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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讨论过，当企业的按需工具或按需平台崩溃或出现技术难题时，由供应商管理的工人不得不承受痛苦。效仿美国家庭佣工联盟制定的《好工作准则》，可能会促使企业确保他们的供应商是为按需工人服务，或者促使企业把业务交给愿意这样做的供应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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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按需工人越来越多地填补了企业的人力需求——而且企业通常会将几个按需服务供应商整合在一起，从而完成不同类型的任务——幽灵工作的劳动力供应链因此变得越来越难追踪。企业需要能够向客户和全职雇员保证，他们的产品出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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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企业可以承诺只与符合如下条件的供应商合作：为所有完成任务的工人提供底薪；在完成任务一周内支付工资；不向工人收取额外的转账手续费；与招聘企业实行相同的非歧视政策，从而确保为公司创造价值的所有工人得到同等的尊严和尊重。该准则还应要求企业使用的供应商可以通过审核，确保他们杜绝使用童工，并且用于支持工人的工具对残障人士也是可用的。利用线上劳工市场雇人完成任务的企业，有动力确保供应商使用与公司内部相同的公平招聘方法。如果招聘变得更像编程，即企业通过API发布任务，工人竞相接受公开选拔，那么这些企业必须发挥平衡竞争环境的作用。按需劳动力供应链上的追责制，将是实现这一使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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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8：适用于公众的就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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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按需经济为企业创造价值并节约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它消除了传统形式的稳定和安全，而这种稳定和安全则附属于全职就业的间接成本。伴随着这种不稳定而来的社会动荡也有其代价。这就是我们希望自己和我们所爱之人拥有的未来吗？关于企业实行双重底线的讨论表明，如果把这种经济视为一种共享资源，它就能实现增长。可以说，如果继续把按需经济视为可消耗的，那它本身就会变得虚弱和萎缩。这些市场自身也有商业上的需要，去创造可持续的劳动力公地，而不是目光短浅地抽干临时劳动力池。我们需要创造新的就业分类，能够容纳现在所谓的“替代性就业安排”的价值。与其认为人要么做“全职”工作，要么做“兼职”工作，不如转换思路，认为人总是在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没有人会因为做“兼职”工作而有损身价。况且，在按需经济中，这种逻辑也不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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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分类的含义可能看起来有些激进，但从务实的角度说，这是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必要步骤，而服务型经济离不开对消费者需求的临时和快速反应。如果所有行业都认可合约工作的重要性，会是什么样子？让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看看需要改变什么来培育而不是消耗公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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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9：工会与平台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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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第三方登记处，允许按需工人独立于平台之外创建自己的简历，并积累声誉。无论工人在哪里找到下一份零工，他们都应该能够把自己的成就记录带在身边。与一般的简历不同，由工人代表管理的登记处将允许工人展示来自过去雇主和请求者的经过验证的反馈，无论这些反馈来自哪个平台。我们可以要求平台把这些便携的推荐信当成工人特定于平台的简介的一部分来发布。这些登记处可以作为按需经济的“商业改进局”（Better Business Bureau）来运作，对工人的身份和信誉进行认证，并为企业节省大量因阻止相对较少的好做坏事的人用劣质或欺诈性工作轰炸平台而投入的工程成本。登记处更严格地审查工人的声誉，作为交换，它可以要求企业对工人的需求负责。例如，可以要求企业登记工人的停职和解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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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工人如果觉得自己在某个平台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无法获得工作机会，可以公开对企业提出申诉。目前的情况是，工人没有正式的权利质疑账户被冻结或工资被扣发的情况；如果平台禁止他找工作，他也没有申诉的途径，也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追索权。我们遇到了几名平台账户被封的工人，他们事先没有得到警告，也没有明确解释为什么被封。在理想情况下，美国劳工部可以部分发挥登记处的作用，这样一来，劳工部就有更清晰的办法支持和追踪这一迅速增长但却常被统计忽略的劳动力。登记处可以作为这个临时工世界的劳工局，在这个模糊的虚拟工作场所中它需要新的集体组织和谈判策略。赋予劳工组织维护工人声誉的职责，增加了他们与21世纪工作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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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劳工组织和工会成员资格的传统形式可以发挥作用，但工人发声和议价的能力在未来将不得不应对缺乏共享物理工作环境的情况，因此更难通过共同在场实现团结。这还要求我们观察独立按需工人在培养自己个体合同工身份的同时，是如何建立协作关系，并形成共同目标意识的。我们在研究中看到了这一点，这给了我们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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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10：未来工人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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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有几个关键部分，值得更详细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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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A部分：按需商业案例中的全民医疗、带薪探亲假、市政共享办公区和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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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前一章DoorDash的例子，他们将送餐员和第三方服务机构联系起来，通过《平价医疗法案》获得医保。与有实体店的同行沃尔玛一样，DoorDash目前也依赖公共补贴满足工人的医疗需求。像琼、扎法尔这样的工人在应对医疗需求方面的资源非常有限。但如果未来依赖于工人，而这些工人却无法向名义上的雇主寻求医疗保健服务，那么社会需要一个能够反映现实的替代方案。一些人站在慈善的立场上，提出了全民医疗。患者应该得到我们共同的照顾。按需经济盈亏底线的冷酷真相是，企业需要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库，而对所有人进行预防性的、综合性的护理是保持劳动力库健康最经济有效的方式。而且，由于“待业”将不再有意义，所有到达工作年龄的成年公民都应享有带薪探亲假，这样就没有人必须在照顾爱人或新生儿与谋生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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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确保工人拥有健康的工作环境。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可以有新的用武之地，他们可以在市政资助的共享办公区配备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备，当人们在屏幕前工作时，这些设备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在家办公是永久在线派工人和许多定期派工人的普遍选择，这样他们就可以摆脱工作日的束缚。但如果说我们的采访对工作的未来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我们正在走向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主要原因是人们把那些不合身的椅子和折叠桌当成了他们的主要工作场所。把图书馆和其他公共机构装备起来，以正式满足目前挤满了当地咖啡馆的自雇者的需要，如此节省下来的费用，对于那些需要更多空间和更舒适座位的人来说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宽慰。最后，过时的职业再培训和简历设计课程耗费了城市数百万美元，如果把这些资金当成教育福利分配给当地居民，让他们能够在当地的、地区性的和在线的机构学习课程，效果会更好。对人类智能的大部分需求将是那些能够钻研问题的人，他们能够估量出完成一项任务或找别人完成工作所需的能力。除了专科学校的最初培训以及学习如何学习，工人需要不断重新做好准备并重新思考下一步教育。通识教育是最必要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教育现在是“在职”培训的一部分，它对按需雇主的重要性，就像对按需工人本身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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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B部分：为所有工作的成年人保留基本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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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如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的长期领袖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认为，现在是时候转向全民基本收入（UBI）14。全民基本收入不是什么新鲜的想法，而是和民主等启蒙运动的理念一起流行起来的。早期关于基本收入的观点是，如果公民获得基本收入，政府就可以摆脱管理福利国家的家长式作风。政府将不再决定谁应该得到支持，也不必用道德的视角管理资源分配体系，如谁应该得到帮助以及该得到何种帮助（奶酪块vs.苹果）。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理解为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提供选择自由。由哲学家菲利普·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推广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国民国家应该致力于为所有公民提供尽可能多的财政支持，让他们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范·帕雷斯认为，生活应该关乎生计和组织社会。一个国家的财政应该花在最大限度地财政平等利用这一机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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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社会价值的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其是民主本身的一种资产。如果有人不能满足自己的吃住需求，他们就会被迫支持暴政，从而保证自己有途径获得资源。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可以保证公民有能力抵制那些企图利用他们经济窘境的暴君。全民基本收入的出现，是为了确保技能有限的工人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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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假定，“低技能”工人需要一个经济上的最低保障，因为一旦机器把他们淘汰出局，他们将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这种逻辑的问题所在。这一观点假定人工智能最终将征服所有人，而人类将与它的进步无关，也无法影响它所提供的服务。但是，平台上常见的任务流转历史表明，人工智能的未来离不开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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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劳动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想象人工智能和人类相互增强和补充，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不是人类是否是必要的。真正的问题将是：什么时候需要人类？用于什么目的？全职就业的历史曾假定，我们需要能够轮班的人，以达到最高的生产效率。按需信息服务经济的运转原则完全不同。这种经济假定你最需要的是足够好的帮助，而且马上就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拥有和维持一群愿意随时待命的按需工人。他们不再是某一家公司的资产，也不再由该公司单独投资和持有。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需要人类的创造力，就需要他们来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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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将其当成治疗自动化创伤的良药，他们经常这样说：“那些在技能阶梯最下面的可怜虫！让我们发发慈悲，帮帮他们。”这忽略了工作的未来将如何依赖于按需合同工。关于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呼吁，我们的回应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企业和消费者有责任共同向那些为按需经济做出贡献的人提供预付费用。就像支付给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的预付费用一样，这些费用表达了一种认可，即我们集体需要一支健康的、可用的、不断更新的劳动力队伍，从而实现按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新的可转移的福利将来自所有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目前用于管理公共福利的政府资金以及征收的企业税，所有资金将重新注入一个公共资金池，用于支付退休、再培训、带薪休假和每位工人的医疗成本等社会保障福利。15这些劳动力需要也值得一套不同的福利和安全保障。世界各地辛勤工作的人们不应该因为人工智能的兴起而销声匿迹或形象模糊。其他行业已经教会了企业支持供应链中更可持续的劳动实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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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的解决方案：消费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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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食品计划”（Fair Food Program，FFP）于2011年启动，历时近17年，在美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宗教团体和消费者中组织和建立联盟。FFP是由佛罗里达州伊莫卡利的番茄工人发起的。经过大量组织工作，它扩展到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番茄农场，以及佛罗里达州的草莓和胡椒农场。这项倡议联合了大型食品商和餐馆，在提升美国一些工资最低、待遇最差的农场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发挥了作用。麦当劳、沃尔玛、商人乔超市（Trader Joe’s）、索迪斯（Sodexo）、爱玛客（Aramark）、全食超市（Whole Foods）和墨西哥风味餐厅红辣椒（Chipotle）同意支付一小笔额外费用（每磅农产品1—4美分），直接计入农场工人的工资。他们还承诺只从签署了《公平食品行为准则》（Fair Food Code of Conduct）的种植者那里购买农产品，以确保农场工人的工作条件得到一系列改善。这是一个可以合作完成的案例，消费者、工人、种植者、企业采购一道为企业、消费者以及那些通过契约性、季节性工作创造价值的人带来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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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令人鼓舞的是《孟加拉国消防与建筑安全协议》（Accord on Fire and Building Safety in Bangladesh，也叫《孟加拉国协议》）的订立。它起因于2013年孟加拉国拉纳大厦（Rana Plaza）倒塌，这是史上最致命的纺织厂事故。这家产能过剩的工厂，是用劣质的非工业用途材料建成，三层不合法的车间随意搭在建筑上。事故造成了1 100多人死亡，另有2 500人受伤。五天后，抗议者包围了伦敦市中心的普利马克（Primark）商店，要求这家公司代表数百家名牌服装制造商，为疏忽导致大楼倒塌和许多人死亡负责。几个月后，经过消费者抵制运动和游说团体的努力，在与代表孟加拉国纺织和服装工人的工会团结一致的情况下，200多个品牌同意承认，他们得益于这些工人的劳动，工人为企业创造了价值，因此他们将负责供应链中工人的安全。北奥乐齐（Aldi Nord）、南奥乐齐（Aldi Süd）、普利马克、彪马（Puma）和美国鹰（American Eagle）等公司都签署了协议，他们都委托过拉纳大厦制造衣物。尽管沃尔玛、盖璞（Gap）、塔吉特（Target）和梅西百货（Macy’s）等使用拉纳大厦的一些最大的服装制造商拒绝签署旨在改善工人安全及工作条件的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许多欧洲同行还是签署了。消费者和劳工在向食品服务商和服装制造商施加压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购买行为将工人置于危险之中；同样，这种努力和意识也能为按需经济带来可持续性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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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正如我们需要企业对生产食品和服装的劳工负责，我们也需要它对生产和消费按需任务的工人和消费者负责。充分利用幽灵工作意味着要了解这样一个关键事实，即没有人会为这种未来工作开发杀手级的应用程序或平台。工人们自己——由专业化的人和共享的专业知识组成的同行网络才是真正的超级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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