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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凯利问道：“科技想得到什么？”并坚称无论它要的是什么，科技都将会得到。如果接受了他的观点，假如科技想要探索的是我们对彼此的失望和情感的脆弱呢？倘若这就是科技想要的东西时，它会成为一种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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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织的病症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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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彼此之间小心翼翼、相互提防，而机器人则带给我们掌控感，它是受欢迎的替补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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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允许自己被不必要的爱来安慰，因为从来没有机器人可以懂得回报我们的爱。我们在网络世界里同样小心翼翼，对社交关系的控制欲让我们无法自拔。事情发展得很快。一位律师说：“我不想去开一个客户会议，我将用发邮件来代替。”再后来，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同事不再想和彼此见面，甚至不想打电话，他们会说：“短信更加有效率，或者我在Facebook上发了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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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繁荣的社交媒介文化里，我们梦想着社交机器人。尽管彼此连接，我们却依旧孤独，只能送给自己科技情人。如果网络生活太过严苛，那么机器人则总和我们在一起。想拥有机器人伴侣既是病症，也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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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其他心理学病症一样，它 “解决”问题但却未阐明问题。我们将会获得机器人的陪伴，却不必承担类似于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所带来的风险。机器人暴露了我们希望能够控制社交关系的愿望，这正是我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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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病症常常携带着大量的信息，以至于让人难以承受。为了承受这种恐惧，病症会把这些信息伪装起来，人们就不必每天都面对这些恐惧。所以，感觉持续的饥饿要比明白你的妈妈没有养育你更加“简单”。被超市排的长队弄得满心怒火，比处理你的配偶没有给予你所需要的关注更“容易”。当科技变成了一种病症，它就切断了表面现象和挣扎背后的真正原因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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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当中，病症会因为没有相关性而消失。病人更想找到病症背后所掩盖的原因——那些在压抑下表达出来的平凡的想法和经验。我们把注意力从科技转移到自身。正如亨利·戴维·梭罗要问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哪里和我们为什么而活？”凯利认为技术狂人是我们的一种自然状态：我们喜爱我们的东西，并且由它们引导。我将会重构凯利的深刻见解：我们喜爱我们的东西，但是着迷和沉溺其中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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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精神分析教给我们所有的创造都有成本，这个警示也可用于精神分析本身。对于精神分析家罗伯特·卡珀（Robert Caper）来说：“精神分析事业的失职并不是我们试图把事情做得更好，而是我们不允许自己看到它的代价和限制。”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卡珀重温了俄狄浦斯（Oedipus）的神话故事。作为一个传统的、广为人知的故事，人们通常会认为俄狄浦斯因为追求知识而被惩罚——尤其是关于他出身的知识。卡珀说俄狄浦斯被惩罚另有原因——他拒绝承认知识的局限性。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我们对科技的态度上。我们失职并非因为我们试图建设一个新的东西，而是因为我们不允许自己去考虑新科技瓦解了什么。我们并不是因为发明和创造而陷入麻烦，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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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分析着眼于长远的考虑，因而常常唱反调。它主张一边前进、一边修正。只有在经历磨炼的环境中且带着自我反思的精神才能向前发展和进步。承认局限性，然后停下来修正，再折回原路——这些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对于科技的研究也应采用相同的路径，它把我们从科技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的观点中解放出来。设想一下，这样的路径将会怎样修正凯利关于科技狂热的观点。凯利提到了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1900年，当亨利第一次看到12米长的发电机时，他欣喜若狂。亨利把它看作“无限的象征，可以投射出道德力量，这种感觉类似早期的基督教徒看到十字架时的感觉”。凯利认为亨利对于发电机的感受也预言了凯利对于网络的感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凯利想要和网络融为一体，“温柔的屈服”。凯利继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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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自己对网络充满了感激。它是一位坚定的施恩者，永远都在那里。我用不安分的手指爱抚它，它挑起了我的欲望，就像一个爱人一样……我想一直沉浸在它深不可测的广度之中。停留在那里，醉心于它梦幻般的怀抱里。向网络投降就像去土著丛林徒步旅行。不合逻辑的梦慰藉着你。在这个梦里，你在不同的页面和想法中穿梭跳跃。网络的白日梦已经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感动并且搅动着我的心。如果你能够真心地爱上一只迷路的小猫，那么为什么不能爱上网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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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认为，网络的连接性可以平复我们心灵最深处对孤独、失去和死亡的恐惧。这是一种令人欣喜的东西。但是连接也破坏了与原本维系我们的东西之间的联系，比如面对面的人际交流的价值。精神分析强调人类生命的悲剧和喜剧的作用，让我们关注人类交流的独特性。凯利被网络承诺的无限知识和博大广度所迷惑。但是俄狄浦斯的故事提醒我们，那种狂喜是有代价的，它总是意味着你忽视了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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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狄浦斯的故事也说明了“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和“得到你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之间的区别。科技给了越来越多我们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如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社交机器人和数字化的朋友。有人或许认为我们需要什么，它总在我们的所及范围内，我们永远也不会感到孤独。还有人假定我们想要的是大量的弱联系，支撑在线熟人关系的、非正式的网络关系。但是倘若我们真正思考我们认为自己想要东西的后果，我们才会了解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也许想要一些安静和独处的时光。正如梭罗提出的那样，我们也许想要生活少一些“拥挤”，等待更多不常发生的、但是很有意义的面对面邂逅。因为我们把很多时间花费在打字上面——用所有的手指或者只用拇指，我们会怀念人的声音。我们也许觉得和一个机器人下象棋也不算太坏，但是机器人却无法代替任何关于家庭或者朋友之间的谈话。一个机器人或许有需求，但是倘若要理解人的欲望，则需要语言和有血有肉的身体。因此，要进行这样的谈话，我们必须有一个真正的朋友，首先重要的是，他可以明白生命的真正含义，理解父母和家庭的含义，理解成年人之间爱的含义，理解对于子女的渴望，并且可以理解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不管凯利认为网络是如何的“空旷”，我们都不会任由虚拟世界把我们从真实的自然中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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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让很多东西从我们的身边溜走。甚至到现在，我们仍然对网络朋友和机器人具有感情依赖。设计师声称机器人已经做好了爱上我们的准备。勇敢的凯文·凯利也大胆承认了别人不敢说出口的话，他已经爱上网络了。网络正变得越来越撩人，越来越理想化。在走向群体性孤独的路上，我们失去了什么？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每一种新的科技都在挑战着我们，一代又一代，我们不停地自问它是否服务于我们人类的诉求。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去重新思考技术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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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关于设计的研讨会上，建筑大师路易斯·康（Louis Kahn）曾经问道：“一块砖想要什么？”本着这一精神，如果我们问：“仿真模拟程序想要什么？”我们知道它们想要什么。它想要且需要的是“沉浸”。沉浸在虚拟世界中时，人们很难想起身后的真实世界。因此，对于仿真模拟来说，不仅仅需要沉浸，更创造了一个喜欢沉浸在仿真模拟中的自我。仿真模拟提供了比真实生活简单得多的社会关系。和机器人一起生活，意味着许多方面变得简化，甚至背离了生活的原意，但我们已经开始习惯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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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准备，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要采取下一步行动。社交机器人将科学技术带入了亲密关系和影响孩子们发展的最关键的时期。没有人可以决定科学技术的禁区是什么，但是人们需要一位裁判。事情开始的时候很单纯：神经系统科学家想要研究感情依赖，但是却虎头蛇尾。他们声称机器人知道如何产生感情依赖，是因为它有这种算法。今天的机器人专家的梦想就是将爱的行为进行反转。而至于爱我们的是机器人还是我们的同类，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已经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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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经典的科幻小说《电子羊的机器人梦》（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中（很多人通过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知道它），和机器人相爱与被爱似乎是一件好事。在荧幕英雄戴克生活的世界中，人和机器人的容貌和讲话方式都很相似。戴克是一个专业的机器人猎人。他爱上了瑞秋，一个带有人类记忆程序的、并且知道自己会“死去”的机器 人。我曾经讨论过，对于生命的循环的认识是我们人类的特质。这个精彩的故事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虚拟的东西是否同样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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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的末尾留下了一个悬念：戴克自己是否也是一个机器人，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这个悬念我们无法解开。但我们为戴克和瑞秋的逃亡而欢呼。也许当这个电影发行的几十年后，我们的科技依旧未能达到电影中机器人的先进状态。但是对于我来说，《银翼杀手》给我们当前的世界传达的信息是：在我们还没有发明出能通过任何版本图灵测试的设备前，这些测试似乎就已经失去了效用。我们将不再关心机器人是否聪明，而关心它们是否“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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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机器人专家想要告诉我们的观点是：具有情感的机器人会照顾我们。技术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个观点如今已经被看作传统观点。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那里传统观点不足以胜任技术的发展，并且可能造成致命的影响。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有情感的表演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有人情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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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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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专家声称：机器人可以拥有自己的情感。机器人是由物质材料构成的，这是所有思想和功能的基础。例如罗德尼·布鲁克斯提出，通过“设定电脑代码里面的某个数字”，机器人可以被赋予一种类似悲伤的情感。对于布鲁克斯来说，这种悲伤的情感类似人类的感觉，因为“人类悲伤的程度不也基本上是通过一个数字来表达的吗？就像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不同种类的神经化学循环的总数？为什么要说机器人的这些数字不如人类的真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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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所受过的训练和培训使我倾向于反对把机器人的情绪与“数字”联系起来，因为有一些东西是人类独有的。比如：人类的身体和生命。生活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设定“数字”。从童年依赖到更加独立，我们的情感遵循着一条发展路径。我们品味着这样一条情感轨迹——从早期的依赖到后来的虚幻、希望和恐惧。布鲁克斯说能给机器人某种“悲伤”的情绪。过不了几个月，我将会送我的女儿去读大学。我的内心同时充满了悲伤和喜悦。机器人如何能“体会”这样的情感呢？甚至为什么它的数字“想”去体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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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西娅·布雷齐尔曾经是布鲁克斯的学生，她选择了另一个方向。她提出，如果你把机器人当作一种全新的物种类别，机器人的情感是合理的。猫有猫的情感，狗有狗的情感，两者不能混淆，而都与人类的情感截然不同。我们对此毫无异议。假如布雷齐尔把所有这些都视为“真诚的”和“可信的”，那么机器人将会有机器人的情感，同样在它们自己的种类里也似乎是“真诚的”和“可信的”。对于布雷齐尔来说，一旦你承认机器人的情感是一个独立的类别，就没必要再拿机器人和人来作比较了。我们应该尊重机器人的情感，尊重它与人类的“区别”，正如我们尊重其他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但是，她的这种观点恰恰是在把“真实”和“自成一格”混为一谈。机器人的情感表现或许存在于它自身这一类别之中，这意味着讨论这种情感的真实性是毫无意义的。机器人并不拥有值得我们尊重的“情感”。我们制造了机器人，让它们去做一些事，这些事让我们觉得它们有自己的情感，而我们对它们的种种回应是用来设计它们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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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材料构成还是物种分类的角度来讨论机器人情感这个问题，我们最终都会陷入一种困境。我们原本的问题是：机器人是否有自己的情感。但是到了最后，这个问题却归结于不同人会如何定义情感这一概念。我们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希望和机器人形成哪种关系？ 我们为什么要让机器人表现它们自己的情感呢？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刚开始工作时，曾经和约瑟夫·魏岑鲍姆一起讨论电脑程序是否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沟通伙伴。30年后，我发现我和戴维·利维在争论这个问题。他提出我的女儿或许将会和一个机器人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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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模拟经常被运用于现实生活的技能训练——比如模拟训练成为更好的飞行员、水手、赛车手等。但是当涉及人类关系时，仿真模拟却使我们陷入了麻烦。通过网络虚拟空间，仿真模拟带领我们进入它创造的世界。当我们从网络虚拟生活里走出来的时候，感觉好像突然遇到了一束强光。汉克是一位30多岁的法律教授，他通常每天至少在线12个小时。当他从电脑游戏里走出来的时候（包括从电子邮件里面走出来），他感觉失去了方向，好像迷失了自己。汉克说：“离开这些泡沫，我很难抽出多余的时间和我的家人在一起，这一切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我和我的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变短了。”在和家人共进晚餐后，汉克又愉快地回到了他冷酷的网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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