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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惊讶的是，很多受访者好像无意中都接受了这种矛盾：一边在女儿教育上投注大量时间和金钱，把她们培养得多才多艺，不断鼓励她们去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另一边又引导她们去适应文化中的妇道价值观，以及异性恋的家庭和关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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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凯蒂认识到呼吁她们去适应“说来有些糟糕”，但她仍旧相信这是为女儿的未来打好基础的务实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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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说来有些糟糕，但有时你私下里会想，要给孩子们最好的，要给女儿们最好的，你希望她们长大后成为聪明、独立的女人，但也希望她们成家。你几乎想告诉她们：知道吧，你在学习上付出的所有时间精力，都要想想等你成家了怎么办。因为有可能，如果你当了全职妈妈，就不得不放弃学了那么多年才得到的东西，所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工作，是在你成家后还能继续做的，还能保留的……有些行业你会做不下去的，知道吧，但也有些行业能让这容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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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许多妇女都有类似的观念，即现实是固定的：一些工作天生比另一些更容易兼顾家庭，所以她们的孩子必须面对这一现实，选择更适应家庭生活的工作。此外，大多数受访者的考量似乎都没有脱离异性恋规范的框架，她们基本上想象孩子将来成为异性恋核心家庭的父母，几乎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认定的）现实可能会改变，而自己或子女是有能力去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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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好几位儿女双全的妈妈对女儿和儿子表达了不同的期望。例如，育有三儿一女的前记者玛吉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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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孩子们都能找到想做的工作，但或许，对于女儿，对于女孩……还要好好想想有了孩子怎么办，她要怎么应付两头……找找有功夫带孩子的工作……也许到那会儿形势已经变了，对吧，也许会有……更多，那种，托儿福利，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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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但还是……最可能的情况是，大部分带娃的活儿还是落在女人头上，对吧，所以我必须让她做好准备。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不希望儿子们以后多陪陪孩子。但就职业道路而言，我会给女儿不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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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孩子，这一无数文化再现不断重复的“最可能情况”，指导了玛吉的思想和行动。她准备让女儿去适应一种不平等的体制，适应她认为是主流的妇女价值观。她希望等到女儿成年时，“也许形势已经变了”，但不觉得自己或女儿能推动形势的改变。葆拉的母亲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电视行业最早的女导演之一，她自己也曾是一名成功的律师。她说，她不鼓励女儿“去做野心太大的事儿”，因为她希望女儿做好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准备。“你会对儿子说这些吗？”我问。她显然为给出“错误”的答案感到不安和尴尬，回答道：“呣……问得好……呣，［沉默］不，不会。我是说我……我……我不确定，我不确定我会……这不大好，对吧，是吗？如果你……如果你是……唔，我不知道［沉默］。嗯，好像就是会更多地……落在做母亲的头上。多数情况下，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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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拉、玛吉、凯蒂、珍妮、露易丝，以及我采访的很多其他妇女，都听从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家长们的严肃警告——别冒险去“激发［女孩身上］与当前女性价值观冲突的兴趣和能力”。[44] 她们鼓励女儿压抑自己的梦想，克制自己的渴望，最终像她们的母亲一样，成为珍妮特所说的，“现状下的好女人”。那套赋权、自信、选择、积极和韧性的说辞，和优质教育将为女孩敞开大门、让她们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的理念，掩盖了母亲们——不管内心如何矛盾——对女儿倒退性的教导：要当全科医生，而不是心内科专家；要适应，而不是挑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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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道路：愤怒与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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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的很多妇女对生活和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表示沮丧、嘲讽、愤愤不平，却没有能力批判、抵制和挑战它。相反，她们选择适应，并鼓励女儿去适应那种狭隘的性别划分和妇女价值观。许多受访妇女都与朱莉·威尔逊和埃米莉·奇弗斯·约奇姆研究先进新自由主义社会的母育状况时所采访的美国妈妈一样，不断调整自己的愤怒和不满，在“控制住不生气”上耗费了很多情绪劳动。[45] 受访妇女们觉得无力展开必要的对话来明明白白地表达自己的愤怒。玛吉声称七年前丈夫被裁员时就该挑明的对话，至今也没有进行；夏洛特连梦寐以求的工作面试，都无力征求丈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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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采访的35位妇女中，有一位站出来表达了继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之后、安杰拉·麦克罗比所说的“清晰明了的愤怒”（legible rage）。[46] 41岁的比阿特丽斯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三年前离开职场。她在拉丁美洲长大，在那里做了九年的记者。她的母亲是位教师，据她描述是个“坚强的女人”。在比阿特丽斯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反复告诫她经济独立的重要性：“永远要自己挣钱，这样才不至于叫老公给你买内裤！”母亲曾这样嘱咐她。2004年，由于公司大规模裁员，比阿特丽斯被解雇了。在此之前几个月，她遇到了后来的丈夫，一位刚从大学毕业，即将开始律师生涯的英国人。比阿特丽斯跟随他搬到了伦敦。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有工作经验和名校授予的硕士学位，但她还是没能在新闻业找到工作。干了几个月咖啡师之后，她拿到了在英国的第一份新闻工作，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当新闻制作人。签了三次定期合同（每年续签一次）后，她怀孕了。就在怀孕期间，她所在的部门进行了重大重组，雇主通知她，合同得终止了。她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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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气得不行，因为，你知道，我是有计划的！我想休完产假后回来工作！但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呣，然后，像，就，好像是，一场大战。我找了一名劳务律师……于是我去休产假，刚休不久就给我解了合同。他们说：“嗯，就这样了。没有产假津贴。什么都没有。”我说：“不行！如果你们不让我休完产假回来工作，至少必须给我产假津贴。我为你们干了三年，这点最起码的要求不过分吧。”最终，他们同意将我的合同延长到涵盖18周的产假津贴。所以最终我拿到了补助。呣，但那是相当……相当难过的经历，因为感觉像又被炒了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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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比阿特丽斯觉得当母亲令人开心：“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但同时，由于家人都不在身边，而丈夫做着非常紧张的全职工作，当母亲也充满艰辛和孤独。孩子几个月大时，比阿特丽斯就开始申请自由记者的工作，努力抓住任何出现在眼前的机会。两年来，她在家以自由职业模式工作。然后她怀了第二个孩子，失业了九个月。两头兼顾太难了，况且自由职业变数多，薪水又低。比阿特丽斯决定重返全职岗位。“唯一能顾全两边的办法，”她告诉自己，“是找份合适的工作。”她在以前的工作单位找了一份刺激的新工作。然而，合同是临时性的，她常常接到临时通知，执行紧急任务。工作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给安排育儿托管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因为我不是固定工作，”她解释说，“所以感觉没必要报全天的托儿班，但这样一来，当我因为出任务临时打电话找托儿所时，他们并不是总有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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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二个孩子上了学前班——当时由英国政府提供，每天两个半小时[47] ——她“开始变得非常 沮丧”。“我该怎么办？一天工作两个半小时不够啊！他们希望我进办公室，在家里确实做不了什么。”“我实在很迷茫。”她痛苦地承认。比阿特丽斯向一位（男性）职业规划师求助，后者给出的建议附和了妇女对工作和家庭的纠结大多是自寻烦恼的流行看法：“你给自己太多压力了，如果你女儿只需要再在家里待一年，那你干嘛不停下工作去照顾她……然后试着，对吧，享受这段时光！完了就能好好考虑工作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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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阿特丽斯的职业规划师要她“享受这段时光”的建议，还是那套鼓励女性要“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的说辞。它弱化了当下以外的时间视域，而那正是政治动员所必需的视野，是畅想未来的基础。[48] “我也不想这样。非常、非常痛苦，但我还是决定辞职。”比阿特丽斯不情不愿地听从了叫女人“再等一等”“享受当下”的意见。她勉强屈服于不平等的现状，以及为不平等辩解并维系它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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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职业规划师享受当下、辞掉工作的建议，激发了比阿特丽斯心中的沮丧、痛苦和愤怒。这些压抑已久、为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积极情绪驱动论所排斥的感受，随着比阿特丽斯隔代对比自身的处境，变得越发深重和强烈。“我就像我的祖母一样！”她沉思着说，“我基本上就像祖母一样，没有选择，不能工作，因为必须要照顾小孩！但不对啊，我是有选择的！”从这一刻起，比阿特丽斯的态度变了——既是就采访来说，也是就其人生轨迹来说。“直到这一刻，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才真正吓到了我。”她郑重地说道。比阿特丽斯变得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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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女人来说这么难，女人想既 追求事业梦想又 当母亲就这么难？为什么对男人来说这从来不是问题？为什么对他们来说就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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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是当了母亲。没错！而我以前……曾经全职工作。也没错！所以，对吧……人生就这样嘛。但不对啊！不该是这样！这个状况对我丈夫来讲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他啥都不用干……从来不用。他对现在的状况很满意，但他知道我特别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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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比阿特丽斯以不同于其他受访妇女的直率倾诉了愤懑：她把个人与政治、自己的命运与妇女的集体命运、亲身经历和感受与性别不平等的权力机制联系了起来。只有当比阿特丽斯人生中第一次建立起了这种联系、承认了这种根本性的愤怒，她才能指出并批判丈夫的态度和做法是大男子主义的，继而胆敢挑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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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工作的时候，有几回需要我丈夫多照顾家里一点。也碰到过难堪的场面，因为，呣，要知道……他收入高……而我，作为记者，赚得不多。有时候，他会很恶心地说什么：“要是你怎么折腾都挣不到多少，还拼个什么劲儿？！”……而且［他］也会用相当大男子主义的口气……你知道，说：“要是我被炒了，你怎么办？……［辞职］那是你的选择。”呣……糟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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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狠狠吵了几架，因为我反击了。我反击了，说：“听好了，不准你这样跟我说话！我的位置不是窝在厨房里！做饭是很开心，但我更想工作！我是大材小用了。我喜欢当妈妈，但我不是……这不是我的全部。我也是有过辉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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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阿特丽斯的回应成了“清晰明了的愤怒”——这正是女性政治的生命力所在。[49] 斥责丈夫的态度和做法是大男子主义，是恶心的，令她得以批判和反抗那种“她在家遭遇的不公平总归不可避免，由她在家照顾孩子是唯一可行之法”的观点。她终于能把自己所受的伤害与性别不平等的宏观社会背景联系起来，指出其中的不公，继而要求推翻不公——无论是在自己的人生中，还是在广义的社会上。结果，她的能动性被激发出来了。比阿特丽斯加入了英国妇女平权党（UK Women’s Equality Party），一个最近成立的政党，主张在政治、商业、工业乃至整个职场生活中采用性别平等化再现。[50] 在那里，她才意识到：“哦，老天，我并不孤单啊！”平权党赋予她社会和政治空间，使她能够反驳诸多当代再现所宣扬、她的丈夫所呼应的狭隘性别角色和女性价值观，在那里她也能跳出“活在当下”的局限，去畅想和设计别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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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确切地解释为什么比阿特丽斯跳出了其他妇女的局限，做出这种反应，走上政治化道路，为什么她会决定打破现状。想必某些经历起了推动作用。例如，她的母亲自始至终都直言不讳地要求她经济独立；她青少年时期在故国参加过反独裁抗议活动，这使她对于社会不公和与之抗争的迫切性特别敏感；而且她在日益新自由主义化的职场上，有过弹性就业的坎坷经历。不过，比阿特丽斯的叙述中特别有帮助的一点，是突显了语言在促使她言明并展示新自由主义和父权体制对她造成的伤害和不公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年来公众宣传领域再度浮现的对性别歧视的批判，赋予了比阿特丽斯表达愤怒并付诸行动的语言工具和另一种畅想。“斗争才刚刚开始，”在访谈结尾，她以谨慎的乐观态度说，“不过……我希望等我女儿到了我的年纪，会对她的职场身份和母亲身份更加满意，能和伴侣平等地分担重任。”虽然比阿特丽斯对女儿的期望和我采访的大多数妇女对她们女儿的期望一样，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她拒绝“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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