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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辞职时，曾在法庭上打赢了和老板的官司，起因是老板不许她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转为兼职工作。然而11年后，安妮却觉得无力反抗不平等了。她指望着那些“有胆量”消除性别障碍、为她女儿开创别样未来的女性“先锋”们，却并不寄望于自己或丈夫。她嘲讽地回答我提出的男性轮班问题（那样倒好了！），表明她选择痛苦地忍耐父权制，仿佛那是固定、不容挑衅和无可避免的。在安妮看来，革命应该是站在顶层的女性一边轮班式工作一边照顾家小，而男性一直保持全职工作的特权，不承担任何实质性的照料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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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员玛丽·道格拉斯·瓦夫鲁斯（Mary Douglas Vavrus）写道，像安妮和玛吉这样的女性，她们“聪明、有才华、有抱负、受过良好教育，只要她们想，就可以引领一场经济革命。比方说通过迫使国内生产总值里计入‘经济妇女’的劳动……这些女性就可以彻底改变轻视母亲劳动的体制。”[3] 然而，这些才能卓越的妇女脱离劳动市场当全职妈妈太久了，感觉已无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更别说宏观的社会体制。[4] 怎么理解这一矛盾呢？如果玛吉和安妮她们那么渴望自己和后代的生活有所改变，过去也曾运用自己的力量与不平等抗争过，为什么现在觉得自己发挥不了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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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夏洛特的故事。它说明了推动这类变革真正有多么困难，哪怕她满心渴望，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夏洛特十年前辞掉律师工作，当上三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孩子们现在都上中学了。她的丈夫是个雄心勃勃的律师，基本顾不上孩子和家务。夏洛特为自己一直全职陪伴孩子感到自豪又快乐，因为她相信，尤其是相比于那些妈妈要工作的孩子，自己的全职陪伴对孩子更有好处。两年前，当孩子们渐渐独立时，夏洛特开始考虑回归有偿工作，重拾目标。“我现在的状态是，46岁，感觉啥都能干，很能干，啥都能干。你给我个什么事儿，我立马一头扎进去搞定，而且学得飞快！”她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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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洛特申请了一家著名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高级职位。在此之前，她拿到了硕士学位，这对她申请那份工作特别有利。她觉得信心十足，很有把握做好。虽然已经脱离职场十年，但夏洛特还是进入了面试。一想到可能被录用，她就十分激动。但在得知面试日期后，她发现那天与定好的家庭度假冲突了。她把这一情况告诉那个非政府组织，说她只能用Skype面试。然而，面试当天Skype出了故障，而她进行了电话面试。“所以显然，”她解释说，“我没能拿到那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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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夏洛特不能叫她形容“非常亲力亲为”“非常支持我的丈夫”带孩子们去度假呢，这样她不就能参加面试去争取她梦寐以求的工作了吗？她毕竟付出了学习，而且能够胜任呀。她丈夫又为什么没有主动这样提议，好让她前去面试呢？为什么我见到的这么多女性都和夏洛特一样，要隐瞒自己的渴望，避免打破现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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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的妈妈珍妮特，11年前辞掉了演员工作，现在很渴望回归某种有偿岗位。她给出了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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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俗成就是这样的。你离开工作，回到这个环境里，差不多就定下来了……孩子们一天天大了，这个体系还是把你绑在家庭生活里。我气得恨不得掀了桌子，说：老妈要工作！［笑］对吧，你们不能再一个个地赖着我。老妈要工作！［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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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维持这个现状付出了很多，对吧，都是为了家人，到此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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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特的讲述充斥着自嘲和苦笑，掩饰了承认事实带来的痛苦。她一针见血的评论显示，让她失去力量的是长期以来对家庭结构的屈从。现有家庭结构完全依赖她担当主要照护者和家务管理者。虽然公众对这一角色的认识有了重要改变，但它仍旧顽固地压在妇女头上，而且价值被严重低估。珍妮特承认自己助长和维系了现状。要想改变，就需要好好反思其家庭所依赖的整个结构，反思严重不平等的角色、劳动和领域划分。这意味着挑战珍妮特这类女人多年来遵从的规范，是一项需要勇气的艰巨任务。用珍妮特的话来说，这需要妇女们突破“把她们绑在私人家庭”领域，而把丈夫们绑在公共经济生产领域的心理机制，这种机制至今（就像另一位妇女说的）“完好无损”[5] 、无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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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一些妇女去实现渴望中的改变的，还有另一个障碍：经济舒适与保障。利兹就这一点提出了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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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你做选择，只是因为有51%想要这一个，49%想要那一个。你选了51%的一方，然后就这样了……会有点后悔，因为你会想，唉……于是［停顿］，所以没法两全其美，对吧？……而且我丈夫的工作很要命。我也在想：“好吧，要是我毅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对他说：你得换份工作，会怎么样呢？”那不大可能，而且那样我们就不能住现在的房子了。要知道，我们都清楚房租和房贷贵死人，所以就当……是件倒霉事吧。我放弃工作是很糟糕，但又能怎么办呢？［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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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放弃了一部分重要的自我认同来换取经济舒适。她考虑过坚定立场的可能性，但是代表家庭的“我们”压倒了她：注意看从“要是我 毅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会怎么样呢”，到“我们 就不能住现在的房子了”的转换。她知道放弃自己的工作是“倒霉”又“糟糕”的决定，但直接承认太痛苦了。于是她权衡了一下放弃工作与放弃房子，指出比起不能住既不用贷款又不用租金的房子——英国大部分居民很少能有此奢望——辞掉工作更理智，也更安全。“但又能怎么办呢？”她认命地叹了口气，好像放弃一大块自我认同是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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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选择不打破个人或社会现状这点，意外地违背了当前规劝妇女向前一步、坐到会议桌前并承担管理职责的文化和政策叙事。夏洛特最终放弃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珍妮特下意识地把家庭放在个人需要前面（“老妈要工作！”），以及利兹的宿命论口吻（“但又能怎么办呢？”），似乎都与提倡妇女自信、赋权和赋能的主流大众女性主义说法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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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赋权与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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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媒介学者萨拉·巴尼特—韦泽（Sarah Banet-Weiser）认为，她称作“大众女性主义”（popular feminism）的内容近年来在媒体上的传播热度明显增高。[6] 她解释说，女性主义的大众化有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它在各种媒体渠道和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因而具有极高曝光度且可被大量访问。在这一背景下，随着“每日性别歧视项目”（Everyday Sexism Project）、反街头骚扰组织Hollaback、“我也是”（#MeToo）和“是时候停止了”（#TimesUp）等运动的盛行[7] ，以及大众传媒领域对性别不平等的广泛讨论，性别歧视显然再度成为公共话语的热点。女性主义批评家罗莎琳德·吉尔指出：“至少在英国，每天都会有新闻报道关于性骚扰、薪酬不平等、企业董事会或政党内部性别结构失调、妇女名人遭受性别歧视，以及女孩和男孩之间有着‘自信差距’的案例。”[8] 其次，巴尼特—韦泽写道，女性主义大众化也指它广受青睐和尊崇：“这种女性主义的主体性不再受困于后女性主义时代对女性政治的缄默和排拒，而成为常态甚至趋势”，在当代公共话语中“占据热点地位”。[9] 这种“受宠”的女性主义，是由赋权理念，以及自信、自主、自尊和权利等主要文化概念主导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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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大众女性主义潮流的，是位高权重的妇女，诸如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外交政策专家、新美国智库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妮—玛丽·斯劳特，以及当前美国总统的女儿兼顾问伊万卡·特朗普（在2017年出版的图书《职业妇女：改写成功的规则》中展示了她的“女性主义”计划）。虽然说法不尽相同，但这些妇女推崇的都是强调女人赋能的个人主义观念。她们呼吁职场上的妇女“向前一步”，坚守自己的位置，彰显自我，“从障碍丛中开辟道路，发挥她们的全部潜力”[11] （桑德伯格），“掌握大权”[12] （斯劳特），“胸怀大志”“烙下你的印记”和“坚守你的阵地”[13] （伊万卡·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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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位高权重的妇女——安妮和其他受访妇女所向往的“女先锋们”——备受瞩目、女性主义复兴、无数激励妇女赋权的言论广为流传的大背景下，我的受访者们却感到无能为力，这点令人费解。她们是高学历妇女，广泛接触流行的女性主义电视剧（几位受访者提到了《傲骨贤妻》《女子监狱》［Orange Is the New Black ］、《同妻俱乐部》［Grace and Frankie ］和《国土安全》［Homeland ］等剧集）、女性杂志、报纸、广播节目和社交媒体上妇女和女孩赋权、自信和自尊的当代言论。我在本书引言中曾提到理查德·桑内特和乔纳森·科布的“磁体”比喻，那会不会是这些当代的流行叙事“磁体”完全没能渗入她们的想象、影响她们的经历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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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部分在于大众女性主义受到的批判，以及女性主义学者凯瑟琳·罗滕贝格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罗滕贝格和班尼特——韦泽、吉尔等人指出，在女性主义复兴的同时，它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流传于当代自助和指南类书籍、电影、电视剧、应用软件和社交媒体中的新兴大众女性主义形态，已从推动早期女权运动的平等、社会正义、解放和团结的理念，转为注重妇女的个人赋权、自信、适应力和创业精神。前几章讨论过的很多媒体、政策再现和话语的例子，都属于女性主义最近的这种变体：劝导妇女拿出自信、鼓励她们向前一步（第1章），崇尚巧妙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型女人（第2章），把妇女描绘成自由选择、精明能干的母亲形象（第3章和第4章），媒体和政策还强调了妇女在零工经济中的创业精神和自主赋权（第5章）。很多这类当代“女性主义”言论，不是批判支撑和维持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条件，却几乎只要求妇女做出心态上的转变，而决定这种心态的资本主义和父权体制，以及客观存在的现实，大体上都维持了原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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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一些大众女性主义宣言和公开支持女性主义的高层妇女承认，存在着宏观制度上的不平等。例如，桑德伯格在其大受欢迎的女性主义宣言《向前一步》中指出，需要解决育儿成本、两性薪酬差距和性别刻板印象等制度性问题。这位社交媒体巨头的首席运营官在2017年母亲节时曾呼吁美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实行带薪探亲假和提供实惠的育儿服务。[16] 安妮—玛丽·斯劳特则坚称，光叫女人拿出雄心、自信，培养乐意分担家务的伴侣是不够的，她呼吁出台重视照护工作的国家政策。[17] 伊万卡·特朗普一直标榜自己支持家庭，特别是职场母亲。她在2017年5月推出一项250亿美元的联邦带薪产假计划，为父母——包括养父母和亲生父母——提供由政府资助的产假（可能涉及增税）。[18] 随着2017年年末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妇女事件被曝光且余波持续发酵，由#MeToo运动引发的讨论在探讨职场和一般社会上的性骚扰和性别歧视时，也已触及制度性和社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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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多这类所谓的当代女性主义言论和评议背后的观念，都认为挑战制度性不平等太骇人、太过艰巨，因此是不现实，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反，她们通常强调以不断的自我调整和自我督促来实现微小改变的重要性，声称这种自我调整会带来赋权和自我转变。就像罗莎琳德和我所主张的，她们“提出的‘女性主义’计划，是要妇女在 当前的资本主义和企业现状下 ，积极、建设性地采取策略改变自我”，因为在她们看来，改变那些现实绝无可能。[19] 例如，第1章提到过的《纽约时报》畅销书《信心密码》，其中勉励妇女只有自信才能获得职场和其他领域的平等，便部分是建立在制度层面的男性主导和性别失衡基本上无可撼动的“务实”观点上的。“现实给人不好的预感”[20] ，美国记者卡蒂·凯（Katty Kay）和克莱尔·希普曼（Claire Shipman）写道[21] ，指责外部障碍“虽然容易，但入了歧途”[22] 。相反，由于现实和环境无法改变，凯和希普曼呼吁女读者们找到“自我可控的部分”，然后通过一系列行为步骤和自我监督来改变自身，从而避免计较制度上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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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媒体、职场和政府政策中流传的性别平等的再现，其核心要旨是妇女需要克服内心的障碍和“自己造成的”创伤，正是这些阻碍了她们变得自信、赋权和成功。关于妇女为何无法获得高层职位、取得职场成功，最流行的一种解释理论是冒牌者综合征。“哪怕已经成就非凡，甚至是该领域的专家，妇女似乎都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被别人发现自己的真面目——技术或能力有限的冒牌货——只是时间问题。”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写道。[23] 这个心理学概念时常出现在职场性别平等的政策讨论，以及帮助妇女解决和克服其“冒牌感”的项目中。[24] 很多著名女演员，包括埃玛·沃森（Emma Watson）和凯特·温丝莱特（Kate Winslet），以及诗人兼民权活动家玛雅·安杰卢（Maya Angelou）都曾在媒体上承认遇到过这种症状。这一解释如此流行，以至于《赫芬顿邮报》记者萨曼莎·西蒙兹（Samantha Simmonds）暗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要求2017年6月提前举行大选的决定，是“我见过或采访过的每位成功女人”与生俱来的缺陷“冒牌者综合征”导致的结果。西蒙兹推测：“或许她只是感觉首相并非当之无愧——感觉不算名副其实，或众望所归，而只有举行大选才能打消那些自我怀疑。”[25] （不过由于保守党在选举中失去了多数席位，这种推测是为了获得信心的策略自然适得其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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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当代妇女自我赋权的说法热烈支持和推崇通过个人转变来解决社会变革和性别平等问题，但对于促成宏观制度性变革的可能，却秉持了宿命论的态度。它们告诉我们情形不容乐观，同时又强调“事实如此”，因此，可以对抗的主要或者唯一障碍，就在于自身。法国社会学家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基亚佩洛（Eve Chiapello）称，这种主流的宿命论意识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正当性至关重要。他们强调了文化再现在维系宿命论意识、削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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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与通常预言其覆灭的推测相反，资本主义不仅存续了下来，而且势力不断扩张，那是因为它仰赖了许多能引导行为的、我们共享的再现和理由，它们把资本主义描绘成可以接受，甚至十分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唯一可能的秩序，或者所有可能中的最佳之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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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自助和指南类书籍、电影、流行节目、社交媒体文章和应用软件（具体例子在前几章中讨论过）似乎正是这么做的，也就是提倡在 当前秩序下 做出微小改变的可行性和可取性，暗示当前秩序是唯一行得通的。它们敦促妇女通过自我调整来改变自己的想法、感受和行为，称这一方案不仅切实可行、立竿见影，而且终将带来宏观上的改变。社会心理学家埃米·卡迪在其广受欢迎的TED演讲中阐述了她主要有益妇女的能量姿势理论。正如她在其中总结的：“细微的调整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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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那种据说能从微调中实现的巨变，即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实现性别平等，被说得好像不可避免，几乎是自然而然就会缓慢、稳步发生的有机变革。这一说法在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第九次《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报告发现，尽管全球女人和男人在教育等其他维度的差距正在缩小，经济差距却在不断扩大。与报告发现相关的新闻标题有：“消除两性薪酬差距可能要花170年”（《卫报》）[27] ，“世界经济论坛：两性工资差距170年内不会消除”（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 ］）[28] ，“170年内女人收入无法超越男人”（NBC新闻［NBC News ］）[29] ，“性别平等有望到来——但要到2095年”（《每日电讯》［Telegraph ］）[30] 。理论上，这份报告和相关报道的目的在于呼吁采取紧急措施，消除性别平等差距。然而，科学的、事实化的用语，以及对于两性薪酬差距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内不会消失的断言，都好像在汇报一则科学家们观测到却无法掌控的自然现象一样。它把两性薪酬差距的缩小描述为一种有机进程，会缓慢推进，170年后自然达成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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