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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累加模型（the additive model）。该模型指人们对他人片断信息的整合方式是累加的而非平均。以苏珊对约翰的评价为例，苏珊很喜欢约翰（+6），后来又知道了一些有关他的稍微有利的信息，如约翰比较谨慎（+1）。根据平均模型她将不喜欢他，因为平均数（2.0）比原来低。但据累加模型，她会更喜欢他，因为一项正性信息加到已存在的正性印象之上，值会更大。可惜支持累加模型的研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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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权平均模型（the weighted average model）。这个模型是Anderson于1968年提出来的，按照这一模型，人们形成整体印象的方式是将所有特质加以平均，但对较重要的特质给予较大的权重。比如对科学家而言，智力因素的权重大；而对演员来说，则是吸引力的权重大。相对前两个模型而言，加权平均模型能够解释的范围更广，它是我们对他人形成整体印象时最常使用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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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权平均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则来自Fiske等人在1980年提出的负性效应（the negativity effect），指人们在形成整体印象时，对负性信息比对正性信息给予较大的权重，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负性特质对印象形成的影响比正性特质大。Hodges则从这一效应中引申出了正性印象比负性印象容易改变的结论，侯玉波等人（1998）在一项有关评价的研究中也发现，中国人在评价他人行为的时候，往往是以他人做错了什么来评价他人，而不是以他人正确的行为加以评价。所以在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当一个人告诉你一个卓越的领导者是个“骗子”以后，不论你对这位领导的其他特质有多少认识，你对他的评价都不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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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知觉中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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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觉他人的过程中，人们常常会出现一些偏差（bias），这些偏差是知觉过程的特性，人们可以注意到它，并把它们的影响降低，但人们无法避免它的存在。这些偏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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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晕轮效应（halo effect），又称光环效应，是指评价者对一个人多种特质的评价往往受其某一特质高分印象的影响而普遍偏高，就像一个发光物体对周围物体有照明作用一样。比如你一旦觉得你的同学张三比较可爱之后，你对他的性格、态度以及能力等都会有一个较高的评价，也就是说对可爱这个特质的高分评价影响了对其他特质的评价，使得对其他特质的评价普遍偏高。与晕轮效应相对的是负晕轮效应（negative halo），也叫做扫帚星效应（forked tail），主要指评价者对一个人的多种特质的评价往往受某一特质低分印象的影响而普遍偏低。Dion，Berscheid和Walster等人在1972年用评定相片的实验证明了晕轮效应的存在，如表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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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字越大，表明评价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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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描述吸引人者中等者不吸引人者人格的社会融洽性65.3962.4256.31职业地位2.252.021.70称职的配偶1.700.710.39称职的父母3.544.553.91社会幸福及职业幸福6.376.345.28总体幸福感11.6011.608.83结婚的可能性2.171.821.52注：数字越大，表明评价越高。可以看出，晕轮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他人的评价：一个长相漂亮的人在大多数方面都被别人作较高的评价，只有在做父母这个维度上有一点例外，人们认为长相中等的人较适合做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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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外表吸引力的晕轮效应能类化到许多与外表无关的特性上。比如Landy，Sigall等人（1974）在一项研究中先让男性被试看一篇名为“电视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及影响力”的论文，假设该论文由一名女性大学生所写，论文上同时附有作者的相片。在所附的这些相片中，有些相片很吸引人，有些相片则不吸引人；论文也是有些写得好（清晰、文法准确、结构严谨），有些写得很糟糕（思路不清、语言僵硬），被试在实验中的任务是评定论文的质量。结果发现，不论论文客观上的质量是好是坏，由漂亮的人写的文章不论实际质量如何，都被被试给予较高的评价。Dion在另一项研究中还发现：长相漂亮的小孩违反宗教或道德规范时，大人们认为不严重；而同样的错误若是由不漂亮的小孩所犯，则被认为很严重。E.Aronson（1969）也发现，模拟的陪审团对不漂亮的被告判的刑期较长；更有甚者，杀死一个较漂亮的人比杀死一个不漂亮的人被判刑期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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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外表漂亮所引起的晕轮效应也有不适用的时候，如Sigall等人（1975）就发现，若一位漂亮的被告所犯的罪直接与外表吸引力有关，将被判重刑。在一项研究中，Sigall向模拟陪审团描述一件案子，并将被告相片给他们看。案件有偷窃（与美色无关）与欺诈（与美色有关）。同时还有一个控制组，仅向被试描述每人的罪状而不附相片。结果证明了假设，如表4-3所示，利用自己的美色犯诈骗罪的被试被判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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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研究由外表漂亮而产生的晕轮效应外，研究者也将目光转向消费市场。Lance，Chiranjeev以及Katrin（1994）在一项针对消费品牌评价方式和准确度的研究中发现，消费个体对商品品牌的整体知觉会产生对该品牌的晕轮效应，从而影响个体在品牌调查中对品牌评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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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性偏差（positivity bias），也称慈悲效应（leniency effect），是指人们在评价他人时对他人的正性评价超过负性评价的倾向。在一项研究中，大学生把92%的教授评定为“好的”，即使学生在课堂上对他们同时有正性和负性印象时也如此。Sears认为这种偏差只发生在评定人时，他称之为人的正性偏差（positivity bias）。对于这种偏差发生的原因，心理学家有两种解释：一是由Matlin提出的“极快乐原则”（pollyanna principle），它强调人们的美好经验对评价他人的影响，认为当人们被美好的事物包围的时候，比如善良的他人、晴朗的天气等，他便觉得愉快。即使后来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自己生病、邻居对自己不友好等，人们依然会依照美好的经验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做出有利的评价。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的事物总是被评价得高于一般水平，因为与不愉快的事情相比，愉快的事情更容易被人回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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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慈悲效应的第二种解释则仅仅限于我们对人的评价。Sears指出，人们对所评定的他人有一种相似感，因此人们对他人的评价要比对其他物体的评价更宽容。人们倾向于对自己作较好的评价，所以对他人的评价也比较高。但这种慈悲效应只发生在评价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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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知觉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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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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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是我们知觉他人的首要线索。早在1872年，达尔文就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表情的跨文化特性，发现面部表情在任何地方都表达着同样的情绪状态，比如高兴的时候面带微笑，忧虑的时候会皱眉头等。Paul Ekman与Walter Friesen（1971）进行了一项精心设计的研究，他们以新几内亚一个没有文字，尚未接触过西方文明的佛尔人（Fore）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对情绪的理解能力。在研究中，他们向佛尔人讲述几个带有情绪内容的故事，然后让佛尔人看六张美国男人和女人表达愤怒、快乐、惊讶、恐惧、厌恶及悲伤情绪的照片；佛尔人的任务是用那些表达面部表情的照片来跟故事配对。结果发现，佛尔人的回答和西方国家的被试一样准确。研究者又将佛尔人面部表情的照片出示给美国被试观看，结果被试也都能够正确地解读佛尔人的情绪。因此，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至少诠释这六种主要情绪的能力是跨越文化的——这些是人类共通的一部分，而非文化经验的产物（Biehl et al.1997；Ekman，1993，1994；Ekman et al，1987；Elfenbein&Ambady，2002，Haidt &Keltner，1999；Izard，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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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表情的共通性对人类具有极大的生存价值，达尔文称这种共通的表情乃进化而来，因为它允许我们向别人表达我们的情绪，从而控制他人的行为。我们常常根据他人的情绪来推断其内部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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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是我们了解他人的最主要的线索。对于他人外在、可见的特质，人们知觉的准确性极高，而对他人的内部状态，比如感觉、情绪、人格等就比较困难。即使很困难，人们还是通过各种方式加以了解。早在1938年，美国心理学家Woodworth就指出，人的情绪可以被安排在一个六分的连续维度上，任何两类情绪是否能被区分，与它们在这个维度上的距离有关。现在的大部分心理学家则承认人有七种不同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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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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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奇、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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