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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这一说法，自由民主的工业化国家目前的性别平等状况被反复拿出来与过去进行比较。这种历史对比能减轻对现状的不满和批判，毕竟，它表明，形势比过去好多了。这一说法将改变呈现为单向的、渐进的和稳步的，好像形势只会越来越好；把持续平等化的势头看作理所当然，好像不存在进展停滞或倒退的可能性。在政策和我这些年来参加的企业性别多元化相关活动中，常能看到这种表述。在很多这类活动中，要求改变职场状况、挑战维系性别不平等的规范和文化的呼声总会被“形势已大有改观”的安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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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2016年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一家全球领先公司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负责人就用了这种说法。会议主席请他谈谈公司遇到的性别平等难题，这位主管讲了一则有趣的个人轶事：“我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家里养了只猫，结果我对猫很过敏。我就跟我女儿——她当时四岁——说，只能要么我走，要么猫走。然后她说：‘哎，爸爸，反正你也不怎么在家嘛！’”发言人等观众们笑过，补充道：“［好在］从那以后形势变了很多，那都是20来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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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趣闻想说明的是，世道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内部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虽然那名主管后来承认，他的公司内部存在一些持久的性别平等障碍；但他开场关于猫的故事暗示，无论当前这些障碍多严峻，最终都必将被克服。这位发言人和其他与会者没有仔细探讨需要克服的障碍，而是强调了一种积极、渐进改变的趋势。同样，在我参加的另一场职场性别平等活动筹备会上，组织者们——五名主张推进组织内部性别平等和多元化的妇女——就强调了要在活动中展现光明前途，凸显积极变化。“为了不打击大家的兴致，我们在标题里要避免使用‘障碍’和‘阻碍’这类措辞。”她们说，“我们应该强调，形势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但还有些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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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强调与展现女性赋权、自信和适应力等积极品质的当代再现是一致的。想想受积极心理学启发并以其为基础建立的“幸福产业”（happiness industry）[31] ，以及一直以来推崇宁静、内心平静、温暖、幸福、成功和正能量[32] 等妇女理念的新时代/自助型言论，当今无数针对妇女的信息都支持积极情绪，反对“消极”情绪，特别是恼怒、愤慨和抱怨这类。安妮—玛丽·斯劳特在性别平等论争中的表现，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趋势，反过来也推动了它。正如凯瑟琳·罗滕贝格指出的，斯劳特在其多次被人们引用的文章《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中详细阐述了她的性别平等计划，后来又扩写为《未竟之业》一书，但整个计划的立基都是要求中产阶级白人妇女“通过平衡工作与生活来实现幸福，而平衡本身就是妇女进步的标志”。[33] 对积极态度和正能量的强调，也体现在对非白人职业妇女的劝勉中。例如，美国黑人职业妇女组织（US Black Career Women’s Network）“致力于非裔美国妇女的职业发展”，并将“黑人职业妇女”定义为“自信、坚强的黑人妇女”，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她们“仍旧秉持积极的心态和形象，建立社交网络，追求职业发展、教育和指导，以期实现自己的目标”。[34] 广告、社交媒体、女性杂志、自助书籍、应用软件和其他媒体中类似的呼吁，也套用那些诱导女性热爱自己、赞美自己的“励志”格言。“找到你的热情所在，创造你热爱的生活”（见伊万卡·特朗普《职业妇女》第一章），“相信自己，否则没人会相信你”，诸如此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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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积极情绪和积极心态的赞扬和支持，以及相应对消极情绪和想法的否定，与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话语转向“当下”的势头密切相关。诸多诱导妇女“活在当下”的自助类文章、博客和信息都佐证了这点。例如，在《职业妇女》中，伊万卡·特朗普就敦促妇女“聪明地把握当下”[36] ，而不要徒劳无功地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37] 类似地，苹果公司零售部门的高级副总裁、博柏利（Burberry）前首席执行官安杰拉·阿伦茨（Angela Ahrendts）也在“商界领袖与女儿们”（Leaders & Daughters）建议网站上劝导女儿们“永远要活在当下”。凯瑟琳·罗滕贝格通过分析两个点击率很高的“妈咪博客”——博主是放弃在企业蒸蒸日上的职业生涯的美国妇女——显示了女博主们是如何翻来覆去地表达享受当下、把握眼前、充实而有意义地过好每一刻的愿望的。这一愿望与当代流传广泛的幸福与平衡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滕贝格认为，“活在当下是对现状进行情感投资”，因此，转向当下既掐灭了设想另一种前景的可能性，也排除了为创造更平等的社会提出具体要求的念头。[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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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对大众女性主义及其鼓吹的妇女赋权持批评态度的观点，也往往带有形势在进步、改变乃大势所趋的意味。例如，蕾切尔·阿罗塞蒂（Rachel Aroseti）在《卫报》（2017年5月10日）上撰文，讽刺有些“卖弄女权思想的电视剧”，诸如网飞出品的《女孩老板》（Girlboss ），是“女性主义毫无意义的分支”。她批判《女孩老板》建议妇女“模仿男性举止，永远不能抱怨不平等，而要积极加入物化自我的行列”。然而，虽然阿罗塞蒂对该剧及其赋权式的女性主义提出了批判，但她以乐观基调收尾，与上文引述的主管的做法并无二致。她写道，该剧通过把我们带回“2006年的黑暗岁月”，来“提醒我们现在（多数时候）的形势有多好”。[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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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形势已大为改观、进步会自然发生且不可避免的理念，以及对当下的注重，目的和结果都是呼吁妇女保持耐心。关于职场性别多元化的企业和政治话语，都强调性别多元化（更别说平等）需要时间和耐心。例如，麦肯锡公司一份关于职场妇女领导力的报告引述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话，他解释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和努力。”[40] 同一观点更气人的重申，来自国际知名西班牙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2017年2月，卡拉特拉瓦针对建筑业妇女调查（Women in Architecture survey）结果显示建筑业普遍存在性别歧视的现象发表评论，力劝女建筑家为薪酬平等“再等一等”。[41] 类似地，德高望重的法官乔纳森·萨姆欣（Jonathan Sumption）阁下在谈及英国司法体系明显缺少多元性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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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假装完全靠才华选拔出的队伍能立马组成一个完全多元或者还算多元的司法部，那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在这个领域，和在平常生活中一样，我们没法随心所愿。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接受无奈的妥协。我们甚至必须学会耐心。[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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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妇女的想象：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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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类话语的大背景，受访妇女的叙述便好像不难理解了。她们的心态、希望和信念，似乎已被性别平等和改变的当代主流叙事，以及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观念悄然（而且危险地）同化了。利兹“但又能怎么办？”的结论，珍妮特对现状无望改变的失败主义接受，都呼应了当代话语认为不平等的宏观制度无法改变的宿命论心态。安妮对于形势总归会自然、不可避免地好转的空洞希望——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会看到，其他受访者也反复提到这一点——也带有性别平等是必然、渐进的有机进程的当代叙事色彩。玛吉和其他妇女认为自己无法也无力推动她们向往的改变，呼应了当代许多流行文本中常说的推翻性别不平等是一项过于艰巨的任务。我采访的妇女们似乎听从了萨姆欣阁下的建议，学会了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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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性别平等观，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最明显的体现或许就在这些妇女对子女未来的期望，以及对子女未来的嘱托中。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自发地表示，非常希望孩子能生活在更加公平和性别平等的世界。有女儿的妇女们尤其强调，但愿女儿得到公平对待，不用经历她们中很多人遭受的歧视、不平等限制和性别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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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中提到的在单位遭到歧视待遇，然后起诉了前雇主的市场经理露易丝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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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特别相信……我确信到我女儿这一代会大不一样，会有更多人提出质疑。嗯，我希望……希望那会儿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真希望……我知道其实目前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我不敢想，等我女儿进入工作了，性别平等还没什么突破！我不敢想到那会儿还是老样子！现在关于机会均等和弹性工作不是吵得很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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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易丝希望的背后，是对于渴望的形势改变无法实现的深层焦虑。她从肯定性的“我真的特别相信”和“我确信”转到犹豫性的“我希望”（重复了三遍），最后承认她知道“其实目前没有太大的改变”。她知道，在“机会均等”被热议的同时，性别歧视仍旧猖獗。露易丝提到了各种她读到或见到的例子：妇女在工作上受到不公平对待、母亲们被女儿学校的校长嘲讽、日常的性别歧视，以及年轻女孩被束缚在传统性别角色中——包括她自己的女儿，后者认为“钱都是爸爸挣的”。[43] 不过，露易丝指望着，有了“机会均等和弹性工作”的热议，即大众女性主义争论以及政府和职场对于性别平等有望到来的承诺，她的女儿就不会面临与她的遭遇类似（或更糟）的不平等现实。但是，当被问到她为何这般坚信等女儿进入职场形势就会好转时，露易丝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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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我不知道。唔，我猜，我……我只是，［觉得］还是有几丝希望的。比如说在瑞典，他们即将要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了，男女都会缩短，还出台了规定父亲责任的法律……我认为这些希望会传播开来……而一旦人们……证明它们行得通，至少其他欧洲国家也会面临推行它们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我们希望这边有人带头……来证明这可以实现。然后有了压力，就有动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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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应该由那些上了年纪、位高权重的狠角色来，他们比较懂那一套是怎么搞的，然后……然后你只要多花一点点力气去配合，多花一点点时间，对吧，差不多照做就行了！所以说会有人带头的，然后大家就会意识到，还非这样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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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易丝的叙述中有个明显的矛盾，和其他妇女异曲同工。一方面，她真心不满于现状——她诚恳地反复说，自己不敢想不会出现根本性社会变革的情况。露易丝自认是个女权主义者。她很关心，也热衷于妇女在职场和其他领域的平等权利。当谈到女儿成年后的未来时，她不禁落下泪水。另一方面，到了要明确实现梦寐以求的改变所需要的责任时，她又含糊其辞，不谈自身了。和关于性别平等进程的普遍公共叙事一样，她谈论“有几丝希望”和施加压力时的口气，就好像它们是不可阻挡的自然趋势。她先是寄希望于瑞典——好几位受访者都把它看成性别平等的乌托邦，然后以一种分散的、模糊的责任作结：“会有人 带头的，然后大家 就会意识到，还非这样不可。”关于性别平等的争论压下了露易丝对不平等会延续下去的焦虑，而对那种缓慢，据说是有机、必然的进程保留着模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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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对女儿的期望，也借鉴了当代叙事中关于性别平等，尤其是大众/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宣扬个体赋权、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说法。珍妮是一位48岁的全职妈妈，有一个13岁的女儿和一个10岁的儿子。她的丈夫是一位英国白人，在金融城当高级律师。她由做公务员的父亲和当过教师的母亲抚养长大。母亲在珍妮出生后就辞掉了工作，照顾三个孩子。珍妮告诉我，她从小就“很有政治意识”。中学期间，她创立了黑人女生协会，后来在大学里参加黑人女权运动。她的梦想是当工程师，但所有人都告诉她，这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她是个女孩。在一次大学奖学金的面试上，她被问到父亲是否是工程师，或有兄弟是工程师，她说都不是。但珍妮很坚定，20世纪90年代以工程学学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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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20出头的珍妮在一家通讯公司做软件工程师。工作环境虽然苛刻（经常要求出差），但用她的话说，“很刺激”“很自由”，而且“很通融”。她在事业上进展很顺利，九年后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她听取了一位女同事的建议，转为兼职工作。数年下来，这一安排都很顺利，但当公司被一家跨国企业接管后，工作条件和氛围急剧恶化，珍妮决定自愿接受裁退。之后，她接连在几家机构兼职，但三年前彻底辞了职。她在上一个单位做得很不开心——工作不刺激，薪水低廉，而且她签的是临时合同，没有工作保障。她的丈夫工作时间很长，工作日基本不在家。就在那段时间，女儿在学校受了欺负。珍妮意识到，自己和丈夫太忙了，以至于“完全忽视了女儿”。“这正好提醒我，需要多陪陪孩子，”她解释道，“于是我抽时间休了个短假，然后假期拖得久了些，然后……”因此，过去三年里，珍妮一直当着全职居家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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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绝非那种老套的甜心妈咪或新传统主义者：她讨厌烘焙和烹饪，觉得待在家里与自己的身份格格不入。她恼火地回想，自从辞职后，她和丈夫便转向了更传统的性别角色，而后沮丧地叹道：“我们不是这样啊，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知道吗！……我们不该这样的。我们，我们（本来家务）是一起 干的！”珍妮带着深深的哀伤结束了访谈：“16岁信奉女权的我，要是知道自己将来只能在家带孩子，会吓一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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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前，16岁的珍妮是名女权主义者；32年后，她似乎已接纳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女权主义，并将它传授给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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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感觉，女权主义像是死掉了。但你知道吗，有趣的是，我认为它深深扎根在了我们孩子的心中。要知道，因为你是女孩，就说有些事儿你不能做，或者做不好，多么荒唐！我绝对要叫我女儿意识到［女权主义］。我告诉她：“知道吗，有时候只需要往前推自己一把。”我们常常鼓励她去关注我们发现她擅长的科目，让她逐渐意识到自己擅长数学……是啊，我们谈到她的学习和工作时也是这么考虑的。［我告诉她：］“你能做这个！那个也可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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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20世纪80年代在学校创办黑人女生社团、大学期间成为女权活动家的女子，不畏质疑毅然成为工程师的女子，之后被新自由主义工作文化和家中的性别不平等伤到的女子，如今教导她的女儿像谢丽尔·桑德伯格的女权宣言所说的那样“内化革命”：有时候只需要往前推自己一把。由于缺少女权主义集体行动、团结互助的氛围和理论武器，珍妮便只能采用赋权、勇敢和坚韧这类个体化语言。她把自己的女权力量投入到女儿的教育中，教导女儿自信、自强，都是脱离了女权整体的个人行动。而她自己，却好像无力抵抗辞职后被迫背负的传统妇女角色了。16岁的女权主义自我一直萦绕在她心头，但她感觉无法再像过去一样，无法打破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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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珍妮一样，很多受访妇女都热切地向女儿灌输自信和个体赋权一类的女权思想，极力确保她们受到良好的教育（通常是在私立学校），从而能在最佳的起点展开她们作为独立、赋权妇女的职业生涯。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受访妇女都承认，希望女儿对野心和梦想稍加克制，以便选择的职业能兼顾到家庭生活。例如，前财务总监萨拉就说，她非常希望女儿能有尽可能多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她和丈夫决定送女儿去私立学校。她承认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考虑到私立学校提供的优质教育和发展前景，他们认为这是值得的。谈到职业方面，萨拉反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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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女儿能找到一份可以兼顾家庭的职业就好了。她喜欢小孩子，和孩子们很合得来，所以我想有一天她自己也会成家。因为这个，我觉得她不会，对吧，只当个纯粹的职业女性。所以我希望她将来有可以退一步的基础……没错。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期望她基于这点去择业，但要是她能处于这样的一种位置会比较好……我会建议说，或许去当全科医生，比心内科医生要好一点……或者当普通教师，比大学教授要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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