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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人们用很多种方法来衡量力量。例如,当哈格勒·邓(20)硬是将铁手套里的汗渍给逼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力量。但若有人将一只柔弱的麻雀放在他的手心,他恐怕会手发软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在这里举一个更高级的例子。上帝的万能和伟大表现在创造了万物这件事上,他的伟大还表现在使小草带着节制和柔情在自己的季节里破土上,这种节制和柔情,也一样体现出了他的伟大之处。上帝分给女人的工作相比男人看起来不太重要,但这工作能产生更大的力量,所以这工作还是很重要的。她选择了自己的工作,快快乐乐地选择了它,同时又以不断赋予男子更大的力量为乐。而对我来说,我相信妻子完全能创造出奇迹。那些惊天动地的业绩出自她们,我完全理解,而她精湛的刺绣,遮蔽、美化着我们的生存,让我望洋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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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定女人是两性中较弱的一方,这是一个吹毛求疵的笼统之见。更确切地说,对她青春的第一个瞬间,献上所有的赞扬都不为过,然而这瞬间转眼就消失了,她的力量成了一种幻影,她余下的力量也只是高声尖叫而已——当然,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出一些很奇怪的事。让·保罗曾经说过:“对于这些正割余割正切余切来说,一切都很奇怪,特别是那中心。”正因为婚姻是最中心的东西,所以,女人必须被放进婚姻的关系中来看,男人也应该被放进婚姻的关系中来看,所以单单谈论和反思两性中的一方都会乱了套,是卑俗的,因为对于由上帝拉拢,生存又替它们各自专门设计的东西,思想也必须将它们合为一体思考才对。当男人一旦想去拆开它们,无疑会使他觉得一下子又回到了女人身上,而实际上是他自己变得好玩了,成了一个不可一世的笨蛋,因为他忽视了生存才是束缚女人和他的关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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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个“爱乱问的学徒”(因为不管我们在被取笑地称情爱的疆场上怎样久经磨炼,即便我们是无赖,或者是那种常见的空话连篇的人,我们通常还是称他为爱乱问的学徒)——这爱乱问的学徒就扯到伦理学的范畴了。但这更像一种奇思异想。为了冒犯女人或想要冒犯女人而把伦理范畴搬出来,这一点简直不像伦理先生的脾性!我很少见人照搬照抄地实行过这样混杂在一起的因素,那就是将女人很柏拉图地贬低为不完全形式的异教,与为她的伦理要求进行辩解的基督教混杂。这种情况我从未见过。所以,一个如此自负、不可一世、明目张胆地表露自己思想的脑袋,肯定是混浊透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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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对女人引起的异议这一问题上有一种深刻的揶揄,当它乐呵呵地、同情地提出将她贬低为纯粹的幻影的伤心命运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悲喜交集的效果。它坚持认为她是两性中较弱的一方。悲剧就在于幻影把她蒙蔽和遮住了,男人的殷勤又作为一种外在虚象对她隐瞒了一些东西。仿佛生存在与她捉迷藏。这正是让人揶揄的好材料。遗憾的是,这整个事实只是虚构出来的,并不存在。最崇高的事这时在女人头上加上了最动听的话语,简直比异想天开还要异想天开。生活中一切了不起的事都成了她的功劳。在这一点上,诗歌和殷勤这两者的看法一致,而揶揄无疑是非常殷勤的,因为殷勤堪称揶揄的母语,它最殷勤的时候就是将整个事看成骗人的鬼话的时候。这世上的女人就像穿彩衣的小丑们的哑剧游行,揶揄则扮演着殷勤的司仪的角色。这游行让人联想起霍夫曼故事中那个疯子一样的老师,他将手中的直尺当做拐棍,然后姿态优美地向左右欠身,宣布他的将军把郎德人打败了,正凯旋归来,接着就从腰间口袋里掏出几株丁香,对在场的人说:“请别嫌弃我这小小的纪念品,它们代表了我的光荣。”连揶揄也投降了,带着万分谦恭的神色深深地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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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异议的好处是,它有明显的虚构的痕迹,连那些最弱小的也不会冒犯。相反,它很逗乐,让人兴致勃勃地沉湎其中,除非我们稍稍多加考虑一下,才能看出这完全是煞有介事地装出来的。假如这异议想来解释关于人类生存方面的问题,我们立刻就可以让它成为再笼统不过的表达:婚姻是被逼的、迫不得已的,与女人的关系也是被逼的、迫不得已的,她在不幸的爱情中看清了现实,而在这方面,她的内涵很模糊,没有把正面事物指出来,而从相反的方向看,她的内涵让那个恋人的思想力觉醒过来了。于是,这异议的表达就缩短了,同时也被推到了一种极致的荒谬——而这异议带着一种架势,那就是让生存走上同一条道路。生活的内容弄得太过于简明扼要,就像迫不及待的魔鬼、风风火火的恺撒——不是征服,而是丧失。伦尼伯格曾经在什么地方说过:“有些人大笔一挥就洋洋洒洒地蹦出了理智的范围,就像那个迫不及待的思考者,甚至连写上那个陈述他前提的句子都等不及。”这些人把奥古斯丁关于单身生活的话当真了,单身汉生活对神的国家变得更美好、更有帮助,它使世俗生活更宽广,但这更像一个当真了的玩笑,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提出这样异议的人会有奥古斯丁那样的宗教背景。但作为一种世俗的关于生活的观念,它实在是太“匆促”了(女人常常对自己信写得不好而这样表示谦虚),而且它通常也暗含责备女人信写得不好的意思,也就是,它总是包含……许多另外的“含义”。如果那人还没走远,他“上衣的后摆还留在后面”,要是来得及吼一声,我们完全可以学一下哈曼,冲这样急匆匆的人大吼一声“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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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围绕爱这一主题吧。好在它还好端端地在那儿,没有受到任何思想的追逼,它仍是那不同寻常之物。婚姻的决断不仅没想颠覆爱,反而以爱为前提。但爱绝不等同于婚姻,决断本身也不是婚姻。有人可能认为,正是因为生活和生存的可悲以及本身的缺憾,所以爱才不能把一切捅开,硬是推挤着向前,不得不接受婚姻为它护航。事实不是这样,恰恰相反,爱穿越了整个生活,包括不让婚姻生发于爱中,这是侮辱了爱,好像爱是很“直接的”东西,无法由决断来囊括它。另一方面,照我们看,如果一个天才具备了与他的天才的直接性相配的高明的决断力,而且承担起了他的才干该承担的义务,就像自己是自己的欠债人一样,这就不是侮辱他。要是我们说他缺乏决断,或他的决断与他的天才不相匹配,这才是侮辱他。我并不是说随着天才的减弱,决断应当一点点显露自己的力量,使他最终重新把决断肩负起来,成为与他天才旺盛时完全不一样的人。相反,这很好地表明了决断是与天才共同存在的,而且一样了不起。由于上帝的恩典,他接受了直接性的馈赠,这就等于经过决断将自己献了出去,而这正是婚姻的美好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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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容易证明这一点的是婚姻这一情形而不是天才这一情形,因为爱的直接性是后来才出现的,是在意志成熟后才上场的,成熟到爱能理解跟直接性一样具有决定性的决断时。照这么理解,婚姻是对爱的最深刻、最优美的表达。爱是神给人的一份礼物,在婚姻的决断中,恋人努力想与它相配。缺少了这一决断,生活虽然无忧无虑,但也不合适,就像毛头小伙子急着结婚的心情也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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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兴趣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这一个课题,不过现在我们最好还是从侧面来观察一下,在观察之前先仔细想想爱在最关键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在这里,我们在经验领域设想的东西,当然不应当用来说爱的好,也不能用来说爱的不好,这些只能阐明它。对于爱,人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那些对此津津乐道的人真的与“雌山羊啃草根”一般不死心,对爱的奇迹总不死心。但这也是困难的地方,魔鬼趁恋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种下罪恶的种子。就连勾引家也将爱当成一件无法给自己的东西(而只有不谙世事的学徒和吹牛大王才想去征服),他身上恶魔般的意志促使他做出的决断也如同恶魔一般,下决心要把享受压缩一下,压缩的越短越好,然后,他想,这就会因为紧张而越发精彩。由于这恶魔般的决断,勾引家的罪恶可以说真的是了不起。他也许还会伤害人,他的生活也许会被毁灭得荡然无存,虽然这决断比那些真正的勾引家的决断更纯洁无辜。纯洁无辜的外表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中间,时间把一切都湮没了。这样一个男人来侮辱爱,虽然可恶,但还算不上罪恶,所以不至于形成恶魔般的决断,但又没有好到形成善意的决断——详细一点说,他没有成为我所讲的真正意义上的好丈夫。从这一高尚的方面讲,男人只有具备了一种福气,即接受神的恩赐的福气时,才有资格做一个好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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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必须提一下歌德,歌德是一个很好的曲解爱的例子,我们看一下他在《我的生活》中所刻画的他自己(21)。他的个人生活完全是自己的事,我不想对此做什么判断;至于他创作的诗歌,我觉得也不便做什么评价,因为我的审美能力还不够。但有些事我还是颇能感受出来的,能像孩子一样一看就懂,而有一件事,婚姻的确不能懂——虽然大家说这已被玩笑调和过了。但是除了勾引家的坏决断,婚姻还真不懂什么叫玩笑,相比坏决断,好决断还有一个对立物,那就是溃逃与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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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刻画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不是勾引家,但他具有良好的骑士风度,具有这样风度的人是做不成勾引家的,而这骑士风度从精神上讲(我们一定从道德上来理解)要显得比勾引家的骑士的风度低微,因为它几乎不具备恶魔般的决断,即道德上的坏决断,这就意味着从道德上讲它是坏的。不过,要原谅这样一个存在物并不难,因为他是真的在恋爱。但渐渐地,这短暂的热情冷却下来,他犯了错误,他“文质彬彬”地从恋爱中退了出来,半年后他就知道怎样找到好的借口,来证明恋爱的破裂和逃避是合理的、明智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毕竟这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她不过是一个乡村小美人;中间掺杂着太多情欲的成分,事情也就维持不了多长时间……这一类的陈词滥调你想找多少就能找到多少。在这半年里,靠着透视理论,爱的行动演变成了一场幸免的事故,但事实上,这是对爱的不忠,是伦理上的虚伪,是对自己的嘲讽。我在反思中发现这种生存竟然被认为充满诗意,最终,我眼前的一切都乱套了。我仿佛觉得自己坐在调解法庭上,远离了勇敢的直接性,远离了宽宏大量的决断,远离了爱的天国,远离了决断的审判日。我仿佛坐在调解法庭上,周围都是庸俗势利的腓力斯人,两个才华横溢的律师正以具有诗意的创造力为证明一个可疑的行为而辩护。如果这些辩护律师本身就像歌德本人一样是庸俗恋爱的主人公,从道德上讲,我们绝不能容忍。这些庸俗恋爱绝不是错在那些女主角们(无论是诗还是真理,一切光荣属于歌德),因为根据自己的回忆,找不到理由认为他们其中的哪一个抛开悲剧去演轻歌剧了。即使一个小美人不幸误解了他老人家,只要她仍然认真地对待自己,我从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我比以前高明很多)中知道,她还是会从田园剧过渡到悲剧的。另一方面,万一他老人家误解了自己,而且本来要纠正,却在纠正的过程中错得更远,我从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我现在并不比那时高明多少)中知道,这时,他已抛弃了原来的悲剧和戏剧,落入了轻歌剧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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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中包含着一种奇怪的力量。如果《我的生活》中的那位诗人预先看出一切终究都要过去,或者是没有预感到这一点,也不想找别的办法来纠正它,那他就会因自己正派的良心而将自己看成一个无赖,那他就可以被当成勾引家而受到声讨了,每走近一个村庄,警钟都会响起来。可现在,他却是一位骑士。虽然不能说是真正的骑士,不过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盛行骑士风度的时代,所以看起来,他还是颇具骑士风度的……对这样一个大人物,用一句话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那就是恺撒·波吉亚所说的:“做了恺撒,就什么都做不成了。”(22)这句话实在是太对了。时间过去后,他开始为这破裂的关系伤心了,不过他会小心翼翼地避免让自己成为这破裂关系中的人物。他也开始在某一时刻为这可怜的姑娘忧伤,不是装出来的,他是真的很伤心——是的,真的伤心!只是这伤心过于单薄,同情和安慰只增加了痛苦。不客气地说,这破裂本身,这彬彬有礼欢欢喜喜的分手协议,才是最让人伤心的东西:男人不肯将一个与自己订下协议的姑娘看成不许拖欠的债权人,还有这一骗局,这一破产者死也不肯承认其所欠债务的骗局,都是其中最令人恶心的部分,可是,他的彬彬有礼、高尚节制得到了这个世界的原谅。唉,这有情郎是多么伤心啊!他伤心的不是自己乖戾的命运,也不是极乐的瞬间,不是这张放在思想和头脑里的期票,也不是他的罪孽。这样的伤心在这诗性人物看来应该被称为忧郁,因为他在为时代悲叹,连同为自己悲叹,他因为读了英国作家,比如爱德华·杨的作品而忧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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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他怎么能不忧郁?他天生就是忧郁的性格,听一次布道都会忧郁很长时间——如果这布道跟爱德华·杨似的也是充满灵气。但爱德华·杨完全没有忧郁色彩。从根本上讲,这样一种生存根本算不上是一种典型,却不知怎么就有了典型的特性,或者说它具备了典型的特性就因为它代表的是不规则的尾形变化,不过,很多人生活都是按照这一模式铸成的。我们不敢说这些人全照着这样的模式生活,因为他们太简单纯真,想不到这些复杂的东西,所以当事情发生在他们头上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时,这样的人们真可谓是追求理想的热血勇士。下赌注的人很少能从输钱里学到什么教训,这些人也同样如此,一次次的恋爱并没有使他们得到良好的教益,这话并不是针对《我的生活》中的那位大诗人说的,像他这么了不起的人,怎么会吸取不到教训呢?他这么高伟,怎么会收获不到好处呢?倘若他对道德的执著能和他的才华一样耀眼,那就只有他能发现并解决这样一种难解的问题,那就是有没有一种最深层意义上的智性生存,这种智性生存别具一格,并且无法与婚姻共存。说我们能爱许多次,说我们的优越性要发挥许多次,这些都是把问题挡开了而已,对于这一点来说,无论是从审美的意义上,还是从道德的意义上,都没有实现一个有德行的男人对生活的严肃期望。歌德诗人无疑吸取了很多教训——真的是这样,最近的哲学已把对“歌德的诸种诚实方法”的谈论看成对他的责备了,歌德也是这样带着一种类似于布施的优越感微笑地面对克罗普斯托克的,因为他还牵念着梅塔,那是他的初恋,他在想那已经嫁作他人妇的初恋下一辈子会不会属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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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样的生存结果会是怎样呢?它并不在爱中滞留,也绝不会有决断凭空落下。反思要捕捉爱,产生决断,却找错了目标,成了对爱的反思。所以说,我要拖延着不说出后来要出现什么,这样使属于决断的反思不得不把爱丢在一边,去照管完全不同的事。所以,《我的生活》中的那个诗人没做任何决断,不是勾引家,也不是已婚男人,而是成了……行家,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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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生存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成为一首诗,他的生活该怎样与自己的诗歌联系起来,这需要有多大的折射角度?对于这些问题,我不敢妄自判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像《我的生活》中的生存,一定会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如果这就是歌德的真实生活,似乎能说明为什么在歌德的作品中我们会对他的哀婉念念不忘。他不具备直接性哀婉,可他并不全心向着最高的哀婉进发。每次危机在诗人面前一显现,他跳脚就逃,逃向所有可能的方向。他说他在严酷的宗教氛围里长大,这是童年时候留下的印象,肯定不是我们随岁月流逝就会不断抛在脑后的那些张扬怪诞的恶作剧之类的印象。在宗教这件事上,有一个很严肃的事实,即我们只有在幼时才能学到最好的,才能获得永远不会被替代的定理。在随之而来的生活里,这一宗教印象几乎完全支配了他。这就成为危机了,而且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一个人在理智上越有才华,就越难恢复年幼时候的虔诚信念。而这位诗人做得如何?歌德曾经在别的地方(23)说到他为了让自己习惯黑暗,不害怕黑暗,不因看见尸体或一个人走过夜里的坟场吓丢了魂而做了各种各样的练习。是的,他跳脚逃开,他在宗教和自己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他躲避与人的一切自然接触(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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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呀,一个人走在黑暗里可以有一点害怕,但总不至于如此害怕。可当问题在于对自己保持真诚的是儿时的印象,在于去搏斗去舍弃每一个需求,舍弃对高官显贵的需求,不挣扎于对父母的珍贵记忆,(虽然那个诗人多次回忆他的母亲,难道他相信当他的母亲或父亲知道宗教如此强烈地左右了自己的孩子,难道会无动于衷吗?)以他最重要的唯一一样东西的名义,与死者共享信念,以他唯一必需的,在童真的灵魂里唯一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东西的名义,去搏斗。结果是,他溃退了,撤离了。在这关键时刻,他居然拔脚逃走了!这不正好说明他的诗歌中欠缺那种哀婉的成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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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诗人真是歌德自己,这不正好表明这位被偶像化了的英雄,这位片言只语都像圣典似的被收集、编纂、阅读和崇拜的偶像化了的英雄,这被称为思想领域的国王的偶像化了的英雄——就连他,毫不客气地说,居然也可以做宗教领域的无冕之王吗?大家都认为在歌德强健的理智中,心灵的迷失和心灵中的忧郁都能得到很好的抚慰,他自己也懂得该排解。多么让人惊奇啊!即使凭着小时候的教育,每个人都会知道,对那些有忧郁倾向的人来说,分离心神非常危险。是啊,对没有这个倾向的人来说同样危险。所以,当他多多少少长大一点、成熟一点了(如果他真的相信聪明人与头脑简单的人的区别在于他能懂得头脑简单的人懂得的东西,而且比他懂得多得多,至少也比他多懂那么一点,如果他不相信聪明人的时候就是他不懂的事正是头脑简单的人懂得的)——他竟不知道从一个重任中逃离,却把自己和自己的灵魂寄存到了无处不在的忧郁中,这真叫人不能理解!歌德却知道别的逃避忧郁的方式,那就是启发人的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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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批评家们也许会和我一样认为歌德写得最好的人物是他作品中的女性,可当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连她们中被写得最好的女性透视出来的也不是真正的女性思想力。那么,透视出来的是什么?是知道怎样去发现迷人之物,怎样将火炭点燃,同时也知道怎样以高高在上的得意神气来俯视这一火焰,总之,是一个暧昧的观察者的眼光。她们非常可爱,她们被热情地描绘出来,她们并没有被贬抑,在人格上也没受玷污,因为他知道怎样去享受,怎样去找乐子,知道怎样在欢乐后再设置一个有距离感的高高在上的智性。在智性眼里,这一切都是正当的,至少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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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用距离理论的时候,《我的生活》中的歌德可以说是大师。他自己就热心地介绍过这是怎么进行的。这位诗人并不希望对别人产生什么良好的教益,他根本就没有这样希望过。他想到的并不是人人都像自己才华横溢,这正是他天性中独到的地方,他是一个被赋予了特权的人。不错,歌德现在几乎成了英雄,而我在这里大着胆子要说他是庸俗小人,但幸亏有些事连孩子都能明白,无论对方是英雄、法官、推事或乞丐,也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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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当一种生活关系眼看要压得永不翻身时,他就开始将它诗化,然后移到某个距离。男人天性之间的区别真是太大了!说穿了,要么就是他们的天性在本质上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25)诗化的生活关系意味着什么?难道这能从里面挖掘出一部杰作来吗?唉!对于这一点,英雄与可怜的陪审推事与乞丐之间就是天壤之别了。用所谓的距离将一种实际的生活关系诗化,恰恰是要对其中的道德成分的歪曲,在它上面打上一个假印记,随便贴上一个标签,例如一桩随便的事或一个供思考的问题。原来如此,一个人口袋里揣着避雷针之类的东西,难怪走在暴风雨中什么都不怕了!有多少笨蛋和无知的人曾在这自然的区分下磕头跪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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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男人多少都有这自然赋予的独特性,说来很简单,这无非就是崇慕自然爱好享乐的男人对嚣张的道德伦理的抗议罢了。我们常常在罪犯中间发现这一诗化才能,那就是在一定距离之外来探看蒙着诗意轮廓的生活关系。忧郁的人们也是这样,但其中还有区别:那些忧郁的审美的人认为它是慰藉,忧郁的道德上的人则认为它是一种恶化。说不定,快活的歌德也是一个忧郁的人,就好像歌德虽然明智也可能会有一点迷信一样。因此,诗化实际生活关系的能力被看做自然赋予的一种独特天分,并不少见,又很成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诗化生活的人都能诗化出杰作来。谁会犯傻去证明这些呢?从伦理角度来看,他是英雄,是的,甚至是出类拔萃的英雄,而别人是笨蛋,这一区分与上面是无关的。道德就像一个不徇私情的法官,即使上帝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小小失误也容忍了,它也绝不会置之不理,当然,可以肯定,天堂和人世及存在于其中的万物都堪称了不起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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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的生活》中的那个诗人是一个真的富有诗意的人,那么……再见,婚姻,愿你晚上睡得香甜!它大不了就做老年人的庇护所。如果这一生存是充满诗意的,那么我们对女人该怎么办?她也必须变得有诗意。一个在情爱里摸爬滚打的男人、一个退伍的老人,挑一个少女做了妻子,以使自己看起来年轻、有活力,得到最好的照顾,这就很不合宜;而当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士、一位见多识广的老年处女,让一个小伙子做自己的丈夫,从而让自己活在保护和快乐之下,也会给人恶心的感觉。无论是上面哪种情况,诗意都会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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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对一仆事两主是坚决禁止的,它一向不喜欢那些抛弃别人的人。所罗门说得好:“找到了妻子的人,也就撞上了一件好事,就会得到主的恩宠。”这句话的现代意思就是:恋爱了的人,上帝就开始给他好处了;当他娶了心上人,就等于做了一件好事,好就好在他完成了他已经开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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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一段话当然不是自吹自擂,是在为婚姻的决断扩大影响。婚姻本身就是最妙的恰到好处的自吹自擂,因为就像我说的,这是爱能采取的唯一最合理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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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要弄清的问题是,这决断是怎么介入的,而作为前提的反思是怎样在决断中达到与爱的直接性相重合的点的。当我们摈除爱的时候,再反思该不该结婚,就显得滑稽了。这一点不假,但这并不是说摈除爱是正确的,而我们为了把决断和爱分开,想让反思决断看起来很滑稽,却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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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不存在了,反思结不结婚的问题就会显得滑稽,这一问题已被古代的两个智者正确地指出来了,深刻地表达出来了,但这一切并不是要替那些嘲弄婚姻的人制造口实。据说,在回答关于婚姻的问题时苏格拉底曾说:“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反正你总是会后悔的。”(26)苏格拉底善于运用讽刺,他巧妙地藏起了他的智慧,估计是为了怕它们成为人们日常传诵的话。但他并不嘲弄这一切。这是空前的嘲弄。提问者的愚蠢主要表现在他问了第三者一个永远无法从第三者口中得到回答的问题。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跟苏格拉底一样聪明,他们常常一本正经地来回答这个不太好回答,甚至愚蠢的问题。如果没有爱,反思就得不出任何结论;而假如男人一恋爱,他又无法再问这样的问题。当一个爱嘲弄的人想利用苏格拉底的话,他就把它当成一个平平常常的论断,将它转变成一句跟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话,这就成了对一个愚蠢的问题玩世不恭而明智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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