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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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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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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型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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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要问，这本书讲的不就是妇女价值观的倒退吗——女人退回社会生育领域、回归个人家庭。就像“复古型主妇”或“新传统主义者”这类称呼[1] 所表明的，人们潜在地会把本书讲述的妇女故事看作有意地、怀旧地回归保守的性别角色。其中，这些妇女一门心思地把自己塑造成家庭CEO，照顾孩子乃至整个家庭，可以说就是退回了19世纪那种传统的性别分工，女人既要负责做家务、带孩子的体力活，也负责呵护、提升每个家庭成员的幸福感与满足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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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我多次说明的，以这种眼光去看待她们的经历实属误解。本书讲述的故事都不符合那种职业女性为了家人和家务义无反顾地放弃事业的描述。事实上，她们都在抵制这种形象，辞职后积极寻找调整生活状态的路子，正是为了避开全职妈妈、家庭主妇和家务劳动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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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呈现的自述表明，这些妇女的辞职决定及其后的人生轨迹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其中很多不 在她们的控制范围内。这些因素包括：工作文化和制度与家庭生活格格不入、申请兼职形式工作遭到拒绝、男女工资差距仍旧存在、劳动合同不稳定、缺乏妥善而持久的育儿支持，以及最重要的，政府、媒体、雇主、同事、朋友、家人和——最悲哀的——她们自己用来衡量和评判妇女的，往往还是那套死板的社会标准和自相矛盾的文化再现。因此，这些妇女的辞职选择及其后的一系列决定，既不是出于自由意愿和个人意向，也不是完全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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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弗里丹半个多世纪前采访的妇女一样，我采访的妇女们也深切渴望着“其他的什么”。[3] 她们希望与周围的公共世界接轨而不是割裂，以此找回自己的世界并实现自我。不过，当代妇女与她们的前辈不同的是，她们 所处时代的主流文化观念又很矛盾地认同、鼓励、支持她们去追求其他梦想和渴望。正如女性主义学者南希·弗雷泽指出的，今时不同往日，如今的自由个人主义和性别平等主义理念认定，“女人各方面都和男人不相上下，理应在同等机会下大显身手，包括——不如说尤其是——在经济生产方面”。[4] 在当今社会，若说女人应当把成为贤妻良母当作自我实现的目标，那未免可笑。这一观念已经妥妥地过时了。妇女劳动力对于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可或缺，这一经济地位催生了无数自信、坚定、自力更生的职业女性形象和传闻——20世纪60年代弗里丹还叹息这一形象的没落。正如我们见到的，很多当代媒体中的妇女不仅生龙活虎地投身于经济生产、“向前一步”[5] ，掌握了“信心密码”[6] ，而且能巧妙地平衡有偿劳动领域的投入和无偿生育领域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两边都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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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理想妇女不仅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妇女形象大不一样，而且也比80年代“秀发飘扬的妇女”[7] 和90年代至21世纪初力图“拥有一切”的妇女形象更为成熟、从容和务实。说起来，21世纪10年代的理想女性正源自妄想“拥有一切”的妇女的彻底失败，没准，她还读过并认同安妮—玛丽·斯劳特被广为引用的、对这一失败的系统性阐述——2012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这一当代妇女理想仍旧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完美平衡，追求公共生产领域和私人生育领域的齐头并进。但与之前的目标不同的是，它鼓励女性放松对家庭的掌控，就像斯劳特劝的，“随它去”（let it go），或者“白宫计划”（White House Project）前负责人、非裔美国女企业家蒂法尼·杜芙（Tiffany Dufu）新书的标题所写的，“撂下挑子”（Drop the Ball ，也译作《自我赋能》）。[8] 尽管“好妈妈”和“快乐主妇”仍然萦绕在公众想象中[9] ，但当代许多电视剧、电影、自助类指南、回忆录、言情小说，以无数的网站、应用软件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女主人公似乎可以不再是完美的快乐妈妈或快乐主妇了。相反，她们可以大大方方地不守规矩、肆意行事，可以更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沮丧、失落和不满。（第5章讨论的）“妈妈企业家”就是一种女人、母亲、工作者三合一的典型代表，她利用零工经济的优势，使成功创办在家业务与悉心照料家人完美对接（除了偶尔抱怨一下）。因此，21世纪10年代的理想妇女似乎已经破除，或至少大大缓解了长久以来横亘在公共生产领域（资本）与私人生育领域（照护）之间的性别分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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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女性幻想的残酷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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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自由个人主义的、进步的、（理论上）性别平等主义的幻想背景下，本书讲述的女性经历与过去年代有着本质区别。早期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女孩力量”理论，以及后来表现并强化女性价值观——“选择女性主义”、自信、赋权和平衡——的形象和叙事，都深切影响着这些妇女的自我认知，滋养着她们的梦想。所有受访妇女无一例外，都幻想既 能成为成功的职业女性，又 能成为称职的母亲。周围的形象和文化观念赋予了她们一种表达志向、解释自身经历的框架——先是职业妇女，然后是母亲。这些文化理念总是将妇女的成功、选择、赋权与平衡个体化和私人化，受访妇女们对此深信不疑，把她们的失败归结为个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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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受访妇女们能够指出造就她们人生轨迹，尤其是辞职决定的社会不平等力量，但她们很难跳出狭隘的、个体化的自信文化框架[11] 去剖析自己的经历，毕竟这一框架认定，妇女在职场或其他人生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不断调整个人的心态和行为，来克服她们内在自信不足的缺陷。明明她们描述的事业和人生历程不乏野心、动力、决心和付出，但她们坚持认为自己特有的人生轨迹没能达到“向前一步”和自信文化的要求：“我的性格有点问题”“我不是职场妈妈那种性格”“我不是天生的（妈妈）”“我不适合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我没有它需要的野心”“我缺少做这种工作的自信”，她们纷纷说道。这些女性没有像桑德伯格呼吁的那样去“内化革命”，而是内化了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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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在职场上多次遭遇制度性不公和压榨性要求，导致她们无法成为完美平衡工作与生活、公共身份与私人身份的平衡型女人。[12] 由于丈夫工作日大多不在家，工作单位不能或不肯通融她们的诉求，因此一边要扛住职场上的竞争压力，一边还要顶住当贤妻良母的压力，她们没法撂下家里的挑子，随它去，自顾自地在职场上风生水起。而正如我们所见，平衡型女人的诱人理想压抑、掩盖了阻挠女性实现平衡的制度性限制。受访女性们不觉得自己的处境是家庭生活与夫妻俩的工作文化无法调和的必然结果，而坚持认为是个人的失败。因此，尽管平衡型女人的文化理想已然背离了生活实际，她们却依旧努力地用它来评判自己的经历，基于它来塑造自己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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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转型为全职妈妈后已经当不了平衡型女人，受访妇女们试图重新定义自己的新角色和新生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化的母亲形象和叙事为她们向自己和他人解释自己的选择、重塑自己的身份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模型或参照。这些关于母亲与家庭的当代文化叙事，结合平等主义和自由选择的自由主义话语，教她们将忐忑接受的主妇身份合理化，并说成是进步的表现。这类话语教她们用平等主义伴侣关系来掩盖极不平等的现实生活。然而这些妇女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一方面养育观仍以母育为重心，视母亲为家长主力；另一方面价值观和社会地位基本还是看重事业成就和经济收入，严重轻视照护和生育工作。在这种矛盾的情形下，她们的身份不断被削弱，自我意识令人难过地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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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成了方兴未艾的妈妈企业家的乐土。这一文化幻想给受访妇女们提供了极具诱惑力的职业方案，让她们在家庭主妇的新境况下也能实现工作生活相平衡的理想，令她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信心十足。然而，这一迷思掩盖了阻碍很多妇女成为成功妈妈企业家的现实约束。它隐去了在缺乏制度保障的市场上工作的根本隐患，隐去了不稳定就业面临的一系列风险，自然也隐去了尽管声称可以享有弹性工作、成就感和自由，但身为家长主力[13] 和家庭CEO，她们毫无自由和弹性可言的事实。尽管如此，这一幻想仍牢牢占据妇女的想象，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她们对未来的渴望。说到底，它引导她们在个体身上寻求制度问题的解决办法，而否认她们想要“走出去”、踏入公共职场的愿望与阻挠她们的障碍——致使她们离开职场、窝在家里照顾孩子和打理家务的制度约束——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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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媒体和政策再现中流传的关于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图像和话语，为受访妇女们认识自己的过去、现在，以及自己和孩子的未来提供了丰富而充实的参照。然而，很多这类再现所推崇的理想都否认了妇女所遭受的制度性不公，反而叫她们调过头去拼命克服“内心的障碍”。它一方面画了一个希望的大饼，似乎只消耐心等待，社会层面的性别平等就会逐渐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到来；另一方面却以宿命论的口吻表示，妇女对于宏观制度的变革无能为力。它为妇女们提供了一个想象自己的未来和期望中孩子的未来的角度，以赋权、自信和适应力这套个体话语麻痹她们，以避免打破现状。当代这类文化意象实则鼓励女性对深刻影响她们人生的、有害的不平等制度视而不见，而要隐忍自己的怒火和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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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贝蒂·弗里丹所说的“女性奥秘”无疑是压迫性的。它大量出现在杂志、报纸、图书、电视栏目中，“无数婚姻和育儿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和空言无补的心理学家”[14] 都在竭力说明女人只有当母亲、当妻子才能实现价值。本书探讨的当代文化意象的压迫性不逊于弗里丹时代，而且出现得更加分散，因而更加阴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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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分散，一部分是因为平台、渠道和媒体五花八门、数不胜数，难以指认是哪个特定的“奥秘”在兴风作浪。当代意象不再铁板一块，也因为它本身是为了反抗过去压迫性的狭隘妇女定位。例如，母职内涵的拓展和大量非常规妈妈形象的出现，至少部分来讲，就是因批判流行文化中局限的、过度理想化的母职标准而引发的改观。在当代公共媒体领域，同时流传着互相矛盾的信息：妇女一方面迫于女权观念和经济需要的压力，要成为公共领域的独立职业人士，与此同时又被要求抽出时间来生孩子，并待在家里抚养他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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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再现更为矛盾、更为分散的特质，可以说使得这些形象和叙事更加难以反驳。我的受访者对未来抱有模糊而乐观的憧憬，也是受到当前公共话语不断鼓吹性别平等势必会到来的影响。正如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2018年1月在金球奖激动人心的演讲中宣称，后被#MeToo运动多番重申所放大的承诺：“新的时代即将来临。”[17] 与此同时，受访男女们不约而同地认可了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即推翻宏观制度上的不平等绝无可能。他们一边拿时兴的自由主义话语中平等型伴侣关系当幌子，一边接受了女人作为家庭主要照护者的主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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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当代主流意象彼此矛盾、前后不一的特质，也使它们比以往的那些更为狡猾。首先，它在承诺妇女赋权与解放的同时，模糊了实现这些的根本性制度障碍。其次，本书探讨的一系列脱节，显示出虽然妇女的亲身经历通常与媒体和政策中的妇女、工作与家庭再现相去万里，但她们还是习惯用那些再现来界定和评判自己的人生。哪怕它们传达的妇女、母亲和成功的价值观或理想与她们的经历和感受相悖，也依旧是她们“内心的暴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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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妇女从媒体和广泛的文化中汲取了她们母亲那辈所不具备的女权意识和言论，能够清晰地阐述限制了自己和其他妇女人生轨迹的深层社会因素。但同时，大多数女性还是把辞职决定及其后果归结为个人的失败，认为其根源和补救办法都得从自身寻找。她们痛苦地承认自己无形之中“跌入了传统女性角色”——一位妇女这样描述，同时又不断用自由个人主义和性别平等主义的幻想把自己的家庭，尤其是婚姻描绘成平等伴侣关系。总而言之，主流文化中关于成功女性、家庭和工作的观念，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受访女性的实际经历。但她们仍旧从中借鉴，甚至将之奉为圭臬，把自己的感受、行为、成功和失败都解释或贬斥为私人问题，与宏观制度性因素无关，也不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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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的妇女所面临的矛盾，在于她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虽然总是宣称她们在各个方面都有不亚于男性的个体能力，尤其是经济生产方面，却没有给予她们实现这一能力的必要资源。个体有能力实现平等和成功的说法非常诱人，但它在以贝兰特称作“残酷乐观主义”的方式点燃希望、引导妇女向往平等和成功的同时，又阻碍她们去解决扼杀希望的制度性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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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个步，掐灭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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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妇女们谈到从机械的工作中抽离出来，把时间、技能和情绪劳动投入家庭，确实能收获一些实在的乐趣和回报。然而，她们的叙述也流露了沮丧、失落、遗憾等等压抑的感受。事实上，所有妇女的访谈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律，那就是一致、不断地压制失落感。海伦的访谈中就有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她曾是会计师，九年前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辞掉了工作。虽然产假结束后曾坚定地想重返职场，也参加过几场工作面试，但出于和其他妇女相仿的原因，她一直没能实现重返有偿工作的目标。在辞掉工作、开始全职妈妈的新生活后，海伦“曾一度为过着空虚的生活”以及“永远处于社会底层而焦虑不已”。辞职的头三年，她时常怀疑离开职场是个错误，还常常冒出联系老东家的冲动。她好几次产生了“无法遏制的冲动”，想拎起电话，问问他们能否让她回去上班的。不过，每当这种想法和感觉冒出来，每当出现这种冲动，海伦就会去跑一会儿步，“然后我就冷静下来了！”她笑着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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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跑步或其他形式的体育锻炼常被自助（包括所谓的女性主义）专家、书刊、应用软件和电视栏目推荐为应对情绪问题、冲突局面或逆境的一种策略。[20] 众所周知，运动有一种短期的功效，能促使机体释放内啡肽来激发积极的情绪。[21] 然而，就策略本身而言，它倒像一种油滑的伎俩，鼓励人们回避痛苦、不适的感受。很多受访女性都和海伦一样，选择了象征意义上的“逃跑”——逃避那些非常痛苦以致不想面对的失落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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