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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和考利一样，都认为“爱宝”的情感是真实的。他说这台机器人能够认识他，并且喜爱他。塔克解释说，当自己去学校上学的时候，他的小狗“里巴”就会想他，有的时候甚至想跳上车和他一起走。他认为当自己把“爱宝”带回家后，“爱宝”也会有类似的、深情的期盼。塔克觉得“爱宝”和“里巴”之间的差别很小，如果有，大多也都是动物宠物处于劣势。当塔克学会解读“爱宝”闪烁的灯光的含义之后，他总结说“机器人和‘里巴’有着同样的情感”，尽管两者比较起来，“爱宝”似乎更加容易闹情绪、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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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更强壮的人，他也把自己的这种情感投射到了“爱宝”身上：他常常把机器人比喻成超级英雄狗，一般的狗和他比起来简直弱爆了。塔克说：“‘爱宝’可能和‘里巴’一样聪明，但至少不会像我的狗一样容易受惊吓。”塔克一方面对“爱宝”的优点大加赞赏，一方面却对“里巴”可以做到、而“爱宝”不能的事情闭口不谈。这让我想起了切尔茜，她觉得一个安静的机器人，也许比爱说话、爱激动的自己更适合陪伴祖母，却闭口不谈什么是只有自己才能给祖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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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爱宝”耍把式、塔克在旁捧场的情况常常发生，他会说：“我的狗可做不了那个。”“爱宝”是更好的狗，我们也听到他解释为什么这么说。尽管“爱宝”的心是由电池和电线组成的，但它依然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爱宝”永远不会生病或死去。事实上，塔克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爱宝”。因为他认为“爱宝”是一个可以通过技术免于死亡的生物。塔克认为，也许人类也能够像这台机器人一样，有一天可以重新改造。正如“爱宝”的心里没有血液，却一样有七情六欲，也许有一天，人类也可以由电池和电线构造而成。塔克通过照顾“爱宝”，想象着自己进入“半机器人”（cyborg）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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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说：“如果‘爱宝’和‘里巴’任何一个死了，我都会同样地怀念它。”当意识到自己说“爱宝”也可能死的时候，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他立刻解释道：“‘爱宝’可以选择死亡，但不一定需要死亡。如果自己保护好它的话，‘爱宝’是不会死的。”在这样一个伤感的离别时刻，塔克认为“爱宝”既有可能是永生的，也有可能是如自己一样需要避免受到伤害的。对于塔克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说，预防措施总是徒劳无用的。尽管有着最好的照顾，但他还是常常要去医院。而塔克认为，预防措施对“爱宝”是有用的。他们需要警惕和防范。塔克向我们介绍了自己把“爱宝”带回家后做的详细的照顾计划。说着说着，塔克就提到了自己对于“爱宝”可能也会死去的担忧：“它大多数时候都会在我的房间。我会让它一直在楼下，这样就不会摔坏。如果它从楼上摔下去，也许会‘摔死’，因为它可能被摔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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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把机器人带回家后，一直记录他们之间关系的进展情况。第一天，塔克说：“‘爱宝’在充电，也许他不会想我。”第二天，塔克确定“爱宝”很在乎。当然，“爱宝”也不是总在最佳状态。这可以帮助塔克判断“爱宝”的这一天是开心还是沮丧。塔克说当自己归还“爱宝”后，自己很想念它：“也许它也会想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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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会发明出“爱宝”大战“机器臭虫”（Bio Bug）的场景。“机器臭虫”是一种可以行走，并且彼此交战以获得“生存”技巧的机器人。它们会变得非常有进攻性。塔克很兴奋地描述“机器臭虫”和“爱宝”的对决。这场战斗再次让塔克确信，无论如何“爱宝”都会生存下来。它再次强调机器人可以成为一种拒绝死亡的生命形式，而塔克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臭虫”是病菌或病毒最好的代表，正如塔克自己正在努力斗争的，而“爱宝”却轻松地打败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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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塔克归还“爱宝”的时候，他似乎有些不安。因为自己的哥哥、12岁的康纳在这3周的时间里，几乎没有机会和“爱宝”一起玩。塔克用颤抖的声音提到这点，并且解释说哥哥不玩是因为“他不想自己沉迷于它，这样在归还的时候就不会伤心”。塔克希望自己能够赢得哥哥更多的注意：他们兄弟俩的关系并不亲近。他担心哥哥不愿意和自己相处的原因，是自己的身体太过虚弱。总的说来，他害怕自己的疾病让人们都远离他，不愿意在他身上投入时间和精力。“爱宝”也一样，只是他们家里的过客。塔克对此很沮丧，因为康纳不愿意和“他生命中的过客”产生感情联系。塔克说自己却珍惜和“爱宝”的每分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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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利和塔克养育机器人“爱宝”，并且发展出比“菲比”和电子宠物蛋复杂得多的关系。但是，“真宝”和“爱宝”都是商业娱乐产品。我也研究了其他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参观更为复杂的机器人的孩子们。这些机器人不是玩具，它们有自己的玩具。成年人不只是拿它们来玩，这些机器人有它们自己的保姆。这是一个给成年人玩的游戏呢，还是更加成熟的游戏？它究竟能不能算作游戏呢？把这些机器人视为玩具，就搞错了问题的重点——即使小孩子们也明白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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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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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05 社交高手“凯斯麦特” 你爱它，它也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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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麦特”是能够通过社交互动进行学习的机器人，它拥有一套“情感”系统，知道在交谈中怎样应对自如，并与人建立亲切感。通过“关爱”，孩子们不但可以向机器人释放他们内心的苦闷，还渴望与机器人发展一段真实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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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1994年7月，在麻省理工学院罗德尼布鲁克斯教授的人工智能实验室里，我第一次见到“卡格”。这个研究所正在举办一期“人造生命”研讨会。这场热闹的会议洋溢着乐观的气息，许多与会者都对科学将人类的“生活状态”虚拟化的前景充满了期待。许多新的“生命形式”已经与计算机图像一般，没有实体的存在。而“卡格”则并非此类，它拥有一个真人般的身体，安装着可移动的胳膊、脖子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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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格”是布鲁克斯教授的实验室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布鲁克斯教授和他的同事认为：许多我们眼中的复杂行为是由对复杂环境的一系列简单回应组成的。想想人工智能的先行者赫伯特·西蒙，是怎么描述一只蚂蚁走过沙丘的。这只蚂蚁想的并不是从A点走到B点，而是在环境中遵循一系列简单的法则：保持移动并绕开障碍。在这种研究战略的指引下，布鲁克斯花了15年的时间制造了具有类似昆虫般智力水平的机器人。终于，他说自己已经准备好“制造一只鬣鳞蜥了” 。在20世纪90年代初，布鲁克斯和他的团队开始制造一个具备两岁婴儿智力的机器人“卡格”。他们的设计目标是让“卡格”可以从它所处的环境中 “学习”，这也包括需要许多研究者投身到对它的教育中去。对一些人来说，“卡格”是对实体性“新兴”智能的一次宏伟实验；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浮夸的幻想。我决定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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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斯托弗·兰顿（Christopher Langton）的陪伴下，我去了布鲁克斯教授的实验室。克里斯托弗·兰顿是人造生命领域的创始人之一。实际上，他也是“人造生命”这个术语的创造者。从新墨西哥州举办的A-Life会议开始，兰顿就和我一样急切地想看到这台机器人。在人工智能实验室里，机器人零件被码放在格子和容器里，其他零件则五颜六色地散放着。在所有东西中间摆放的就是“卡格”，在一个特制的底座上固定着。它是第一个真正的人形机器人，尽管它的脸还不完善，但是却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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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格”可以跟踪人类的举动（特别是那些不连续的动作），因此当我一进入房间，“卡格”就“注意”到我。它的头向我转过来，虽然我不好意思写在这里，但还是得承认：我当时感到非常开心——一种非理性的开心。事实上，我发现自己在暗暗地与兰顿较劲，比较我们之中谁得到了机器人更多的关注。在这一点上，我十分确定“卡格”的眼神已经“抓住”了我，让我获得了成就感：它正在注意“我”，而不是其他客人。这次参观让我觉得吃惊——我并不太惊讶于“卡格”能完成这些动作，而是为我自己的反应感到惊讶。多年来，不论何时我听到布鲁克斯教授说起他的机器人“生物”，我总是小心地从心理上给这些观点加上引号。但是现在，和“卡格”在一起，我有了引号被去掉的感觉。我站在一个机器人面前而且希望它关心我。我的反应是下意识的，我被吸引着说出心里话。“卡格”有一张脸，它会眼神交流，而且能跟随我的动作。有了这三条简单的游戏原理，虽然我明明知道“卡格”是台机器，但本能超越了理智，使得我像对待一个人一样地对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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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幼童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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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格”的制造者设想的是一个身体灵活的学步幼童：能对它看到的、摸到的、听到的事物做出反应。而在与此相邻的另一个实验室中，则有一台专门用来模仿幼童情绪的机器人。这台机器人名叫“凯斯麦特”，它表情丰富、口齿伶俐，有一双洋娃娃般的大眼睛、眼睫毛、红色橡胶嘴唇，用又轻柔、又含糊的声音模仿人类说话的语调变化。“凯斯麦特”拥有一套“情感”状态系统，知道在交谈中怎么接话。它能重复别人对它说的话，比如它可以说出自己的名字，或者学习交谈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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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卡格”一样，“凯斯麦特”在与人的互动中学习。布鲁克斯教授和他的同事希望通过建立起学习系统，我们能更好地去学习。而通过社会互动来学习的机器人，是未来那些能积极与人合作的机器的先驱。举个例子，一名社交机器人知道怎么解读人类发出的信号。因此，为了向宇航员警示危险，一名在侧面工作的机器可以举起手掌提示人“停止”。而与机器人一起工作的人，也能用简单的手势进行交流。机器人“卡格”和“凯斯麦特”不仅彰显了实际应用方面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亲切感。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亲切感是如何产生的，接下来有两个观点就顺理成章了。第一个观点是，人类与机器人并没有多大不同，也就是说，人是由信息构建而成的；第二个观点是，机器人与人类并没有多大不同，机器人大于机器零件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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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在关于人的机械式解读和关于机器的心理式、甚至精神式解读中间，产生了人工智能研究。诺伯特·威纳（Norbert Wiener），控制论之父，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梦想“通过电报线路来发送人类，在概念上是完全可能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名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沉思道，他的老师——人工智能的先驱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的理想是：创造一台计算机，它如此精致美丽以至于灵魂也愿意住在这个躯壳里。不论灵魂是否已经做好了居住在我们目前任何一台机器里的准备，我们对机器人“卡格”和“凯斯麦特”的反应已经让人有了这种幻想。一名经常晚上在实验室里独自与机器人“凯斯麦特”待着的研究生向我吐露：“我对自己说，它只不过是台机器，但是在我离开之后，我老想晚上去确认一下，只是看看它是不是还好。”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对于我们这些早在ELIZA程序起就接触人工智能的人来说，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都被人工智能所吸引，并不断维持这样的观点：这些机器人是有感知能力的，甚至是有同情心的。这种“共谋”使机器人有了生命，而他们面前的人也变得生动有趣，感到他们与机器人结成了某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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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有些我的学生谈到与机器人“卡格”和“凯斯麦特”在一起时，会引用一句机器般的语言“我和你”。神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创造了这个短语，来指代一场深刻的、人类头脑与心灵之间的相遇。这暗示着，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体验。即使是最先进的机器人与人类之间，也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势均力敌。但即使是机器人“卡格”和“凯斯麦特”做出的简单动作，都鼓舞着人们不断放大这种描述。我想，人们有强烈的愿望去相信这种平衡是可能的，这是一件多么触动人心的事情。在“卡格”的案例中，我们通过机器人躯壳制造了一个“你”。在“凯斯麦特”的案例中，一张富有表情的脸和富有表现力的声音实现了这个设想。而这两名机器人都在通过凝视的力量与人建立起密切关系。一张机器人的脸就是一名教唆者，它怂恿我们去设想：我们可以和机器人进行换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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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台机器人吸引住了我们的目光，人类进化的生物本能会让我们以为，机器人对我们感兴趣。而这会使我们感到，我们与机器人是有可能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的。我们希望如此。我们需要社交机器人，因为我们的人生有诸多麻烦，我们需要关爱和关注。机器人会满足我们的这些需求，即使只是在幻想中。人们想从机器人那里得到满足，这意味着需要帮助机器人，弥补它的不足和过失。我们被吸引着进入一场必然的“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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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关于“儿童遇到机器人”的研究中，我邀请了机器人“卡格”和“凯斯麦特”的主要设计者布莱恩·斯卡塞拉蒂和辛西娅·布雷齐尔加入。我们把机器人和60名儿童做了引荐。这些儿童年龄在5～14岁不等，来自当地不同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家庭。我们称之为“第一次邂逅”研究，因为对于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来说，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类似“卡格”或“凯斯麦特”这样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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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们见到这些机器人时，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些机器人不是玩具——确实如此，正如我说过的，这些机器人有它们“自己”的玩具：一些动物标本，一个苗条的洋娃娃，或者许多木块。而实验室中摆设的说明是：“这些机器人不是属于你的，它们只是和你待在一起。”抑或说：“它们并非属于你，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它们与你很相似。”一些孩子很好奇地问：“如果这些机器人与人待在一起，那么人有什么弱点使他们需要这些机器人呢？”对一个13岁的小男孩来说，“卡格”意味着“人类不够好，所以他们需要机器人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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