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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们研究工作的早期，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身份风险其实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曾经展现了身份风险给数学能力出色的女生以及黑人中的优等生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这其实已经体现出了一定的普遍性：在两个群体中都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并非个案。不过也许有人会质疑说女性和黑人这两个群体可能已经将针对他们自身能力的负面刻板印象内化于心，而这样的内化作用会使他们成为刻板印象的易感人群，所以我们实验中发现的那些效应其实可能正是由这种易感性引起的。回顾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高尔顿·奥尔波特的那句名言——若要令某人的社会形象和声誉（无论是否名副其实）深入人心，则须从其个人特质上着手刻画。那么究竟有没有人从未遭受过这种“刻画”、也不曾因此而陷入自我怀疑，但仍然会被身份风险制造出的效应所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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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一个能够并且必须通过研究而非臆想检验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想要回答刚才提到的问题，需要经过两个步骤。其一是弄清楚刻板印象风险效应的产生是否必须以对该刻板印象的“易感性”作为先决条件。其二则是观察刻板印象风险是否确实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对其他群体的各种行为产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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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先从解决第一个问题入手，与实验团队以及同事们一起整理思路。这时候，我想到了坐在大厅对面办公室里的同事李·罗斯。李是一位考虑问题面面俱到的学者，曾经有位社会心理学家将他比作爵士音乐家查理·帕克，从此大家便常常称他为社会心理学界的查理·帕克。他说话时语速很快，就像爵士萨克斯手一样可以通过对各种音符的熟练吹奏而驾驭一段复杂无比的音乐旋律。他的一些见解通常都会对我们的工作助益良多，所以这次我也去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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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促成了一个解决方案的出炉。不过看起来我们必须得挑战一下不可能了：我们需要对某个特定群体施加刻板印象的风险，而这一群体在相关方面尚未受到负面刻板印象的影响，从而也就不存在对于该刻板印象的“易感性”。如果实验结果发现这一群体同样发挥失常，那么我们便可以认为刻板印象风险发挥作用是无须相关的“易感性”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要存在相关的情境，刻板印象风险就能即时产生效应。而如果这一群体没有表现出异常，那么便说明人们对于刻板印象风险的感知是需要“易感性”的建立作为前提的。不过话说回来，应当怎样操作呢？我们如何才能对一个在特定方面尚未被负面刻板印象针对的群体施加刻板印象风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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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约书亚·阿伦森、迈克尔·露丝缇娜、凯利·基奥、约瑟夫·布朗、凯瑟琳·古德等同伴群策群力，最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我们首先挑选出数学成绩优异且高度自信的白人男生，然后利用大众对于另一群体——亚裔美国人数学能力的正面印象让这些白人男生感到压力。具体而言，我们会让这些白人男生们接受一场高难度的数学测试，并且在测试前告知他们我们正在开展一项关于亚裔美国人数学优势的研究，而这场测试就是为了证明亚裔美国人的数学能力优于白人。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将这些白人男生置于类似此前实验中女生和黑人学生们所面对的充满刻板印象风险的情境之中。也即这些白人男生可能会面临着坐实自己群体的数学能力不如亚裔美国人的风险——只不过这次他们并没有被刻板印象直接针对，而是在面对其他群体专属的正面刻板印象时相形见绌。于是，在测试中难免遇到的一些解题困难对于身为白人的他们来说可能就是表明他们不如亚裔人的证据。这种看法，以及可能因此而受到的相应对待，足以让这些热衷数学的白人学生感到沮丧和分心，从而影响他们的测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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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提到有的质疑者认为负面刻板印象可能会使得白人女生和黑人学生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自我怀疑”的意识，而这种“自我怀疑”是刻板印象风险得以生效的必要条件。然而，世上并不存在什么“白人男生数学能力不佳”之类的负面刻板印象，这就意味着这些白人男生们从未被这种偏见“刻画”过，于是便不会内化出“自我怀疑”的心理了。所以，如果他们在面对着关于亚裔人数学能力的刻板印象时发挥失常，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刻板印象风险在特定情境下即可发挥效应，而非必须以某些根植于长期社会化进程中的“自我怀疑”作为前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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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们的逻辑推理。当然，我们也明白，可能还是会有人坚持认为虽然白人男生并不会直接被认为他们群体数学能力低下的刻板印象所“洗脑”，但是他们应该多少也对有关亚裔学生数学能力的传统观念有所耳闻，所以也可能在内心中萌生出某种在数学能力上逊于亚裔学生的想法。经过深入思考后，我们认为无须对此太过在意，因为得知某个群体在某一方面风评不错并不意味着该群体以外的人就一定不如他们，况且如果不曾与大量数学能力优秀的亚裔学生有过近距离接触，那么倒也未必一定听说过相关的刻板印象，或是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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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是只挑选了斯坦福大学白人男生中的数学尖子生——他们SAT数学部分的平均分数高达712分（满分800分），并且普遍对自己的数学能力充满了自信。很难想象这样一组选手会因某些刻板印象而对自己的数学能力产生怀疑。因此，如果这些白人男生在面对有关亚裔学生数学能力的正面刻板印象时出现了发挥失常的情况，那么我们便有相当的把握断言这是由刻板印象风险间接引发的情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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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我们所料，实验的结果非常明显——面对着同样一张由18道问题组成的测试卷，那些被告知“亚裔学生的表现强于白人”的组员们平均要比未接受任何提示的组员们多做错整整3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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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通过对测试活动的额外解读便可以人为制造出刻板印象风险，从而使得这些数学能力超群的白人学生们的表现受到严重干扰，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并没有看到“自我怀疑”或是“易感性”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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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远在美国另一边的哈佛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也发现了更多、更强力的证据证明刻板印象风险本质上是一种情境式的风险。研究人员玛格丽特·施、托德·皮汀斯基和娜里妮·安贝迪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当某个群体在某一特定领域同时兼有两种身份，尤其是当这两种身份分别对应了一种正面刻板印象和一种负面刻板印象时，由此产生的刻板印象风险将会如何产生作用呢？他们设想的例子是亚裔女生群体的数学表现。亚裔女生具有两个与数学能力相关的身份，她们的性别身份会引发负面的刻板印象，而她们的种族身份则会引发正面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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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刻板印象的风险总体上是情境化的风险，那么也许可以通过改变情境强化亚裔女生某一方面的身份意识（种族或是性别），从而对她们的数学成绩施加相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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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女士和她的同事们曾在波士顿地区大学里组织了一些亚裔女大学生开展了一场研究，研究内容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对这些学生进行一个简要的背景调查，随后是一场20分钟12题的高难度数学测试，题目均选自加拿大数学竞赛——加拿大国内一个权威的高中数学竞赛。这其中，开展背景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测试之前对这些女生进行数学能力相关身份意识的刻意引导，如果需要引导性别意识，那就可以询问她们“寝室是不是男女合宿”“为何更愿意男女合宿”等问题；若需淡化性别意识，则只询问诸如“通讯服务质量”等问题；如果需要引导种族意识，那就可以询问她们“在家里说话时用哪种语言”“已在美国定居了几代人”等问题。而这次研究得出了非常明确的结果，那些在背景调查中被引导产生性别意识的一组测试正确率是43%，而未被刻意引导身份意识的一组测试正确率是49%，这一反差再次印证了刻板印象风险对女性数学表现的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组被引导产生种族意识的女生，她们的测试正确率达到了54%，完全不存在“发挥失常”的情况了。只是单纯地在这场12道数学题的测试前对这些女生的身份意识做了不同方式的引导，便可以让不同组别的平均成绩出现足足2分的差距，如果将这种效应等比例放大到一场常规的、题目更全的测试中，那么反映到总体成绩上的差别将会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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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研究发现并不意味着数学技能或者一些内生性的数学能力缺陷（比如女性的一些内在特质等）对于她们的成绩丝毫没有影响。事实上，这些内在特质可能会影响应试者的总体成绩水平。不过研究也证实了在当事人测试过程中最为凸显的某个身份（也即会让当事人陷入或者脱离刻板印象风险的某个身份）同样会对最终成绩产生进一步的影响。这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即不论某个群体在某方面具有怎样的能力或缺陷，刻板印象风险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社会身份的条件作用都足以对他们的学习表现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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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上发现也提示了一个消弭刻板印象风险效应的可能方案，即对当事人进行心理暗示，使其产生另一种对立的身份意识，从而与负面刻板印象进行对冲。几年前，我曾与一位名叫克尔斯滕·斯托特迈耶的研究生在不经意间发现了相关证据。在女生们开始数学测试之前，我们会特别提醒她们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而这一提醒有效降低了刻板印象风险对于她们测试成绩的影响。后来，我们又得知R. B. 麦金泰尔、R. M. 保尔森和查尔斯·洛德等学者也通过独立研究得出了同样的发现。他们在测试之前向女生们展示了一些相关的女性楷模，从而大幅降低了刻板印象风险对于女生数学测试成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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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就像人生一样，很难一眼看透。不过在层出不穷的研究发现的启发下，我们还是满怀信心地得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结论：刻板印象风险不是某些特定群体的“专利”，如果它的作用发挥一定要以某种“易感性”作为前提的话，那么这种“易感性”充其量也就是对相关的刻板印象有所耳闻，再加上一点儿希望在相关领域有所表现的进取心。正如我早前提到过的那样，在相关的群体当中，学生的能力越强，刻板印象风险所发挥的效应就越大——这同样也可作为反驳“基于‘自我怀疑’的‘易感性’是刻板印象风险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的一大理由。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正在不断明朗化。看来刻板印象风险就是一种情境性的压力，它对于学习表现的影响不需要以当事人内生的“易感性”作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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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案例证明刻板印象风险效应的普适性。如果说这种效应的发挥无须建立在内生“易感性”的基础上，那么我们理应从更加广泛的群体身上发现与之相关的刻板印象风险效应的存在。这也就是我们的实验团队以及其他社会心理学者的下一个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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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关心则乱：普适性压力产生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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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克劳德·卡伦兹是一位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曾在美国研修博士后。他是一名中等身材的男子，精干的体型表明他是一位马拉松爱好者。他求知欲旺盛、心思缜密，无论考虑问题还是从事研究都一丝不苟。他来自一个工薪阶层家庭，而法国的社会阶层就如同美国的种族身份一样，都是划分社会地位的标准。可能正是由于这一身份背景使他注意到，在自己授课的法国大学中一些出身社会底层的学生在文化课程和语言方面的学习效果似乎受到了某种抑制，即便是其中最用功的学生也不能幸免。当他正在踌躇如何对这一现象做进一步研究时，恰好读到了我和约书亚·阿伦森发表的关于刻板印象风险对非洲裔美国学生测试表现产生影响的研究报告。他心中立刻想到了一个有关普适性的问题：我和约书亚从实验中从黑人尖子生身上发现的状况会不会与他在教学中从法国底层阶级学生身上发现的状况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呢？会不会是“刻板印象风险”有一个专门针对法国底层阶级学生的“变体”，导致了这些大学生在语言课程和其他学术课程上的学业问题呢？刻板印象风险是不是人们的一种普遍经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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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克劳德和他的助手特雷莎·克莱尔针对这一猜测进行了首次验证。他们在法国东南部的克莱蒙费朗大学做了一场实验，参照我们在斯坦福大学中招募白人和黑人学生的做法，他们也招募了出身社会上层和底层的法国大学生，并将他们分为两组，每个组分别完成一项高难度的语言测试（同样是GRE类型的题目）。其中一半的学生被告知这场测试的目的是评估语言能力——通过这样的引导语，可以让底层阶级的学生们在测试遇到难题时开始担心自己的表现会坐实“法国底层阶级的人语言能力不佳”的刻板印象，从而陷入刻板印象风险。而另一半学生则被告知这场测试并非语言能力评估，从而不会让他们将测试体验与针对社会阶层和语言能力的刻板印象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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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测试结果与我和约书亚实验的结果如出一辙。在被告知“测试与语言能力评估无关”的一组中，底层阶级学生在总共21道题的语言测试中平均答对了11.4道题，比上流阶级学生平均10.3道题的成绩还要稍好一些；然而在被告知“测试旨在评估语言能力”——也即将底层阶级学生的测试表现与针对他们能力的刻板印象挂钩的一组中，底层阶级学生的成绩相比上流阶级学生平均多错了将近3道题。这次的刻板印象风险是由针对特定社会阶层语言能力的刻板印象所引致的，而非之前针对特定种族认知能力，或是针对特定性别数学能力的刻板印象。由此可见刻板印象风险在各种不同的群体、不同情境以及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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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巴克、托马斯·赫斯以及他的同事们开展了一次反映刻板印象风险普适性的实验——一次直击我心灵的、针对像我这样年长者的实验。社会上显然存在着某种有关年龄和记忆力的刻板印象，那么，担心坐实这一刻板印象的风险会否切实影响到年长者的记忆力呢？为此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让一些年长者（平均年龄70.8岁）和年轻人（平均年龄19.3岁）学习一些材料，其中包括一个记忆测试，内容是先利用2分钟的时间学习30个单词，然后尽可能地将所记住的单词默写下来。研究人员安排一组年长者在正式学习开始前先阅读一篇新闻报道，大意是“记忆力的确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这样做是为了让这部分年长者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有关年龄和记忆的刻板印象，从而使他们置身于可能会坐实刻板印象的风险中；而其余的年长者则不安排阅读新闻报道或是阅读一篇指出“年龄增长对记忆力几乎没有影响”的报道。实验发现，阅读了那篇意在唤起刻板印象意识的报道的一组年长者在记忆测试中的识记率是44%，低于未被唤起刻板印象意识的另一部分年长者的识记率58%。事实上，对于身处刻板印象风险的群体而言，越是对这种针对年龄老化的刻板印象耿耿于怀，在测试中的表现就会越糟糕。同时，大量有关刻板印象风险的实验证明，越是期望自己拥有良好记忆的年长者，在测试中的识记率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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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关于刻板印象风险效应普适性的案例来自本书第一章里提到过的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的杰夫·斯通和同事们所开展的、关于刻板印象风险对一群重视运动能力的普林斯顿大学学生的高尔夫测试表现产生影响的有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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