述生动反映了双职工家庭异性恋婚姻生活中日常上演的讨价还价，以及通常由女人让步的默契局面。她所说的丈夫“该干嘛还是干嘛”、料理家庭“是［她的］女人角色的一部分”，影射出这一常见局面背后根深蒂固的“常规”性别角色和分工观念。塔尼娅竭力挑战和反抗这种顽固的“常规”：“什么，不行！”她和丈夫对峙：“我还要做这事儿！”然而，她的反抗被无视了，“结果，还得由我来打电话给保姆”，这种“常规”的不平等家务分工再度生效，再次延续下去。
1702396378
1702396379
有这种经历的不仅是塔尼娅。[57] 她这一代成长于英国和美国的妇女，都被政策和文化信息鼓励要事业和生育双管齐下。但同时，就像安杰拉·麦克罗比指出的，这类政策和信息既让丈夫们“有机会追求事业而不受女人抱怨，也没有要求他们限制工作时间以便在家务上尽同等义务”。[58] 虽然如今鼓励男人向家庭“迈进一步”，也鼓励女人去鼓励男人这么做，但男人所处的工作文化和规范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很多顽固的“常规”家庭分工观念依旧存在。因此，在工作生活平衡理念和个人选择理念风行起来的同时，有些根深蒂固的成见和顽固的制度障碍似乎也得到了巩固。
1702396380
1702396381
大量研究充分显示，文化再现，以及从广告、新闻、戏剧、杂志、图书、电影、政策到社交平台与应用软件的媒体和政策话语，在反映、建构与合理化所谓的正常、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社会关系、安排和性别角色上，具有强大的力量。[59] 尽管媒体对其描绘的女人和男人刻板形象所招致的批评有所反思，而且对性别角色的再现有了一些显著改善，但守旧的建构仍然存在。[60] 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不断表明，媒体对妇女的报道一贯不充分，而且不准确。全球媒体监测项目（Global Media Monitoring Project）自1995年起监测新闻媒体内容中性别维度的变化。它在2015年披露，自2010年以来，“媒体性别平等的进程几乎停滞”。[61] 例如，调查发现，“总体上，仍和十年前一样，妇女被描述为受害者的概率是男人的两倍还多”。[62] 同该结果类似的，还有妇女媒体中心（Women’s Media Center）在2017年基于对一众新闻机构连续三个月的监测数据发布的报告《美国媒体中的妇女地位》（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US Media ）。其中显示，这些机构的新闻报道中充满了顽固的性别歧视、言论倒退、不充分报道、歪曲事实，和公然叫板。[63]
1702396382
1702396383
我的受访者们很少直接谈到媒体、文化或政策对“正常”性别角色的构建与她们私人经历之间的联系。然而，正如塔尼娅的自述所示，关于何为正常、何为理所当然的公共话语和文化建构，虽往往间接无形，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生活。
1702396384
1702396385
这类“正常”性别角色的守旧观念赖以传播，并有力地约束妇女思想、情感和行为的途径之一，是她们的父母、伴侣、朋友、同事，以及孩子的学校所表达的看法。这些看法常常涉及更大的性别、家庭和工作文化理念，并反过来又强化了它们。例如，在市场经理露易丝参加的一次晚间家长会上——她直接放下工作赶过来，而丈夫则“工作上抽不开身”——老师语带批评地指出父母都全职工作会给孩子的健康和学习成绩带来负面影响，暗示露易丝，孩子在校的不良表现是她的错。“我觉得太过分了，实在太过分了！”露易丝回忆道，然而她承认，那番话“说到了［你的］心里”：“只要你做全职工作，就必然承受这种污名。”大多数妇女谈到，感觉自己从事高强度全职工作的选择受到了其他不工作或只兼职工作的妈妈们的指指点点。好几位女士回忆起自己的婆婆尽管通常不明说但非常明确的态度，认为她们（儿媳妇们）应该辞掉工作当全职主妇，以便辅佐丈夫繁重的事业。
1702396386
1702396387
丈夫对于女人在家中合适和正常角色（及由此反映出的对自身角色）的看法，即便是含蓄表露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对妇女也有重要影响。以蒂姆为例，他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妻子是全职主妇。蒂姆为他和妻子所谓的平等型“团队合作”关系感到由衷的自豪。像我采访的很多妇女一样，他也精通女性主义论调。“我们已经比我们父母那批人要进步了……他们住在郊区的大房子里，过着非常传统、有明显性别隔离的生活。”他告诉我。但他激动地承认，性别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看看市议会的性别分布，看看政界的性别分布……说到底，就是这方面还有讨论的余地，而只要还有讨论的余地，我们就还没有脱离性别政治，不是吗？” Facebook首席营运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和雅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玛丽莎·梅耶尔就是“新就业模式的典范”，蒂姆以发自内心的乐观态度评议道。然而，当描述妻子之前作为艺术馆馆长工作时，他解释说：“那个从来不对家庭收入有多大用，而是她自我实现的一部分……［那个］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实质性的帮助。”相比之下，他把自己的工作描述为家庭生活的支柱。他虽多次提到自己从工作生活中获得的满足，但称它与妻子的不同，与自我实现无关 。蒂姆解释说，由于妻子的工资太低，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她再回去工作就“没意义”了。“她真的对奋力往上爬之类的不感兴趣，这点挺好，”他解释道，“因为要是我俩都那样［从事高要求行业］，就太糟了。”
1702396388
1702396389
我问蒂姆，他妻子辞职后，是否出现了经济依赖的问题。他答道：“哦，当然了！谁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对吧？”因此，蒂姆一边批判性别政治，自诩为平等型伴侣，一边在实际生活中又接受了传统上男人养家糊口、女人照顾家小的模式；他嘴上说着女性主义论调，却将女人的经济依赖视为常态。这种矛盾深深扎根于女人和男人的陈述之中，受访妇女常常从丈夫的口中听到这类说法（接下来的章节中会进一步探讨）。
1702396390
1702396391
职场举措和信息，无论多么进步，多么变通，多多少少还是维系了那套守旧的、父权制的性别角色。研究员塞西尔·纪尧姆（Cécile Guillaume）和索菲·波基克（Sophie Pochic）展示了公司的组织化措施，尤其是人力资源措施，是如何建立在潜在的传统性别价值体系上的。那种价值体系将妇女归于家庭生活，男人归于公共生活，这便助长了不平等的家务分工和职业分轨。[64] 例如，职业晋升与员工的地理流动性和随时到岗能力挂钩。谢丽尔是美国一所大型高校的高级筹款人，她含泪告诉我怀孕是如何“完全打乱了”她的事业的。她本处于职业生涯的“突破关口”，但当母亲后，就再也无法应付工作所要求的长途通勤和频繁商务出差了。尽管老板从没说过这就是她不能晋升的原因，但谢丽尔很清楚，怀孕在毁掉她的事业上起了重要作用。对其他妇女的访谈也证实，这条潜规则令她们中的一些人无法像男同事那样快速、轻松地青云直上，最终导致她们辞职。然而像谢丽尔一样，她们往往将错误内化、个人化。谢丽尔认定职业偏离正轨是自己的责任：“我 怀孕‘完全打乱了’我的事业。”因此，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性别契约已成为社会鼓励妇女遵守（并鼓励男人支持）的主流社会契约，但与之相对的旧契约思想仍在流传，并对女人和男人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1702396392
1702396393
丈夫极其有限的育儿投入、紧张的工作要求和在家中的缺位，加上上述文化观念，共同造就了不平等的家务分工，而这又进一步迫使女性做出辞职决定。虽然她们几乎都雇了清洁工——这是很多低收入家庭负担不起的奢侈——但日常的家务管理仍主要是女方的责任，这在一天的工作下来后显得尤为繁重。比如，前高级会计师海伦就回忆了她在工作期间是何等“讨厌家务。一天下来已经一团糟。厨房［必须］要清理，跟在孩子屁股后面收拾，所以一天下来总还要将近一个小时［去搞卫生］”。
1702396394
1702396395
“你还在上班时，和丈夫是怎么安排家务分工的？”我问上文提到的前律师葆拉。她答道：
1702396396
1702396397
啊，主要我做。不，他也做。……他，他，他做很多……他早上会收拾早餐餐具，所以要是……我比较忙，通常早上要四处奔波，于是他就包了那些活儿。不过所有采购，基本上所有做饭，所有洗衣服的活儿都是我来。然后我可能，会稍微，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会说：“对了，你能去把洗干的衣服收回来吗？或别的什么。”我的意思是，他确实干活儿，但不，不，不会干那么多，真的。
1702396398
1702396399
葆拉的内心深处，在心目中的理想婚姻、理想伴侣和理想自我，与家庭关系极度不平等的实际现实之间，苦苦挣扎。她想当谢丽尔·桑德伯格和安妮—玛丽·斯劳特所代表并鼓励她们去做的那种平衡型女人——达成美妙的平衡，让伴侣负起责任、尽到他那份力，把丈夫培养成“真正的伴侣”。“他做了很多，”葆拉护短似地坚持，当她忙着四处奔波时“他会收拾早餐餐具”，他会（在她要求时）把洗好的衣服收回来。然而，这一厢情愿的幻想在她承认了活生生的现实后，动摇了：“他确实干活儿，但不，不，不 会干那么多，真的。”
1702396400
1702396401
葆拉这类女人之所以会有这一矛盾，是因为不同于母亲那辈，她们从小到大明白了，遵从父权制的旧契约，将会延续甚至恢复她们个人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严重不平等。我采访的女性们说着《女性的奥秘》和《第二轮班》的理论，却似乎无法用它来对抗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苔丝以前是新闻制作人，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她极其伤心地回想起，即便和丈夫各自都有着高强度的全职工作时，家务分工“很多时候也是按性别划定的”。
1702396402
1702396403
劳拉过去是软件程序员，现也是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她承认自己并不“真的喜欢这种僵化的性别角色”，但“遗憾的是，去城里工作的总是丈夫，照顾孩子的总是妈妈”。珍妮以前是工程师，过去三年里全职照料两个小孩。她谈到自己和丈夫的关系和分工是怎样在头一胎出生后起了变化的：“突然间，你知道吗，我们就回到了更传统的性别角色。我在想：我们不是这样啊！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知道吗，我……我感觉……不管事实怎样，我感觉所有家务活儿都是我在干。而且，你懂的。但是我们不该弄成这样啊……我们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我们，我们本来是一起干的！”
1702396404
1702396405
这些女人是如何认识自己向往的（或感觉一度实现了的）理想形象，与真实自我或已经变成的样子之间的冲突的？陷入这一冲突的女人又是怎样解决的？一种办法是否认那种平衡型女人理想的可行性和被接受度。“我认为没人觉得自己完全搞定了。我从没见到谁说：你猜怎么着，我找到了工作和带娃的完美平衡！从来，从来没人那么说过。”曾任会计师、现为两个孩子全职妈妈的凯蒂说。“平衡工作与生活是句笑谈，没人真正做到了。”另一位妇女说。相应地，受访女人们否认了（用《向前一步》的话说）把丈夫培养成“真正的伴侣”的可能性：那种有工作，而且 对等地分担育儿和家务活的男人是天方夜谭，她们批驳道。否定成为人人羡慕的“巧妙平衡工作与家庭”、把丈夫培养成“真正伴侣”的理想化平衡型女人的可能性，貌似是种解决方案：如果对别人来说不可能，对我来说也不可能。
1702396406
1702396407
然而，这似乎只是一种相当不彻底的权宜之计。平衡型女人的形象，以及被妇女们否决了可行性的平衡工作与生活的理念，仍继续困扰着她们，作为一种向往的可能。她们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责备自己 未能实现那种理想。她们借用“工作生活平衡”论，用平衡型女人的标准来评价自己，从而得出由于自身原因未能成为那种人的结论。
1702396408
[
上一页 ]
[ :1.70239635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