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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在《像上帝一样生存》中分析过这些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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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奥尔教授未发表的论文探讨的是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道德自主性，它非常有助于理解阿奎那的伦理思想，我非常感激他让我读了论文的手稿。同样有帮助的是他的另一篇论文，探讨“罪孽是对上帝的亵渎吗？”（“Is sin an insult to God？”）这一问题。详情请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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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的论述只限于对死亡的恐惧本身，至于那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我们的死会给爱我们的人造成痛苦，则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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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还是存在 第三部分新人类与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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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宗教、性格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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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的论点是：社会变革与社会性格的变化相互作用；“宗教”的冲动能为男男女女提供必要的能量，推动他们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因此，只有当人的心灵发生根本变化，即当人们放弃现在的追求，转而投身于新的人生目标，崭新的社会才有可能到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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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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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反思的出发点是，普通个人的性格结构与其作为一分子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相互依存的。我把个人心理领域与社会经济结构融合的产物称为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早在1932年，我曾用“社会的力比多结构”来描述这一现象）。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塑造其成员的社会性格，使他们把不得不做的事当作自己希望去做的事。与此同时，社会性格也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它既可以是一种凝聚力，让社会结构更加稳定，也可以在特殊情况下成为炸药，摧毁这种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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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与社会结构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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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因为二者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其中一个的变化势必引起两者的共同变化。许多政治革命者认为，首先必须彻底改变政治和经济结构，然后作为随之而来的必然步骤，人的思想必然发生变化。换言之，新社会一旦建立，新人类几乎同时产生。但他们没看到的是，新的精英们由于仍然受旧的社会性格驱使，他们将在革命所创建的新的社会政治体制中重建旧社会的条件状况。革命所取得的胜利实际上是革命的失败，社会经济发展胎死腹中，革命胜利并没有成为给社会经济发展铺平道路的历史阶段。法国和俄国大革命就是教科书般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最初以为一个人的性格特质对于其革命职能影响不大，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列宁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清楚地看到斯大林的性格缺陷：他在遗嘱中要求，斯大林由于性格缺陷，不能做他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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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主张首先要改变人的本性，即人的意识、价值观以及性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人类历史证明他们是错误的。纯粹心理上的变化只停留在个人领域，局限于极有限的范围。若是宣扬一套精神价值，实际却奉行另一套价值准则，那么纯粹心理上的变化就丝毫不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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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与“宗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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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除了服务社会、满足社会对某种性格类型的需求以及满足社会成员在这种性格影响下的行为需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满足人们内在的宗教需求。需要澄清的是，我这里所说的“宗教”不一定与上帝的概念或偶像或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宗教体系有关，而是指一个群体所共有的任何思想和行为体系，这个体系给个人提供方向感和人生目标。从这一词的广义上说，不论过去、现在甚至将来，没有哪一个文化是不包含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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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这一定义并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具体内容。人们崇拜的对象可以是动物、树木、用黄金或石头打造的神像、看不见的神、一位圣人或恶魔般的领袖，也可以是他们的祖先、国家、阶级或政党、金钱或成功。宗教既有可能助长人的破坏性，也有可能增加爱意；既有可能加强统治，也有可能促进团结；既有可能使人们的理性力量得到发展，也有可能使之瘫痪。人们也许会把他们的思想行为体系看作与世俗领域截然不同的宗教体系，或者自以为没有宗教，把他们倾力追求的东西解释为某些所谓的世俗目标，如权力、金钱和成功，认为这些不过是对现实和权宜的考量。问题不在于这是不是宗教，而在于这是哪一种宗教？它究竟是能促进人的发展、展现人的各种能力，还是阻碍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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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特定的宗教，只要它能有效激励人的行为，就不完全是教条和观念的集合。它植根于个人特定的性格结构之中，并且鉴于它是某一群体的宗教，也就植根于社会性格之中。因此，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宗教态度看作我们性格结构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所追求和笃信的，而我们所追求和笃信的则激励着我们的行为。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真正追求和笃信的是什么往往一无所知，他们把自己“官方的”信仰与其真正的、隐秘的宗教信仰混为一谈。比方说，一个人崇拜的是权力，但他公开宣称信仰的是爱的宗教，那么对权力的信仰则是他的秘密宗教，而他所谓的官方宗教，例如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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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的需求根植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境况。就像黑猩猩、马和燕子一样，人类是独立的种属。每一种属都是根据其特定的生理和解剖特征来划分的。关于人类这一物种，人们已在生物学意义上达成广泛共识。我曾建议对人类，即人的本质做出心理上的定义。在动物王国的生物进化中，人类出现在两种动物进化趋势的交汇点。一种趋势是，本能对行为的决定力量不断减少（以往对本能的理解将学习因素排除在外，此处“本能”的意义不同，指的是官能的冲动）。尽管关于本能的本质存在许多有争议的观点，但大家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动物进化的程度越高，它的行为受种系发生史上依序出现的那些本能的支配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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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行为受本能支配程度逐步降低的过程绘制成一条连续轴，为零的一端是动物进化的最低形式，受本能支配的程度也最高。随着不断进化，本能的支配程度逐渐降低，到了哺乳动物已经降到了一定水平；到了灵长动物那里，本能的支配程度更低，但我们仍能看到猴子和类人猿之间的巨大差别（R. M. Yerkes和A. V. Yerkes于1929年的经典调查曾指明这一点）；到了人类这里，受本能支配的程度降至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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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进化过程中的另一个趋势是大脑的发展，特别是大脑新皮质的发展。这里我们也可以画一条连续轴，一端是最低等的动物，它们具有最原始的神经结构和较少的神经元；另一端是智人，他们的大脑结构更大、更复杂，特别是他们大脑新皮质的大小，是我们的祖先灵长目动物的三倍，而且神经元间的联结数量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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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把人类定义为一种在进化史中最低程度上受本能支配、脑的发展达到最高程度的灵长动物。最低限度受本能支配和最大限度的脑部发展，二者的结合在生物进化史上前所未有，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全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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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再受本能驱使，同时又具有自我意识、理智和想象力，这些新的特质是即使最聪明的灵长动物的工具性思维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人类为了生存下去，需要有一个价值取向框架和人生追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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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一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地图，即一张关于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位置的井然有序、中心明确的图纸，人们就会茫然困惑，无法采取目标明确、前后一致的行动，因为他会失去方向，无法找到一个固定的点让他组织他所接收到的所有不同印象。我们通过与周围的人达成共识来理解世界的意义，从而对自己的想法有所把握。即使我们的地图是错的，它也发挥着心理上的功能。但地图从来不会完全错误，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它始终足够接近对现象的解释来服务于人生目的。只有当我们的实际生活摆脱了种种矛盾和不理智时，这张地图才是符合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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