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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利·J. 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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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者估计，在20世纪60年代，仅在美国每年就有100万女性进行非法堕胎，实施者是不熟练的后街堕胎技师或孕妇本人。这些非法堕胎手术的过程非常危险，造成全球大量女性死亡。资深女性主义运动者戴安娜·芒迪 （Diane Munday，1931— ）忘不了其中的恐怖，以及女性的死亡是如何被掩盖的，因为非法生育和堕胎都带有巨大的耻辱。对孕妇而言，这些选择都暗含巨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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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L. B. 哈达德和N. M. 努尔的研究，在世界部分地区，非婚生育仍然会导致女性被赶出家门，无法生存。因此，非法堕胎继续大量发生。在论文《不安全堕胎：不必要的孕产妇死亡》（2009）中，她们将非法堕胎描述为一种“绝望的选择”，如今全世界每年仍约有六万八千名女性死于不安全堕胎，另有五百多万人遭受长期的并发症折磨。在委内瑞拉，堕胎是十二至四十九岁女性的第二大杀手；而在印度，每天约有十名女性死于不安全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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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两个人才能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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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女性主义哲学家苏珊·舍温 （Susan Sherwin，1947— ）发表了《女性主义伦理视角下的堕胎》一文，她指出在对待堕胎的方法上，女性主义与其他运动或学科不同，因为女性主义重点分析的是女性如何怀孕。她认为，女性应当有自主权，而其自主权要有意义，就必须包括堕胎的自由，原因在于女性的从属地位使她们难以拒绝男性对她们身体的性接触。她说，反堕胎运动可能会要求女性“选择拒绝性生活”，但这未免过于简化了现实。性胁迫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尽管有些女性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她们已经被社会化，成为顺从和顺应男人愿望的人。女性还受到生育胁迫（这是一种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行为，指的是男性伴侣为了使女性怀孕，不顾女性的反对，强迫女性进行不受保护的性行为）和强奸的威胁。女性有可能意识到自己遭受了生育胁迫（当男性使用威胁手段时），也可能意识不到（在避孕方法被以某种形式破坏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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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温说，虽然女性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性生活，她们却仍然要负责照顾意外怀孕出生的孩子。这意味着女性被置于一种窘迫的境地，一方面需要经济稳定，另一方面又无法工作（除非她是为数不多的高收入女性，可以负担得起儿童保育的开支）。舍温说，当一名女性被剥夺堕胎的权利，手头又没有可观的存款时，她就只能被迫与相关男性建立一种性忠诚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延续了压迫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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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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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法国女性决定终结堕胎给女性带来的耻辱，其中343人在一份日报上发表声明，证明她们每个人都堕胎过。西蒙娜·德·波伏瓦 名列榜首。几个月后，西德女性发表了一份类似的声明。到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西德、意大利、印度和英国都放宽了堕胎法。1973年，美国发生了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法院裁决州政府不得干涉女性在怀孕后的前六个月选择堕胎的权利。在这项裁决下达的一年后，美国女性的堕胎死亡率从0.018%下降到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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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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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性女性主义者已经开始关注“生育公平”而不是“自由选择”的概念。她们指出，如果社会能更多地支持母亲和儿童，帮助孕妇和母亲继续工作或接受教育，获得医疗保健，并生活在安全的家庭环境中，那么这种社会改善必然会带来堕胎数量的减少。激进女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可能会为这一目标喝彩，她们会说，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女性也不应该只剩下“绝望的选择”。她们还重申了美国哲学家朱迪丝·贾维斯·汤姆森 （Judith JarvisThomson，1929— ）提出的道德论证：如果女性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那么她们就有权不让别人违背她们的意愿使用她们的身体。这意味着，只要这些权利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得到保障，当你发现自己怀孕了，只有你有决定做什么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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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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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我为什么害怕走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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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拜‖麦克金农‖米利特‖里奇‖德沃金‖布朗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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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女性遭受熟人或陌生人暴力侵害的问题，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与主流媒体的描述大相径庭。在《父权制理论》（1990）一书中，西尔维亚·沃尔拜 指出：“传统观点……认为强奸和家暴是少数有心理问题的男性造成的孤立事件。”然而，沃尔拜继续解释说，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被认为是控制女性的体制的一部分”。这一体制就是父权制，女性主义者认为，暴力威胁是维持这一制度的最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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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拜提请读者注意父权制的不同形式，并对其提供了统一的分析。她说，父权制有六种运作形式：在家里（女性被要求提供免费劳动，满足男性伴侣的期望）；在工作场合中（女性将遭遇薪资、惯例和待遇方面的歧视）；在国家层面（法律从根本上偏向男性）；通过父权制度（包括宗教、教育和媒体，这些机构从男权视角来定位女性）；父权制的性关系（不同性别需要遵从不同的社会规范和期望）；男性暴力。沃尔拜说，最后一项并不是随机的，也不能归因于个别男性的意图，因为它是在模式化和系统化的标准中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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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拜研究了诸如凯瑟琳·麦克金农 、凯特·米利特 和阿德里安·里奇 等激进女性主义者的著作，发现这些作者都认为，男性在性方面物化了女性，把女性贬低为“纯粹的性对象”。她们说，这种物化超越了传统的性活动场所，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工作场所），以致女性经受了各种形式的性骚扰。在父权制中，异性恋的作用是建立男女间权力相互作用的方式，它由此被沃尔拜描述为“男性支配女性的核心制度”。这意味着性和权力相互作用的方式有着内在的联系。沃尔拜指出，安德里亚·德沃金 通过调查异性恋色情作品探讨了这一联系，并发现它通常包含“对相关女性的暴力性支配和羞辱”。沃尔拜认为，如果男性与女性发生性关系并支配她们，“性就成为男性支配女性的领域或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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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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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拜认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侵犯、亲密伴侣间的暴力行为、性骚扰和儿童性侵——必须被理解为父权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说，这些行为是一个连续体，一端是向女性吹口哨的男性，另一端则是强奸与儿童性侵。问题在于，为什么有些男性会攻击女性而有些男性不会呢？沃尔拜发现，有一种分析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实施强奸的都是有严重心理问题的男性，他们童年时就出了问题，“没能形成正常的男性气质”。沃尔拜质疑，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大多数强奸犯不会在法庭审理期间或之后被移交给精神科医生呢？为什么强奸并没有被认为是一种极端的心理现象呢？而且，这种说法只能解释极少数强奸案，而每个社会的强奸案数量都很高，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发布的全球数据显示，全世界约35%的女性经历过身体和/或性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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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是，我遇到的每个男人都想保护我。真搞不懂他们这种想法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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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韦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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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拜注意到，另有一种理论称，实施强奸者的阶级背景是问题的答案。其观点是，处于阶级底层的男性之所以对女性采用暴力，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挫败。在极端的经济压力下，他们会用暴力对待自己的女性伴侣。这一理论经过进一步发展后得到的变体是：在社会秩序的底层，工人阶级男性由于与社会制度的疏离，形成了与其他阶级男性不同的价值观，造成一种异常的暴力亚文化。如果阶级真的是强奸发生的理由，那么将有很高比例的工薪阶层男性是强奸犯，可是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沃尔拜指出，1982年，黛安娜·罗素成功开展了一项关于“暴力强奸妇女案和强奸妇女未遂案的普遍情况和发生率”的研究，结果表明，强奸犯在各个阶层的分布是平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