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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前人类的状况在人类堕落之后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他们成了完全意义上的人，拥有了理智，能区分善恶，能意识到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能觉察到最初的一体已经破灭，人们彼此成了陌生人。他们彼此之间距离很近，但在感觉上是隔离和疏远的。他们感受到了最深的耻辱——“赤裸着”站在别人面前；同时意识到彼此间的疏离，感受到将彼此隔开的无法言说的鸿沟。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创世记》，3：7），借此避免人与人之间毫无保留地接触，避免相互看到赤裸裸的对方。但是，羞耻和罪恶感不会因为他们将其掩盖起来就不复存在。他们不是满怀着爱去接近对方。或许他们在肉体上渴望对方，但肉体的结合无法治愈人的疏离。从他们对对方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们彼此并不相爱——夏娃并没有保护亚当；亚当为了逃避惩罚而把责任推给夏娃，而不是为她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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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犯下了什么过错呢？错就错在他们彼此都变成了疏离、孤立和自私的人，无法通过爱来结为一体，并克服彼此之间的隔阂。这种罪孽的根源在于人的生存本身。人被剥夺了与自然界原初的和谐关系，而这种和谐关系可以在动物身上看到，因为它们的生活是由其内在本能决定的。同时，人被赋予了理性和自觉。因此，我们无法回避与所有其他人完全分离的状态。在天主教神学中，这种彼此间完全疏离、异化、没有爱来加以弥合的生存状态，就被称作“地狱”。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我们必须寻找某种方式来克服这种绝对孤立对人的折磨——或屈服，或统治，或让我们的理智和意识沉默。但所有这些努力只能获得短暂的成功，并阻碍了真正问题的解决。有且只有一种方法能将我们从地狱中解救出来，那就是挣脱自我中心的牢笼，走出去，与世界合为一体。如果以自我为中心的疏离罪大恶极，那么这一罪孽可以通过爱的行动得到救赎（atone）。英文中“赎罪”（atonement）一词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因为从词源上说，这个词来自英语at-onement（合为一体），在中古英语中是“联合”的意思。因为疏离之罪并不是不顺从的行为，因此不需要被宽恕。但是，它必须被治愈；治愈的唯一要素不是惩罚，而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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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克告诉我，有些神父继承了耶稣的观点，认为罪孽是非专制化的，真正的罪孽是分裂。他还举了以下一些来自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书中的例子。公元200年左右的神学家奥利真聂（Origines）说：“凡有罪孽的地方就有差别。而美德遍布之地，那里只有唯一与统一。”宣信者马克西姆斯（Maximus Confessor）说人类“本该是个和谐、没有冲突的整体”，但由于亚当的罪孽，“变成了闹得尘土飞扬的一群个体”。认为亚当的原始整体性受到破坏，类似观点也见于圣奥古斯丁（奥尔教授曾指出这一点）和托马斯·阿奎那的著述中。德·吕巴克对此总结道：“要想复原，救赎的行为必须是重新获得失去的统一性，恢复人与上帝超自然的融合，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参见《像上帝一样生存》中“罪孽与悔改的概念”这一部分，它是对整个罪孽问题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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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占有型生存模式因而是专制结构中，罪孽就是不服从，解除的方法是忏悔——惩罚——再度屈服。而在存在型模式，即非专制结构里，罪孽是未能解决的疏离，解决的办法是全面发展人的理性和爱，使人们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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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堕落的《圣经》故事有两种解读，因为故事本身既含有专制的成分，也含有解放的成分。但就解读本身而言，一种把罪孽解读为不服从，另一种将其解读为疏远和异化，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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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中建造巴别塔的故事似乎包含着同一思想。人类达到了一种和谐统一的境界，其象征是人们说着同一种语言。由于他们追求权力的野心以及想要占有这样一座巨塔，人类破坏了自己的统一，变得七零八落。在这种意义上，巴别塔的故事是关于人类的第二次“堕落”的，是人类历史上的罪孽。上帝害怕人的统一和因此获得的力量，故事因而变得更加复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说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创世记》，11：6－7）当然，这一难点在人类堕落的故事中就已经存在：在那个故事中，上帝惧怕人类吃了智慧树和生命树的果实而获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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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的恐惧——对生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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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假如人的安全感建立在他所占有的东西基础之上，那么他将不可避免地害怕失去这些财产。我想进一步谈谈这一点。让人不去依恋财产从而不怕失去什么，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让人不害怕失去生命、不怕死，是否也能行呢？只有老人和病人才怕死吗？或者说所有人都怕死？是不是我们知道自己总会死的，所以这种意识将成为我们一生的负担？还是说，因为年纪和病痛的缘故，当我们距生命的终点越近，对死亡的恐惧感也就越剧烈、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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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心理分析研究，调查人们从童年到老年的整个时期，并且把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怕死的表现都包括进来。这些研究不应局限于个人的案例，而应利用现有的心理分析方法，对较大的群体进行研究。但目前尚无这样的研究，所以我们不得不根据一些零散的数据得出初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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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例子或许就是长生不死这种根深蒂固的欲望，它体现在很多仪式和信仰中，人们试图保存人的躯体不腐坏。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美国，人们通常通过给尸体美容来否认死亡，这同样说明人们通过掩盖死亡来压抑对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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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真正克服这种恐惧心理，途径只有一条。佛陀、耶稣、斯多葛派禁欲主义者和埃克哈特教士都给我们指明了这条道路：不要对生命持有执念，不要把生命视为一种财产。对于死亡的恐惧其实并不像表象那样是在害怕生命停止。死与我们无关，伊壁鸠鲁说：“因为只要我们还存在，死神就没有到来；一旦死神到来，我们也就不存在了（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人们当然惧怕死亡之前的痛苦和折磨，但这与对死的恐惧是两码事。虽然这样看来对死亡的恐惧似乎是非理性的，但如果生命也被当作一种占有，那就不是这样了。那样的话，人害怕的就不是死亡，而是失去他所占有的东西——他的躯体、自我、财产以及身份，他害怕面对那个没有自我身份的深渊，害怕陷入“迷失”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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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仍然活在占有型生存方式中，我们必然怕死，任何理性的解释都不会消除这种恐惧。但是，一个人如果能够重建与生命的纽带，回应他人的爱并点燃自己内心的爱，那么哪怕他在弥留之际，恐惧感也会大大减少。要去除对死亡的恐惧，不是说要做好死的准备，而是持续努力减少占有型模式，增加存在型模式。正如斯宾诺莎所说，有智慧的人思索生命而非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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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怎样去死，实际上也就知道了怎样生存。如果我们能摆脱对各种形式财产的占有欲，特别是摆脱自我的束缚，那么我们就不会对死亡感到恐惧，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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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地——过去，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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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型生存模式只在此时、此地之中，而占有型生存模式只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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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有型生存模式中，我们受缚于“过去”所积攒起来的东西：金钱、土地、名望、社会地位、知识、子女以及回忆。我们追忆过去，通过回忆过去的感觉（或者我们以为是感觉的东西）来获取感受。（这便是多愁善感的本质。）我们就是过往。我们可以说：“我就是我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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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是对过去将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的预期。在占有型生存模式中，人们体验未来的方式与过去相同，比如人们常说“这个人有前途”，意思是这个人将会拥有许多他/她现在还没有的东西。福特汽车公司的广告口号是这样的：“您的未来里有一辆福特”，强调的是将来的占有，就像一些商业交易中的期货（commodity futures）买卖。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对于占有的最根本体验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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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过去和将来的汇集点，是时间的边境站，它把过去和将来联结起来，但本质上与二者并无差别。存在不一定脱离于时间之外，但时间维度并不统治存在。画家与色彩、画布和画笔角力，雕塑家则跟石头和凿子较劲。但创意活动，以及人们对创作的“预想”却超越了时间。这种想象发生于电光石火间，或者多个瞬间，但在这种想象中没有对时间的体验。对于思想家来说也是如此。用文字记录思想发生在时间之中，但构思这一创意行为本身却超乎时间之外。存在的每一种表现形式都是这样。对于爱、快乐以及领悟真理的体验都不在时间之内，而在此时、此地。此时此地即永恒，即无时间性。人们往往把永恒理解为无限延长的时间，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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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与过去的关系，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限定。我指的是对过去的回忆、思索与沉思。以这种方式来“占有”过去，过去就是死的。但人们也可以使过去复活。人们可以用崭新的心态体验过去的情境，仿佛它就发生在此时此地；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重新创造过去，将过去激活（象征性地说，让死者复活）。如果人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过去就不再是过去了，它变成了此时、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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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可以体验未来，就好像它是此时此地一样。当一个人在对未来的预想中充分体验未来的状态，以至于这只是“客观上”，即作为外在的事实的未来，而不是主观体验上的未来，那么未来就变成了此时此地。真正的乌托邦思维就是这种性质（与乌托邦的白日梦相反），它是真正信仰的基础，不需要“在未来”的外部世界将其实现才能将之体验为现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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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时间理解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是由于肉体生存的缘故——有限的寿命、肉体不断需要得到照料以及物质世界的本质使我们必须利用它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诚然，我们无法永恒地生存，因为人总是会死的，我们无法忽视和逃脱时间。日夜的更替、睡眠与清醒、成长与衰老以及我们需要通过劳动来维持生命和保护自己。如果我们想要活下去，所有这些因素都迫使我们尊重时间，而我们的躯体要求我们活着。但尊重时间是一回事，屈服于它是另外一回事。在存在型模式中，我们尊重时间，但不屈服于它。但若占有型模式占主导地位，对时间的尊重就会变为屈从。在这种模式中，不仅物是物，所有生命体也都变成了物。在占有型模式中，时间成为我们的统治者。在存在型模式中，作为君主的时间被罢黜了，它不再高高在上地统治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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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社会中，时间的统治至高无上。目前的生产模式要求对所有生产活动准确计时。受时间统治的不仅仅是永不停歇的流水线传送带，在不那么直白的意义上还包括所有的人类活动。不仅如此，时间不仅仅是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机器，因此机器把自身的节奏强加给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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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借助机器成为了我们的统治者。我们似乎只有在自由时间里才有一定选择权。但我们往往像安排工作那样安排自己的闲暇时光。又或者我们通过绝对的懒惰来反抗时间的暴政。除了违抗时间的命令，我们什么都不做，由此获得自由的幻觉，但实际上我们只是从时间的监狱里获得假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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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弗洛姆《逃避自由》的主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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