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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克在网上所处的环境（这种环境是可控的，总是与新的东西有连接），与生活在现实生活里，和真实的人打交道相比，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想一想他那句“空闲时间”意味着什么。现实生活中的人做事遵循一致性原则，所以当我们的关系进展顺利时，改变是逐步的，作用是缓慢的。但是在虚拟的网络生活里，所有关系的节奏加快了很多。一个人会很快从迷恋到幻灭，然后又回来，并在这个过程中来回穿梭。一个人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有些无聊，很容易就能和一些新朋友联系上。一个人匆忙地阅读一长串邮件，并学会如何抓住“亮点”。夸张的标题往往能吸引注意力。在网络游戏里面，人物的动作总是被精简到一个从惊恐到安全、然后如此反复的模式。一个令人恐惧的邂逅自动完成，处理完了一个之后你可以重新组队，然后又用一个新的人物。我们的肾上腺素不停地向上冲，在这里没有所谓的 “空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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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人们试图在生活中模仿他人。他们试图提高现实生活的戏剧性，或者控制他们周围的人和事。可以很客观地说，这些努力通常结果都不理想。失败了之后，很多人试着回到他们擅长的方式——也就是在屏幕中过他们想要的生活。如果要在这里补充点什么的话，我想说这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思维习惯——习惯于认为科技可以让我们想扮演谁就扮演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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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中，我们会对正在谈论或关心的事情失去信心。如果我们很困惑，我们可能会通过更多的网上连接来寻找慰藉。我们可能会对自己的同伴越来越苛刻。一个50岁的管理咨询师说：“如果不带上手机，我就不去旅行。”如果她忘了带想带的东西，她就无法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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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网络生活的研究，我认为，亲密行为是人和人之间的行为，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脸和试着读懂他们的内心。这些研究也让我想到，从某种角度来说，独处是刷新自己的状态，恢复精力。而孤独是失败的独处。去体验独处，你必须有自我振作、自我鼓励的能力，要不然你只能明白如何变得孤独。在数字时代抚养一个女儿，我经常会考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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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斯托尔在他的个人独处史中写道，学会在独处时感受到平静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发现，由于生活在网络环境中，人们即使在湖边休憩或在徒步旅行中，也难以找到独处的状态。安静让他们变得烦躁不安。但同时我也看到一些开始回归的迹象：一些年轻人已经厌倦了社交媒介。同时人们开始重拾对瑜伽、东方宗教、冥想和慢生活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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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趋势会使一个家庭重新回到我曾经描绘的20世纪80年代那样浪漫的状态。在那个年代，人们提出，人性将他们与机器区别开来（仿真模拟的感觉或许是一种感觉，但是虚拟的爱却绝对不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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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伴随着图像技术和神经化学的发展，人们似乎也愿意赋予机器以自然本性。他们所反对的是人们对于网络生活的反应。面对持续的在线连接，我们欣然接受。面对放弃隐私的可能，目前我们还没有反抗。而现在我们又要面对一个“新物种”的挑战——社交机器人。它们的情感是为了让我们和它们在一起时感到舒服而设计的。面对它们，我们又将如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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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主义风潮中，人们把计算机视作思维模型，今天我们纠结的问题是：在计算机面前，我们已经变成了谁？在20世纪80年代，你可以改变你看待自己的方式，这就足够了。而如今的问题是你该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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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回归”首要表现在进行无网络生活的实验。但是网络已经成为我们获得教育、获取新闻、找工作等不可或缺的必然途径。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要求自己重塑在屏幕上的生活。寻找新的平衡不仅仅是“放慢节奏”，而是“我们该如何为自我反思腾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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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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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有同情心的机器”这个问题的时候，机器人专家经常通过提出一些左右为难的情景以证明他们的观点。所以他们会问：“你是想让你的父母和祖父母被机器人照料，还是愿意他们被完全忽视？”或者换个方式问：“你是想让老年人在孤独和无聊中度日，还是让他们和一个机器人伴侣在一起？”长久以来，在这样左右为难的情形下做出的选择，有可能变得不再令人为难。因为我们开始接受这种提问的框架——在这里，你只能在机器人照顾和孤独之间二选一。这样的问题会使那些对机器人伴侣的观点感到不舒服的人，认为老年人的生活是乏味的、孤立的和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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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的资料描述了如何打破这样的思维困境。有人提出，从抽象思维转到具体思维会有所帮助。这就是在格兰特女士任教的五年级班里的孩子们所做的。在“支持或反对”机器人保姆的讨论中，他们避开了提问带来的两难困境，而通过提问开辟一个新话题：我们没有人来做这份工作了吗？当孩子们开始一个新话题的讨论时，我们成年人则清楚这个话题的讨论方向。找来更多的新人照顾老年人怎么样呢？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他们出现在需要他们的地方？我们如何合理分配资金以使效用更大？我们有很多失业的人、退休的人和退伍的军人——只要我们付给他们钱，很多人都会去从事这份工作。首先可以做的事情是提高老年护理工作的收入，让它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从而让从业者有利可图。“选择机器人或孤独终老”的两难选择忽略了大背景下的社会与政治选择，而这原本应该是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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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参加过一个关于机器人在治疗过程中应扮演的角色的研讨会，在这个会议上，我的一些想法也被改变。我的课堂上讨论过关于机器人为体弱者或者瘫痪在床的病人洗澡的问题。目前市场上的机器人被设计为双层的：一个滑动板放在病人下面，另一个放在上面。病人的头被支撑着按摩。学生们对于这种技术的反应就像是之前提到的两难窘境：应不应该给老年人用机器人？一些学生认为，机器人取代护士的角色是必然的（他们的理由是成本、效率和想做这份工作的人员不足）；另外的一些人则反对说，老年人应该得到真人照顾，其他的东西都是有损人格的。这个争论达到了两个绝对的极端：不可避免和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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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止步不前的争论中，出现了一位女士的声音。她年近30，母亲在不久前刚刚去世。她对这样的讨论并不满意：为什么把我们的讨论限定在没有机器人还是接纳一个机器人按摩器两者中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机器人想象成人体的延伸，帮助人们有爱地照顾彼此？为什么不建造一个液压为动力的机器手臂，安装在那些手臂有残疾的人身上，帮助他们增强手臂的力量？之前的问题呈现出两个她无法接受的画面：一个自动的机器人，或者一个被遗弃、忽视、没有人管的病人。她希望可以讨论将科技运用在假肢技术上的话题。如果她的手臂更强壮，或许当妈妈有病的时候，她能够抬得动她。她也许当时很需要这样的帮助。这样，妈妈就可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周在家度过。因此讨论框架的改变可以让科技进入生活，同时让母亲得到女儿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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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框架，发现新东西。在这样的原则下，哲学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站出来挑战两难的思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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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是对情形的描述。我们可以称之为“打包问题”（the package problem）。在现实世界中，事情的情况不总是跟选项捆绑在一起。在现实世界中，框架化的行为——描述情形并做决定，原本就是一项道德任务。因此，分辨什么是、什么不是我们的选项，原本就是我们伦理发展的一部分。在现实生活中，最大的挑战并非找到参与游戏的最佳策略，而是想清楚你参与的是什么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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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阿皮亚来说，道德理性并非通过回答两难问题来实现，而是通过质疑问题提出的方式，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是我们决定了如何对问题进行框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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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止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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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五年级的孩子为他们的祖父母考虑机器人伴侣，并提问“难道我们没有人来做这项工作了吗”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在问什么：“难道照顾他们不是我们父母的职责吗？”再一步提问：“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变得‘不方便’的时候，会有人照顾我们吗？”当我们考虑机器人在我们未来生活中的作用时，我们要考虑对彼此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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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想要机器人照顾我们？我能理解在战争、太空探索和医疗过程中，机器人与人的合作关系的各种优点。我理解机器人在一些危险环境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但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热衷于让机器人“照顾”？对我来说它似乎是一种禁忌，一项“被禁止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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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个人都以这样的方式来看这个问题。一些人认为保姆机器人应该是一种常识。60岁的波特刚刚失去了久病的爱妻。他认为如果机器人可以“帮忙做一些杂活，就可以为护士腾出更多的时间做一些人性化和情感化的照顾”。但是情感的关系常常附着在时间上。花时间照顾小孩，为他们做许多基本的事情，是建立和孩子之间情感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孩子们会变得很自信，因为他们被无条件地爱着。我们也证明了自己有关心和爱其他人的能力。那些生病的人和老年人也理所应当获得同样的基本信任。当我们能给予别人关爱，我们才成为更加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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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机器人保姆辩护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对于有些特殊的人群来说，保姆是不是机器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例如老年痴呆症患者。问题是我们并不清楚这样的病人是如何感知人的声音、面容和抚摸的。因此，用机器人取代人类照顾他们，也许并非“没有区别”。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将爱的付出用机器人代替，改变了爱的付出者本身。一旦我们失去了关心别人的“负担”，我们也就等于放弃了作为人类对彼此的责任。女儿希望有液压手臂帮她抬起卧床不起的母亲，是因为她想要和母亲更加亲近。对于女儿来说，最后的照顾是她和母亲最珍贵的共同经历之一。如果我们剥夺了这样的机会，那么我们有可能会变得粗鄙和退化。并且既然有照顾老人的机器人、机器护士，那么照顾孩子是不是也可以用机器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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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想给孩子一个机器人伙伴呢？正如我之前所说，孩子和社交机器人的关系，与孩子和玩偶的关系非常不同。孩子们不会模仿玩偶的表情，而是会将人的表情投射到玩偶身上。而对于机器人保姆来说，因为外观和人很接近，则有可能成为孩子们模仿的对象。这里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人类的语调、表情有无限种组合，这是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学习来的。看到我们有兴趣的事物，我们“两眼发光”；遇到焦虑的事情，我们的表情会“阴郁”下来。当别人也有同样的表情变化时，我们能够看得懂。当和孤独症或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患者打交道时，我们会很不舒服，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表情变化。孩子将机器人作为模仿对象会造成怎样的结果还不得而知，也许结果是灾难性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一定要伴随着人的触摸、说话。人类应该由人类抚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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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提出这种观点的时候，很多人反击说，即便如此，机器人还是可以为小孩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例如给他们喂饭或者给他们换尿布。但是当孩子被机器人喂豆角吃的时候，他们不会将吃饭和人的陪伴、说话和放松联系在一起。吃饭的过程将会和情感培养无关。如果孩子的尿布由机器人来换，孩子将不会感觉到他们的身体被其他人很有爱地照顾。我们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风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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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或许会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被禁止的实验。把我们自己当作一个失控的研究对象，并且发现了许多让人沮丧的结果。我们之间的联系程度前所未有，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遍体鳞伤。2010年，有学者进行了一份历时30多年、来自超过14 000名大学生的数据调研，结果显示，自2000年以后，年轻人对其他人的关注和兴趣开始锐减。如今的大学生已经很少有人会去换位思考别人的感受。研究者认为，学生缺乏同情心与网络游戏和Facebook的出现有关。网络关系也可能是很深刻的感受，但是你只需要和别人在游戏世界或者社交媒介呈现出来的那部分打交道。年轻人不愿意更多地了解对方，久而久之，他们也失去了了解的愿望。于是有人说，孩子们全神贯注于社交媒介上的“朋友”和“粉丝”，进而失去了对真正友谊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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