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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证实了上述的猜测：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的确更偏好对他人做出内在归因，而相比之下，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更偏好作出情境归因。但是如果认为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从不进行内在归因，则是错误的。他们也会做出内在特质的归因，只是更多地注意到情境是如何影响行为的，并善于将情境的影响考虑在内（Choi，Dalal Kim Prieto &Park，2003；Choi &Nisbett，1998；Choi，Nisbett &Norenzayan，1999；Krull et al.，1999；Miyamoto &Kitayama，2002）。许多研究证实了上述的观点。Eward Jones和Victor Harris（1967）在一项研究中，先要求目标人物写一篇文章或做一段演讲，其关于主题的特定立场是事先指定的（比如赞成还是反对）。之后要求被试对目标人物在这一问题上的真实态度进行评定。请记住，文章的立场是被指定的，即不一定就是目标人物的态度。结果如预测的那样，无论如何，美国被试对目标人物的评价上犯了基本归因错误：他们认为目标人物所表达的态度就是这个人真实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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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归因的差异也证明了这一点。Joan Miller（1984）以印度人和美国人为被试，让被试对朋友所做出的各种行为进行归因。结果发现美国被试偏好从内在人格的层面来解释这些行为，他们相信朋友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原因在于他们就是这种类型的人，而不是这些行为发生的情境；相反，印度被试偏好从情境的角度解释他们朋友的行为，对印度被试来说，情境信息更加重要。你可能会认为，也许是美国人和印度人想到的行为例子不同——也许印度人想到的行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情境引起的，而美国人想到的行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内在人格引起。为了检验这一可能的假设，Miller选取了一些印度被试想到的行为，并把它们交给美国被试来解释。这时再次出现了内部和外部归因的差异，美国人仍然会做出行为的内部和人格归因，而印度人认为这些行为是由情境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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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研究发现了东西方人在归因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差异。彭凯平等人比较了中文和英文报纸上的文章对两起谋杀案件的解释：一起案件是爱荷华州的一名中国学生卢刚在谋杀了几名大学教授和同学后自杀，另一件案件是密歇根州的一名白人邮政工人因为失业而枪杀上司（Morris &Peng，1994）。在分析了《纽约时报》和《环球杂志》（一份使用中文的美国报纸）上有关这两起犯罪的所有文章之后。Morris和彭凯平等人发现：《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撰写的文章中更多地使用内在归因，而《环球杂志》则认为这些谋杀主要是由外部因素引发的。例如美国记者将卢刚描绘成“被黑暗蒙蔽心智的邪恶的人”；中国记者在描述卢刚时，更多地强调了情境原因，比如“与他的导师相处不快”以及“他与中国人没有沟通”。从这一点来看，西方文化中的人看起来更像人格心理学家，从人格角度来看待行为；东方文化中的人看起来更像社会心理学家，会考虑到情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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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与其他的归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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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家仍在继续研究文化和归因偏差之间的联系，他们研究了韩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中的行动者和旁观者差异（Choi &Nisbett，1998），发现在对自己（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归因时，韩国被试和美国被试并没有太大差异——都对自己的行为都做出了情境归因，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以一种自己熟悉的方式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归因：美国人更有可能认为另一个人的行为是由其人格所引起的（基本归因错误），而韩国人更有可能认为他人的行为是由情境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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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研究者对自利偏差进行了研究，也从中发现了很强的文化因素。例如，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谦逊和人际和谐。因此可以预期，中国学生会将他们的成功归结于他人，比如他们的老师或父母，或者情境中的某些方面，如学校的教学质量很高（Bond，1996；Leung，1996）。他们的文化传统并不鼓励他们将成功归因于自己（比如他们的天才或聪明才智），而这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鼓励的。正如所料，美国被试比中国被试更加的将成功归因于自己（Anderson，1999；Lee &Seligman，1997）；中国学生将他们的成功归结于情境中的某些方面，这正好反映了他们所属文化的价值观。有趣的是美籍华人虽然生活在美国，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欧裔美国人所持有的自利偏见（Lee &Seligman，1997），他们的归因模式与中国大陆学生是相同的。失败的情形又如何呢？像美国这样的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很可能产生自利偏见，在自身之外的情境中去寻找失败的原因；而在像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中，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将失败归结于内部原因，而不是外部原因（Anderson，1999；Fry &Ghosh，1980；Oishi，Wyer &Colcombe，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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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研究也发现公正世界（Justice World）的信念也受文化因素的影响。Adrian Furnham（1993）认为，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倾向于相信世界是公正的文化中，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会被看成“公正”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相信穷人和弱势群体之所以所得较少，是因为他们本来应该得到的就少。因此，公正世界归因可以被用来为不公正进行解释和辩护。一些研究显示：在贫富分化极端严重的文化中，公正世界归因比在财富分配比较公允的文化中更为常见（Dalbert &Yamauchi，1994；Furnham，1993；Furnham &Procter，1989）。例如，印度和南非的被试在公平世界信念量表上的得分比美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津巴布韦的得分更高。在这一样本中得分最低的群体，即那些最不相信公平世界的人，是英国人和以色列人（Furnham，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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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与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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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学关注的另外一个领域，是文化与思维特性的关系，这类研究集中地反映了文化心理学的第四个取向——文化与内在假设的关系中。几十年来，跨文化心理学发现了东西方人在文化及行为上的诸多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些差异的文化与生态学成因。可惜的是这些解释仅仅是表面性的，它没有提供深层的原因。目前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已经逐步认识到，文化不仅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也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与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体现了文化的特征，而且反过来又决定着文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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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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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对立一方面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对立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从世界的变化性出发，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鲁迅先生曾对此加以评价：“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欢调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必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将屋子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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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理论中的阴阳学说就是这种辩证观念的集中体现。其中“天人合一”是中国人追求和谐的思想基础，一方面，它和中国人宇宙观（指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看法和假设，包括宇宙的组成、控制力量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人相信宇宙的关联性和有机性，认为宇宙是一个由所有存在于其中的物质组成的均衡体，它的存在和运作不是超自然权威的结果（西方社会则相信有这样的力量，如上帝的安排）；另一方面，它和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冲突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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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统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这种观念最直接地体现在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概念之中，在埃里克森看来，当个体经历了青春期的剧变之后，就会在人格上形成稳定的自我概念，这种同一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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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整体思维和分析思维上：中国人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喜欢从整体的角度对问题加以分析，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关系，是一种整体思维；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却往往把问题从一个大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加以考虑，看中他人或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是一种分析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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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丽君、彭凯平和Nisbett等人就发现，中国人在认知事物的时候往往不能把个别事物从它所处的情境中分离出来。比如在完成棒筐实验（心理学家用这个实验来测量一个人的场依赖性）的时候，中国人的判断就比美国人偏差大，主要就是因为中国人把背景和判断目标当成整体看待，对目标的判断很容易受背景的影响。有人以围棋为研究手段，在下棋水平恒定的情况下，中国人的成绩在棋盘由正方形变成其他形状的时候会下降，而在同样改变棋盘的时候，西方人的成绩却不下降。原因在于中国人喜欢在整体的框架下看待事情，而西方人则把认知的重点放在客观事物本身的特性上，较少受背景的影响。这种对整体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使得中国人在评价他人的时候往往把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家庭出身以及周围环境联系起来，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此人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上。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过分夸大环境的作用，而忽略个人的作用。这种倾向在前面对谋杀事件的归因中得到了证实：中国人认为外部原因重要，而西方人认为个人的内在特征才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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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名为“文化和思维系统：整体对分析认知”的论文中，（这篇论文发表在2001年第2期的Psychology Review上）Nisbett等人在总结了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关于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及其原因的理论。他认为，东方人的思维是整体性的，这种思维强调整个环境的作用，不善于使用分类和逻辑推理，对事物的认识遵循辩证分析；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分析式的，这种思维注重逻辑，关注客体特性以及它们所属的范畴和法则的运用。在他看来，不同文化中的巨大差异不仅影响了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且也在深层次影响上着人们的形而上学观念和内在的知识论以及认知过程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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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文化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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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证明了在思维方式上，东西方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来源是什么呢？在Nisbett看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他从古希腊的和古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取向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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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的，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截然相反，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着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了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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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中国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美国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美国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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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与中华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而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为了适应这种生态环境，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这一观点在Nisbett的新书《思维地缘学：亚洲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怎样不同……以及原因》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在这本书中，Nisbett用大量实验证据批驳了当代的认知心理学家关于知觉“普遍性”的假设，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他的观点得到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加德纳和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斯滕伯格的支持，他们认为Nisbett的关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理论对解决人类面临的新问题，如处理朝鲜核危机，预防恐怖袭击，以及中美关系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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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思维方式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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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深层次理解东西方文化对人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思维方式研究可以解释一些我们以前难以回答的问题。英国科学史学家约瑟夫·尼德汉姆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为什么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后者提出？心理学家把这种难以解释的现象叫做“约瑟夫之谜”（Needham Paradox）。很显然，如果考虑到东西方人的思维特性，这种矛盾并不难理解：西方人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都需要对作用力的分解，西方人善于分解和分析，所以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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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bett的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理论也为文化多元性的理论提供了支持，任何一种文化都来自于某种传统，文化可以互相影响，但一种文化永远不可能代替另一种文化。时代在进步，文化也在发展。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从对比中认识我们自身文化的优点与缺点，同时也应该为继承和创造良好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服务。相信随着心理学和其他诸多学科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关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必将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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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上讲，研究思维方式对东西文化的交流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和美国人在看待同样问题的时候存在着很多的不同。因此如何做到求同存异对双方的有效沟通都显得极为重要，只有认识到这种思维差异，并且以此去指导行为，才能够使双方的交往更有效。比如以对他人的道歉为例，在中国人看来，向别人道歉表明了一个人的高姿态和诚恳，当我们接受别人道歉的时候，就预示着双方矛盾的解决；但对美国人来说，正式道歉则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道歉只是进一步解决矛盾的前提。另外，侯玉波等人关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研究也证明了思维方式对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广泛影响：疾病产生和康复的观念，领导行为以及青少年的情绪和成就归因都和思维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理解思维方式的特性，我们可以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做出理性的预测。我们相信，随着心理学对思维方式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人们对文化影响机制问题的认识也必将越来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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