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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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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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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至后汉开始竟涌现出“妇学”教材的女作者！首先是班昭撰写出了第一部专著《女诫》。《女诫》刊布于世之后，获得了极大殊荣，硕学鸿儒们交口称赞。其实班昭不过就是把礼教经典中有关妇学部分，按她的理解，探幽发微，给予了阐释。“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其中并无新内容。但班昭的扬名使后来者群起效尤，争相颂扬儒学加诸女人的桎梏镣铐，为这副镣铐写出一部又一部“使用说明书”，以及“活学活用”心得体会。唐儒宋廷枀，家有五女皆自负清高，誓不嫁人；五女从小有奇志，不爱红妆爱文章。长女唐若莘执笔著《女论语》，次女唐若昭等为之作注。书成惊动朝廷，获通报嘉奖并奉召入宫；《女论语》经中央决定发行全国。这部妇学教材语言流畅，读起来琅琅上口，极富宣传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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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 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掀唇。 坐莫动膝，立莫摇初。喜莫大笑，怒莫高声。 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 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莫与通名。 女非善淑，莫与相亲。立身端正，方可为人。 …… 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前生缘分，今世婚姻。 将夫比天，其义匪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 居家查待，敬重如宾。夫有言语，侧耳详听。 夫有恶事，劝谏谆谆。莫学愚妇，惹祸临身。 夫若外出，须记途程。黄昏夫返，瞻望思寻。 停灯温饭，等候敲门。莫学懒妇，先自安身。 夫如有病，终日劳心。多方问药，遍处求神。 百般治疗，愿得长生。莫学蠢妇，全不忧心。 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吞声。 莫学泼妇，闹闹频频。粗丝细葛，熨贴缝纫。 莫叫寒冷，冻损夫身。家常茶饭，供侍殷勤。 莫教饥饿，瘦瘠苦辛。同甘同苦，同富同贫。 死同棺椁，生共衣衾。能依此语，和乐瑟琴。 如此之女，贤德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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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几个明显性冷淡的未婚女子，按礼教的几项基本原则撰写出来的宣传品。除此之外，晋时张华作《女史箴》；唐时太宗长孙皇后作《女则》30卷，皆用以为内庭后妃的训导。莫侯陈邈妻郑氏则有《女孝经》18章，垂范后世。到明清之季，“女教”已成为一门浩瀚的学问。清初时王相筛选出《女诫》、《女论语》、明成祖孝文皇后的《内训》和王相之母所撰《女范捷录》四种，合编为一部，冠名叫《女四书》，使之流布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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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女人站出来号召女人们戴上枷锁，放弃人权，把自己训练成生育工具和家奴，这确实算得上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但仔细一想，她们这样做其实是男人教唆的结果。无论何时何地，妇女界不可能自发地掀起一场要求做奴隶的运动。但凡官方需要提倡什么的时候，总是采用利益驱动的方法，以嘉奖、表彰、名利、地位相诱，形成一小撮下死力帮忙的受益者，活动宣传于民间，造成声势，使之看上去好像是自发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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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鼓励全社会的“妇德”教育，也并不是出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而是礼教有助于定尊卑上下，强化统治秩序。能够成功地将女人关进后院，社会已经就安定了一大块，这是礼教对王权的实际意义之一。剩下的问题是，还必须深化对女人的性管制，使其更好地为父权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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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孝经》图之一 《女孝经》图之二 《女孝经》图之三 《女孝经》图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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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简史 [:170244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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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简史 2．性罪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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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个著名的历史事件，但秦始皇热心推广礼教，也是不争的事实。礼教本为儒家学说中的内容，为何去“儒”而存“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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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秦始皇一点都不傻：对他来说，儒家学说中除了礼教有用外，其他都是一派胡言——儒家反对武力，认为“奇兵有异于仁义”，而秦国正是依靠“奇兵”才得以兼并天下；儒家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对秦政权来说真是“王道迂阔而莫为”。依了儒学主张，秦政权等于在自证其罪。所以秦始皇坑杀儒生而推广礼教，意在“买珠还椟”。而礼教被始皇帝从儒学中筛选出来加以推广，实在是巩固统治的必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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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9年，始皇帝东上泰山，令人刻石以颂功德。这次活动是跟原鲁国诸儒生商议过的。颂辞内刻有“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公元前215年，始皇帝至碣石，刻碣石门以记其功，同样没忘记宣扬礼教“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公元前210年年末，始皇帝东巡至越地，登会稽山。这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次政治活动了。由于越地颇盛淫风，始皇帝指示在《会稽刻石》中专门撰写了一段弘扬礼教的“纠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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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琅琊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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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 夫为寄貑，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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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时，儒学终于成为显学，高踞庙堂，并登上了自上而下强行传递的官方快车。但要把一种观念涵化为民俗，则实非易事。因此汉唐盛世时期，性风俗仍呈现出淳厚宽松的特征，甚至有点自由化倾向。汉唐之盛，可以说并不因礼教盛，但当时儒学处在显学地位，官方又张大其势地弘扬，认识上的误区便由此产生了：好像中华大帝国的鼎盛是操作礼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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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宋代，帝王们的万世基业出现了盛极而衰的崩裂征兆。处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的宋儒们，是最先感受到风气的先知先觉者。而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则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思维模式的特征：“单线因果链”——一个结果来自一个原因，一种原因产生一种结果。他们把汉唐成功的经验，总结为王者行春秋大义，圣教化及宇内。眼下颓势的症结，自然也就是人心不古，圣教失宣了。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理学的形成，可以说是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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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世纪中后期，程颢、程颐兄弟分别提出“天者理也”和“性即理也”的哲学命题，在洛阳设学阐释，从学弟子甚众，形成所谓“洛学”。程颢主张“物我一体，忘其内外”；主张“识仁”“定性”，他的学说基本上是一种道德修养，对理学中的陆王“心学”有极大影响。程颐和程颢一样，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但他同时提出了“阴阳之气”，并以之与人性相联系，认为“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他的学说开创了以后理学中的“程朱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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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说起来，二程在哲学上并无惊人建树，且自甘于扮演儒学二传手的角色。程颢曾大言曰“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他认为程氏兄弟的创造在于“吾学虽有所受，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然而，二程最终留给后世的“学术成果”，是他们对礼教走火入魔的推崇，是他们首创以“礼”杀人。儒学中最生动、也是最有价值的人文精神——仁，自此开始被阉割了；理，被骤然放大了；欲，成为罪恶的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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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矣欲之害人人也！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者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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