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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阿皮亚来说，道德理性并非通过回答两难问题来实现，而是通过质疑问题提出的方式，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是我们决定了如何对问题进行框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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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止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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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五年级的孩子为他们的祖父母考虑机器人伴侣，并提问“难道我们没有人来做这项工作了吗”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在问什么：“难道照顾他们不是我们父母的职责吗？”再一步提问：“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变得‘不方便’的时候，会有人照顾我们吗？”当我们考虑机器人在我们未来生活中的作用时，我们要考虑对彼此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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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想要机器人照顾我们？我能理解在战争、太空探索和医疗过程中，机器人与人的合作关系的各种优点。我理解机器人在一些危险环境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但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热衷于让机器人“照顾”？对我来说它似乎是一种禁忌，一项“被禁止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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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个人都以这样的方式来看这个问题。一些人认为保姆机器人应该是一种常识。60岁的波特刚刚失去了久病的爱妻。他认为如果机器人可以“帮忙做一些杂活，就可以为护士腾出更多的时间做一些人性化和情感化的照顾”。但是情感的关系常常附着在时间上。花时间照顾小孩，为他们做许多基本的事情，是建立和孩子之间情感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孩子们会变得很自信，因为他们被无条件地爱着。我们也证明了自己有关心和爱其他人的能力。那些生病的人和老年人也理所应当获得同样的基本信任。当我们能给予别人关爱，我们才成为更加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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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机器人保姆辩护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对于有些特殊的人群来说，保姆是不是机器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例如老年痴呆症患者。问题是我们并不清楚这样的病人是如何感知人的声音、面容和抚摸的。因此，用机器人取代人类照顾他们，也许并非“没有区别”。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将爱的付出用机器人代替，改变了爱的付出者本身。一旦我们失去了关心别人的“负担”，我们也就等于放弃了作为人类对彼此的责任。女儿希望有液压手臂帮她抬起卧床不起的母亲，是因为她想要和母亲更加亲近。对于女儿来说，最后的照顾是她和母亲最珍贵的共同经历之一。如果我们剥夺了这样的机会，那么我们有可能会变得粗鄙和退化。并且既然有照顾老人的机器人、机器护士，那么照顾孩子是不是也可以用机器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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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想给孩子一个机器人伙伴呢？正如我之前所说，孩子和社交机器人的关系，与孩子和玩偶的关系非常不同。孩子们不会模仿玩偶的表情，而是会将人的表情投射到玩偶身上。而对于机器人保姆来说，因为外观和人很接近，则有可能成为孩子们模仿的对象。这里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人类的语调、表情有无限种组合，这是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学习来的。看到我们有兴趣的事物，我们“两眼发光”；遇到焦虑的事情，我们的表情会“阴郁”下来。当别人也有同样的表情变化时，我们能够看得懂。当和孤独症或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患者打交道时，我们会很不舒服，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表情变化。孩子将机器人作为模仿对象会造成怎样的结果还不得而知，也许结果是灾难性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一定要伴随着人的触摸、说话。人类应该由人类抚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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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提出这种观点的时候，很多人反击说，即便如此，机器人还是可以为小孩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例如给他们喂饭或者给他们换尿布。但是当孩子被机器人喂豆角吃的时候，他们不会将吃饭和人的陪伴、说话和放松联系在一起。吃饭的过程将会和情感培养无关。如果孩子的尿布由机器人来换，孩子将不会感觉到他们的身体被其他人很有爱地照顾。我们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风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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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或许会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被禁止的实验。把我们自己当作一个失控的研究对象，并且发现了许多让人沮丧的结果。我们之间的联系程度前所未有，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遍体鳞伤。2010年，有学者进行了一份历时30多年、来自超过14 000名大学生的数据调研，结果显示，自2000年以后，年轻人对其他人的关注和兴趣开始锐减。如今的大学生已经很少有人会去换位思考别人的感受。研究者认为，学生缺乏同情心与网络游戏和Facebook的出现有关。网络关系也可能是很深刻的感受，但是你只需要和别人在游戏世界或者社交媒介呈现出来的那部分打交道。年轻人不愿意更多地了解对方，久而久之，他们也失去了了解的愿望。于是有人说，孩子们全神贯注于社交媒介上的“朋友”和“粉丝”，进而失去了对真正友谊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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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现印证了那些精神治疗分析师，如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观点，他们告诉我，越来越多的病人心不在焉，甚至忘记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礼貌，抱着很强的目的性，沉迷在他们的媒介世界中，这些人对身边的现实世界漠不关心。换言之，这是一种原始的条件反射。他们的心不在焉并非是一种冒犯，只是他们自己看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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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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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试图去讨论所有有关上瘾的东西。当亚当和别人一起打完网络游戏之后，会有一种被机器程序（包括用他们的语言）强迫的感觉。这种上瘾的比喻恰好印证了一种常见的体验：你在网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就越想在网上打发更多的时间。但是无论这种比喻有多么贴切，我们都非常渴望为网络生活投入大量的时间。这种上瘾会破坏我们最智慧的思想，因为它在暗示，只要有问题出现，那么解决方案只有一种。为了和这种上瘾作斗争，你必须抛弃这些令人上瘾的物质。但是，我们是不会放弃使用互联网的。我们也不会“突然完全戒掉”手机，或者禁止孩子们使用手机。我们不会停止听音乐或是回到以电视为中心的家庭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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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们会找到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沟通和连接彼此。但是，如果只考虑我们是有害物质（比如互联网技术）的受害者，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的开始。这种上瘾，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让自己感到绝望。我们不得不找到一种方法使自己与这种让人上瘾的科技和平相处，并且让它按照我们的意愿来发挥作用。这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却很有效果。出于对技术的简单热爱，或是出于反对技术进步的冲动，都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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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realtechnik”的意思是建议我们向后退一步，以便当我们听到那些宣扬“科技必胜”和那些声称“科技将毁灭世界”的言论时，能够重新作出判断。“realtechnik”是对科技的线性演进过程的一种怀疑。它鼓励人文主义，鼓励以一种最大限度的开放心态来面对问题和重新思考我们的决定。它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为科技付出了哪些代价，还有哪些东西尚未受到科技损害。我曾经说过，这种对生活和科技关系的正视非常接近精神分析学家的伦理观。这样说或许很老套，但是时代已经使我们意识到，这样的训诫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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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因此，我们假定网络也在成长。我们倾向于把它看成一种很成熟的技术。但是事实是，我们还处于科技发展的早期，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我们花时间去修正。总之，年轻人有必要知道，当科技进入我们的网络生活时，我们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对此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年轻人试着在网络空间里收回个人隐私，也不再热切地渴望关注彼此。他们要求的东西就像打一个电话那么简单，正如一个18岁的年轻人说的：“面对面地坐下来，给予彼此全部的关注。”今天的年轻人有一种特别的弱点：尽管总是彼此连接在一起，他们却感觉像被剥夺了注意力。有些人把孩子放到秋千上，然后就去打电话。还有些父母在饭桌上处理电子邮件。一些年轻人说，父母一边和他们说话一边发电子邮件时，就像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机器人，而且这些父母总是埋头忙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个17岁的男孩说：“一个机器人可能会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虽然它们可能并不完全理解这些话的意思，但是记住是理解的第一步。我的爸爸和我说话的时候手里拿着手机和别人打电话。他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所以我不确定他是否能理解我，或许他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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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尚处于初级阶段。它刚一诞生，我们就把自己丢进去冒险。这就是人类。但是如今，我们和网络之间存在的问题让人困惑，无法忽略。最极端的情况是，我们有可能深陷网络连接不能自拔而忽略了彼此的存在。我们没有必要抛弃科技，或是贬低它的价值。我们需要的是把科技放回到它应处的位置。与网络一起成长的这一代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人选，但是这些年轻人也需要适当的帮助。所以，当他们为自己的隐私权而奋斗的时候，我们必须与他们合作。我们知道，信息很容易被出于政治目的滥用，我们有历史教训。在回望历史这一点上，我们也许和我们的孩子分享得还不够。当我们自己被科技迷惑，转过头把他们丢在一边，然后沉迷于电子邮件之中时，我们没有教会孩子——对现实事物的同情心和注意力有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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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这本书描述了一对矛盾：我们对科技的期盼越来越多，却对彼此的期盼越来越少。我们处于一个完美风暴的静止中心。我们被科技打败了，被吸引到一个低风险并且唾手可得的联系上：Facebook上的朋友，虚拟化身，在线聊天等。如果“方便”和“可控”仍然是我们生活的首选，那么我们可能还被社交机器人诱惑而沉迷其中。就像是一个赌徒在老虎机的卡槽边上，那些令人兴奋的程序向我们许诺，让我们沉迷于游戏里而不能自拔。在机器人时代，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不再抱怨，而是期望甚至渴望简化和减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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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我提到的大多是我们的弱点而不是我们的需求。谈“需求”，意味着我们必须拥有什么东西，而谈“弱点”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选择的空间。因为我们在减少弱点方面总是有潜力可挖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进步，也说明我们并没有被卡在那里。为了能和时代一同前进，作为一代人，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所处的复杂环境。我们已经发明了鼓舞人心的、更加优化的技术，然而我们也放任这些技术来削弱我们。从爱与被爱的前景来看，机器已经改变了爱的定义。我们知道，年轻人被科技所吸引，这与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教育有关。那些懂得生命之爱的人一定能为科技赋予更多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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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处于最佳状态时，思考有关科技的话题能使我们回到这一问题：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最近，我去参加一位老朋友的悼念仪式。奶白色的储存卡里的程序列出了下午的谈话者，它还能列出谁将演奏什么音乐，而且能展示我的这位朋友年轻时风华正茂的照片。我周围的很多人正在使用这一卡片作为防护来掩盖他们在使用手机发短信的事实。一个正在发短信的悼念者是位60多岁的女士，在悼念仪式结束后她走过来跟我聊了几句。实际上，她说：“我不能坚持坐那么久而不带我的手机。”这个仪式确实长了点。这位女士已经被科技驯化，要是在几年前她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之后我和一些关系不错的朋友谈论发短信这件事。一些人耸耸肩，一个人说：“你到底要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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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耸肩是有助于缓和僵局的。但这还不是我们所处的阶段，我们距离山穷水尽的僵局还为时尚早。然而，我相信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反思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为科技进步付出的代价，并开始采取一些行动。我们将会从一些非常简单的措施开始，重拾一些我们过去认为是美德的行为。比如和同事在大厅里谈话，无论是在吃饭、锻炼身体还是在车里、公司里时都不使用手机。这可能还牵扯到一些更复杂的事：比如只取一个名字，一代又一代的人将支持这种对保护隐私的努力。还有同情心，这依赖于我们的努力，比如在葬礼、讲座或者戏剧表演时，把电子设备调成静音。我们现在知道，当我们用手机来搜索信息或是处理多个任务时，我们的大脑是随时随地重新构造的。一旦我们试图专心起来的时候，就得和自己作斗争。然而，无论这有多么困难，都是时候让我们再次审视“孤独、审慎、活在当下”的价值了。我们已经同意安排一个以我们人类为调查对象的实验。实际上，我们已经同意了一系列试验：为儿童和老人服务的机器人，贬低和否认隐私的科技，吸引人们前来居住的高仿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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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值得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只要我们记得提醒自己，我们才是能够决定怎样利用科技的人。我们应该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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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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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ALON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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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家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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