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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互联网所形成的连接并没有把我们联系得更紧密，这些连接却让我们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我们会在晚餐的时候忙于发短信。当我们慢跑散步的时候，当我们开车的时候，当我们在公园陪孩子荡秋千的时候，我们都在发信息。我们不想打扰别人，因此我们不停地打扰别人，只是非“实时”罢了。当我们忘记把手机放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开始变得焦虑不安——简直不能没有这样东西。我们也曾听到年轻人坚持说，即使他们的手机不在身上，他们也能感觉到手机静音时的震动。“我能感觉到有人打电话给我，”一个16岁的年轻人说，“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是知道。”不仅年轻人有这种感觉，一位52岁的父亲说：“我的手机必须时刻在身上，它是我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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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情感聚集在一起时，可能就形成了“后家庭主义时代的家庭”。家庭成员很孤独地待在一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每个人都在用电脑或者手机等移动设备上网。我们因为忙碌而使用网络，但是却和技术一起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而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之间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坚信网络连接是接近彼此的方法，即使它也是同样有效地躲避和隐藏彼此的方法。在这个限度内，如果必须要减少与现实中人们相处的时间，我们会满足于这种无生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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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尔的格言在同样纠结复杂的社交机器人领域也是真理。机器人专家坚持认为，机器人的情感是由和人类一样的元素组成的（因为人类思维最终是由物质组成的），但是机器人的情感还是起源于科学家的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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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科学家认为，由于老龄化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可以来照顾老年人。因此，有一个社交机器人做伴“总比什么也没有好”。我们知道当社交机器人似乎对我们表现出兴趣时，当它们的功能能够满足我们脆弱的人性需要时，我们也会对它们很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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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必对所有这样的东西表示认同。当想到社交机器人将会分散我们年迈孤单的父母的注意力时，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同样会被吸引，但是我们的孩子会问道：“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来做这项工作吗？”我们应该重视他们的疑虑和担心。解决这些问题不容易，但是我们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是时候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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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和前同事理查德讨论过此书的主题。理查德曾经遭受过严重的车祸，留下了终身残疾。如今，他在家中需要用轮椅才能行动，而且需要几乎全职的护理才能生活。理查德对于机器人的发展可以向他这样的残疾人提供帮助和陪伴很感兴趣，但是他的反应却非常复杂。他刚开始说：“你给我介绍一个和我类似情况、正在寻找机器人的人，我会给你介绍一个想要找真人护理却无法找到的病人。”但是随后在谈到人类的残忍时，他认为机器人陪护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他说：“在一些康复中心，有些陪护和护士伤害到你是因为他们的技术不过关，而有些人伤害你是因为他们是故意的。这两种情况我都经历过。其中一个护士扯我的头发，另一个人用导管拽我。如果是机器人，它们永远不会这么干。”然后他补充道：“但是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拽我导管的人背后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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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理查德来说，和一个人在一起，即使是和一个脾气不好的、或者有虐待倾向的人在一起，都会让他感觉充满生机。即使他的活动能力被无情地剥夺了，但他存活在世界上的方法还是有某种尊严。对于他来讲，尊严需要一种真实的感觉，一种与人类有联系的感觉，这能支撑他活下去。尽管他并不想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他还是宁愿选择一个“虐待狂”护士而不是一个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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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以过于简化的纯粹技术标准来衡量人机互动的人来说，理查德的故事具有警示意义。我们，创造和赋予了机器人生命，并且开始谈论机器人的情感，甚至它们的“真实性”。如果我们关注的是机器人能够唤起我们自己内心的情感，那么这么做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问题是：“机器人的感受是什么？”我们知道机器人不能感受：他们不能感知到人的感情变化，或者人类关系的流动性。事实上，机器人什么也感受不到。而我们关心这个吗？或者它们表现出有感觉的样子，对于我们来说足够了吗？为什么我们情愿和那些既不能理解、又不能关心我们的机器人交谈？这个问题早在我第一次接触ELIZA项目的时候就提出过。什么使ELIZA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谈话者？有什么大不了的隐私使得我们必须和一台机器人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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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后，尽管还是有些不情愿，但我开始理解ELIZA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人们愿意和机器交谈，它也说明人们变得不愿意和彼此交流。机器人保姆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那就是我们可以逃离彼此，也可以很好地生活下去。当我们期待着电脑法官、电脑顾问、电脑老师或者电脑牧师时，我们事实上是对那些根本不关心我们、带着偏见对待、甚至虐待我们的人表达了失望。正是对于这些人的失望让机器人的“关心”看上去足够真实。我们心甘情愿地忽略机器人缺乏理解力的弱点，对这一点置若罔闻，转而去努力地让它看上去似乎更加善解人意。所有的这一切是为了创造一个假象—— 一个可以替代人类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更深层次的ELIZA效应。对于ELIZA的信任不仅说明了我们认为ELIZA程序可以理解我们，更说明了我们对彼此缺乏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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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凯利问道：“科技想得到什么？”并坚称无论它要的是什么，科技都将会得到。如果接受了他的观点，假如科技想要探索的是我们对彼此的失望和情感的脆弱呢？倘若这就是科技想要的东西时，它会成为一种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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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织的病症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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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彼此之间小心翼翼、相互提防，而机器人则带给我们掌控感，它是受欢迎的替补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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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允许自己被不必要的爱来安慰，因为从来没有机器人可以懂得回报我们的爱。我们在网络世界里同样小心翼翼，对社交关系的控制欲让我们无法自拔。事情发展得很快。一位律师说：“我不想去开一个客户会议，我将用发邮件来代替。”再后来，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同事不再想和彼此见面，甚至不想打电话，他们会说：“短信更加有效率，或者我在Facebook上发了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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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繁荣的社交媒介文化里，我们梦想着社交机器人。尽管彼此连接，我们却依旧孤独，只能送给自己科技情人。如果网络生活太过严苛，那么机器人则总和我们在一起。想拥有机器人伴侣既是病症，也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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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其他心理学病症一样，它 “解决”问题但却未阐明问题。我们将会获得机器人的陪伴，却不必承担类似于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所带来的风险。机器人暴露了我们希望能够控制社交关系的愿望，这正是我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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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病症常常携带着大量的信息，以至于让人难以承受。为了承受这种恐惧，病症会把这些信息伪装起来，人们就不必每天都面对这些恐惧。所以，感觉持续的饥饿要比明白你的妈妈没有养育你更加“简单”。被超市排的长队弄得满心怒火，比处理你的配偶没有给予你所需要的关注更“容易”。当科技变成了一种病症，它就切断了表面现象和挣扎背后的真正原因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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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当中，病症会因为没有相关性而消失。病人更想找到病症背后所掩盖的原因——那些在压抑下表达出来的平凡的想法和经验。我们把注意力从科技转移到自身。正如亨利·戴维·梭罗要问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哪里和我们为什么而活？”凯利认为技术狂人是我们的一种自然状态：我们喜爱我们的东西，并且由它们引导。我将会重构凯利的深刻见解：我们喜爱我们的东西，但是着迷和沉溺其中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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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精神分析教给我们所有的创造都有成本，这个警示也可用于精神分析本身。对于精神分析家罗伯特·卡珀（Robert Caper）来说：“精神分析事业的失职并不是我们试图把事情做得更好，而是我们不允许自己看到它的代价和限制。”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卡珀重温了俄狄浦斯（Oedipus）的神话故事。作为一个传统的、广为人知的故事，人们通常会认为俄狄浦斯因为追求知识而被惩罚——尤其是关于他出身的知识。卡珀说俄狄浦斯被惩罚另有原因——他拒绝承认知识的局限性。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我们对科技的态度上。我们失职并非因为我们试图建设一个新的东西，而是因为我们不允许自己去考虑新科技瓦解了什么。我们并不是因为发明和创造而陷入麻烦，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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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分析着眼于长远的考虑，因而常常唱反调。它主张一边前进、一边修正。只有在经历磨炼的环境中且带着自我反思的精神才能向前发展和进步。承认局限性，然后停下来修正，再折回原路——这些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对于科技的研究也应采用相同的路径，它把我们从科技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的观点中解放出来。设想一下，这样的路径将会怎样修正凯利关于科技狂热的观点。凯利提到了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1900年，当亨利第一次看到12米长的发电机时，他欣喜若狂。亨利把它看作“无限的象征，可以投射出道德力量，这种感觉类似早期的基督教徒看到十字架时的感觉”。凯利认为亨利对于发电机的感受也预言了凯利对于网络的感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凯利想要和网络融为一体，“温柔的屈服”。凯利继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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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自己对网络充满了感激。它是一位坚定的施恩者，永远都在那里。我用不安分的手指爱抚它，它挑起了我的欲望，就像一个爱人一样……我想一直沉浸在它深不可测的广度之中。停留在那里，醉心于它梦幻般的怀抱里。向网络投降就像去土著丛林徒步旅行。不合逻辑的梦慰藉着你。在这个梦里，你在不同的页面和想法中穿梭跳跃。网络的白日梦已经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感动并且搅动着我的心。如果你能够真心地爱上一只迷路的小猫，那么为什么不能爱上网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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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认为，网络的连接性可以平复我们心灵最深处对孤独、失去和死亡的恐惧。这是一种令人欣喜的东西。但是连接也破坏了与原本维系我们的东西之间的联系，比如面对面的人际交流的价值。精神分析强调人类生命的悲剧和喜剧的作用，让我们关注人类交流的独特性。凯利被网络承诺的无限知识和博大广度所迷惑。但是俄狄浦斯的故事提醒我们，那种狂喜是有代价的，它总是意味着你忽视了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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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狄浦斯的故事也说明了“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和“得到你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之间的区别。科技给了越来越多我们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如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社交机器人和数字化的朋友。有人或许认为我们需要什么，它总在我们的所及范围内，我们永远也不会感到孤独。还有人假定我们想要的是大量的弱联系，支撑在线熟人关系的、非正式的网络关系。但是倘若我们真正思考我们认为自己想要东西的后果，我们才会了解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也许想要一些安静和独处的时光。正如梭罗提出的那样，我们也许想要生活少一些“拥挤”，等待更多不常发生的、但是很有意义的面对面邂逅。因为我们把很多时间花费在打字上面——用所有的手指或者只用拇指，我们会怀念人的声音。我们也许觉得和一个机器人下象棋也不算太坏，但是机器人却无法代替任何关于家庭或者朋友之间的谈话。一个机器人或许有需求，但是倘若要理解人的欲望，则需要语言和有血有肉的身体。因此，要进行这样的谈话，我们必须有一个真正的朋友，首先重要的是，他可以明白生命的真正含义，理解父母和家庭的含义，理解成年人之间爱的含义，理解对于子女的渴望，并且可以理解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不管凯利认为网络是如何的“空旷”，我们都不会任由虚拟世界把我们从真实的自然中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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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让很多东西从我们的身边溜走。甚至到现在，我们仍然对网络朋友和机器人具有感情依赖。设计师声称机器人已经做好了爱上我们的准备。勇敢的凯文·凯利也大胆承认了别人不敢说出口的话，他已经爱上网络了。网络正变得越来越撩人，越来越理想化。在走向群体性孤独的路上，我们失去了什么？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每一种新的科技都在挑战着我们，一代又一代，我们不停地自问它是否服务于我们人类的诉求。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去重新思考技术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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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关于设计的研讨会上，建筑大师路易斯·康（Louis Kahn）曾经问道：“一块砖想要什么？”本着这一精神，如果我们问：“仿真模拟程序想要什么？”我们知道它们想要什么。它想要且需要的是“沉浸”。沉浸在虚拟世界中时，人们很难想起身后的真实世界。因此，对于仿真模拟来说，不仅仅需要沉浸，更创造了一个喜欢沉浸在仿真模拟中的自我。仿真模拟提供了比真实生活简单得多的社会关系。和机器人一起生活，意味着许多方面变得简化，甚至背离了生活的原意，但我们已经开始习惯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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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准备，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要采取下一步行动。社交机器人将科学技术带入了亲密关系和影响孩子们发展的最关键的时期。没有人可以决定科学技术的禁区是什么，但是人们需要一位裁判。事情开始的时候很单纯：神经系统科学家想要研究感情依赖，但是却虎头蛇尾。他们声称机器人知道如何产生感情依赖，是因为它有这种算法。今天的机器人专家的梦想就是将爱的行为进行反转。而至于爱我们的是机器人还是我们的同类，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已经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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