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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经典的科幻小说《电子羊的机器人梦》（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中（很多人通过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知道它），和机器人相爱与被爱似乎是一件好事。在荧幕英雄戴克生活的世界中，人和机器人的容貌和讲话方式都很相似。戴克是一个专业的机器人猎人。他爱上了瑞秋，一个带有人类记忆程序的、并且知道自己会“死去”的机器 人。我曾经讨论过，对于生命的循环的认识是我们人类的特质。这个精彩的故事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虚拟的东西是否同样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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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的末尾留下了一个悬念：戴克自己是否也是一个机器人，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这个悬念我们无法解开。但我们为戴克和瑞秋的逃亡而欢呼。也许当这个电影发行的几十年后，我们的科技依旧未能达到电影中机器人的先进状态。但是对于我来说，《银翼杀手》给我们当前的世界传达的信息是：在我们还没有发明出能通过任何版本图灵测试的设备前，这些测试似乎就已经失去了效用。我们将不再关心机器人是否聪明，而关心它们是否“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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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机器人专家想要告诉我们的观点是：具有情感的机器人会照顾我们。技术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个观点如今已经被看作传统观点。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那里传统观点不足以胜任技术的发展，并且可能造成致命的影响。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有情感的表演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有人情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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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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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专家声称：机器人可以拥有自己的情感。机器人是由物质材料构成的，这是所有思想和功能的基础。例如罗德尼·布鲁克斯提出，通过“设定电脑代码里面的某个数字”，机器人可以被赋予一种类似悲伤的情感。对于布鲁克斯来说，这种悲伤的情感类似人类的感觉，因为“人类悲伤的程度不也基本上是通过一个数字来表达的吗？就像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不同种类的神经化学循环的总数？为什么要说机器人的这些数字不如人类的真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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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所受过的训练和培训使我倾向于反对把机器人的情绪与“数字”联系起来，因为有一些东西是人类独有的。比如：人类的身体和生命。生活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设定“数字”。从童年依赖到更加独立，我们的情感遵循着一条发展路径。我们品味着这样一条情感轨迹——从早期的依赖到后来的虚幻、希望和恐惧。布鲁克斯说能给机器人某种“悲伤”的情绪。过不了几个月，我将会送我的女儿去读大学。我的内心同时充满了悲伤和喜悦。机器人如何能“体会”这样的情感呢？甚至为什么它的数字“想”去体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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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西娅·布雷齐尔曾经是布鲁克斯的学生，她选择了另一个方向。她提出，如果你把机器人当作一种全新的物种类别，机器人的情感是合理的。猫有猫的情感，狗有狗的情感，两者不能混淆，而都与人类的情感截然不同。我们对此毫无异议。假如布雷齐尔把所有这些都视为“真诚的”和“可信的”，那么机器人将会有机器人的情感，同样在它们自己的种类里也似乎是“真诚的”和“可信的”。对于布雷齐尔来说，一旦你承认机器人的情感是一个独立的类别，就没必要再拿机器人和人来作比较了。我们应该尊重机器人的情感，尊重它与人类的“区别”，正如我们尊重其他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但是，她的这种观点恰恰是在把“真实”和“自成一格”混为一谈。机器人的情感表现或许存在于它自身这一类别之中，这意味着讨论这种情感的真实性是毫无意义的。机器人并不拥有值得我们尊重的“情感”。我们制造了机器人，让它们去做一些事，这些事让我们觉得它们有自己的情感，而我们对它们的种种回应是用来设计它们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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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材料构成还是物种分类的角度来讨论机器人情感这个问题，我们最终都会陷入一种困境。我们原本的问题是：机器人是否有自己的情感。但是到了最后，这个问题却归结于不同人会如何定义情感这一概念。我们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希望和机器人形成哪种关系？ 我们为什么要让机器人表现它们自己的情感呢？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刚开始工作时，曾经和约瑟夫·魏岑鲍姆一起讨论电脑程序是否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沟通伙伴。30年后，我发现我和戴维·利维在争论这个问题。他提出我的女儿或许将会和一个机器人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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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模拟经常被运用于现实生活的技能训练——比如模拟训练成为更好的飞行员、水手、赛车手等。但是当涉及人类关系时，仿真模拟却使我们陷入了麻烦。通过网络虚拟空间，仿真模拟带领我们进入它创造的世界。当我们从网络虚拟生活里走出来的时候，感觉好像突然遇到了一束强光。汉克是一位30多岁的法律教授，他通常每天至少在线12个小时。当他从电脑游戏里走出来的时候（包括从电子邮件里面走出来），他感觉失去了方向，好像迷失了自己。汉克说：“离开这些泡沫，我很难抽出多余的时间和我的家人在一起，这一切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我和我的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变短了。”在和家人共进晚餐后，汉克又愉快地回到了他冷酷的网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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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克在网上所处的环境（这种环境是可控的，总是与新的东西有连接），与生活在现实生活里，和真实的人打交道相比，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想一想他那句“空闲时间”意味着什么。现实生活中的人做事遵循一致性原则，所以当我们的关系进展顺利时，改变是逐步的，作用是缓慢的。但是在虚拟的网络生活里，所有关系的节奏加快了很多。一个人会很快从迷恋到幻灭，然后又回来，并在这个过程中来回穿梭。一个人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有些无聊，很容易就能和一些新朋友联系上。一个人匆忙地阅读一长串邮件，并学会如何抓住“亮点”。夸张的标题往往能吸引注意力。在网络游戏里面，人物的动作总是被精简到一个从惊恐到安全、然后如此反复的模式。一个令人恐惧的邂逅自动完成，处理完了一个之后你可以重新组队，然后又用一个新的人物。我们的肾上腺素不停地向上冲，在这里没有所谓的 “空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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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人们试图在生活中模仿他人。他们试图提高现实生活的戏剧性，或者控制他们周围的人和事。可以很客观地说，这些努力通常结果都不理想。失败了之后，很多人试着回到他们擅长的方式——也就是在屏幕中过他们想要的生活。如果要在这里补充点什么的话，我想说这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思维习惯——习惯于认为科技可以让我们想扮演谁就扮演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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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中，我们会对正在谈论或关心的事情失去信心。如果我们很困惑，我们可能会通过更多的网上连接来寻找慰藉。我们可能会对自己的同伴越来越苛刻。一个50岁的管理咨询师说：“如果不带上手机，我就不去旅行。”如果她忘了带想带的东西，她就无法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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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网络生活的研究，我认为，亲密行为是人和人之间的行为，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脸和试着读懂他们的内心。这些研究也让我想到，从某种角度来说，独处是刷新自己的状态，恢复精力。而孤独是失败的独处。去体验独处，你必须有自我振作、自我鼓励的能力，要不然你只能明白如何变得孤独。在数字时代抚养一个女儿，我经常会考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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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斯托尔在他的个人独处史中写道，学会在独处时感受到平静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发现，由于生活在网络环境中，人们即使在湖边休憩或在徒步旅行中，也难以找到独处的状态。安静让他们变得烦躁不安。但同时我也看到一些开始回归的迹象：一些年轻人已经厌倦了社交媒介。同时人们开始重拾对瑜伽、东方宗教、冥想和慢生活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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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趋势会使一个家庭重新回到我曾经描绘的20世纪80年代那样浪漫的状态。在那个年代，人们提出，人性将他们与机器区别开来（仿真模拟的感觉或许是一种感觉，但是虚拟的爱却绝对不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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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伴随着图像技术和神经化学的发展，人们似乎也愿意赋予机器以自然本性。他们所反对的是人们对于网络生活的反应。面对持续的在线连接，我们欣然接受。面对放弃隐私的可能，目前我们还没有反抗。而现在我们又要面对一个“新物种”的挑战——社交机器人。它们的情感是为了让我们和它们在一起时感到舒服而设计的。面对它们，我们又将如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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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主义风潮中，人们把计算机视作思维模型，今天我们纠结的问题是：在计算机面前，我们已经变成了谁？在20世纪80年代，你可以改变你看待自己的方式，这就足够了。而如今的问题是你该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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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回归”首要表现在进行无网络生活的实验。但是网络已经成为我们获得教育、获取新闻、找工作等不可或缺的必然途径。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要求自己重塑在屏幕上的生活。寻找新的平衡不仅仅是“放慢节奏”，而是“我们该如何为自我反思腾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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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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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有同情心的机器”这个问题的时候，机器人专家经常通过提出一些左右为难的情景以证明他们的观点。所以他们会问：“你是想让你的父母和祖父母被机器人照料，还是愿意他们被完全忽视？”或者换个方式问：“你是想让老年人在孤独和无聊中度日，还是让他们和一个机器人伴侣在一起？”长久以来，在这样左右为难的情形下做出的选择，有可能变得不再令人为难。因为我们开始接受这种提问的框架——在这里，你只能在机器人照顾和孤独之间二选一。这样的问题会使那些对机器人伴侣的观点感到不舒服的人，认为老年人的生活是乏味的、孤立的和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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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的资料描述了如何打破这样的思维困境。有人提出，从抽象思维转到具体思维会有所帮助。这就是在格兰特女士任教的五年级班里的孩子们所做的。在“支持或反对”机器人保姆的讨论中，他们避开了提问带来的两难困境，而通过提问开辟一个新话题：我们没有人来做这份工作了吗？当孩子们开始一个新话题的讨论时，我们成年人则清楚这个话题的讨论方向。找来更多的新人照顾老年人怎么样呢？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他们出现在需要他们的地方？我们如何合理分配资金以使效用更大？我们有很多失业的人、退休的人和退伍的军人——只要我们付给他们钱，很多人都会去从事这份工作。首先可以做的事情是提高老年护理工作的收入，让它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从而让从业者有利可图。“选择机器人或孤独终老”的两难选择忽略了大背景下的社会与政治选择，而这原本应该是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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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参加过一个关于机器人在治疗过程中应扮演的角色的研讨会，在这个会议上，我的一些想法也被改变。我的课堂上讨论过关于机器人为体弱者或者瘫痪在床的病人洗澡的问题。目前市场上的机器人被设计为双层的：一个滑动板放在病人下面，另一个放在上面。病人的头被支撑着按摩。学生们对于这种技术的反应就像是之前提到的两难窘境：应不应该给老年人用机器人？一些学生认为，机器人取代护士的角色是必然的（他们的理由是成本、效率和想做这份工作的人员不足）；另外的一些人则反对说，老年人应该得到真人照顾，其他的东西都是有损人格的。这个争论达到了两个绝对的极端：不可避免和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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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止步不前的争论中，出现了一位女士的声音。她年近30，母亲在不久前刚刚去世。她对这样的讨论并不满意：为什么把我们的讨论限定在没有机器人还是接纳一个机器人按摩器两者中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机器人想象成人体的延伸，帮助人们有爱地照顾彼此？为什么不建造一个液压为动力的机器手臂，安装在那些手臂有残疾的人身上，帮助他们增强手臂的力量？之前的问题呈现出两个她无法接受的画面：一个自动的机器人，或者一个被遗弃、忽视、没有人管的病人。她希望可以讨论将科技运用在假肢技术上的话题。如果她的手臂更强壮，或许当妈妈有病的时候，她能够抬得动她。她也许当时很需要这样的帮助。这样，妈妈就可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周在家度过。因此讨论框架的改变可以让科技进入生活，同时让母亲得到女儿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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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框架，发现新东西。在这样的原则下，哲学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站出来挑战两难的思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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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是对情形的描述。我们可以称之为“打包问题”（the package problem）。在现实世界中，事情的情况不总是跟选项捆绑在一起。在现实世界中，框架化的行为——描述情形并做决定，原本就是一项道德任务。因此，分辨什么是、什么不是我们的选项，原本就是我们伦理发展的一部分。在现实生活中，最大的挑战并非找到参与游戏的最佳策略，而是想清楚你参与的是什么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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