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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通迭经倭患。一时虽不无恐怖，自过去观之，未始非增进人智之具。历史上固有外族侵略，适为输灌文明之媒介者。吾通于倭亦然。今结其三要点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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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思想 前此群居杂处，无所谓种族思想也。自有倭寇，人民始知外人残虐。因返观而有种族之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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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观念 自经此变，人民稍知爱群、团结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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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精神 咸同粤匪之警州人率铸兵器，以俟决斗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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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侵略的危机，以民族感情团结，及对乡土的“公共观念”“爱群”的情感、“尚武精神”等一系列在清末被认为是通州人需要的资质来描述，非常具有特色。在突出中古纪时代通州人具备了面对外患抵抗的素质及意识，目的是为了能有效理解之后近代的部分。第三十六课的新通州中是这么说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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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江流域，已入英人势力圈，吾通上趋宁省，下驶沪闽，气管孔道，尤为外人所必争。英人自挟经济政策，扼我死命，设不变更，吾乡之人，不十年必穷饿死。吾通人蚩蚩鼾睡也。自张先生季直起，推爱国者爱乡，振臂一呼，有雄鸡震旦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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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介绍了通州实业及教育推动的傲人成果，以赞美最近的“发达时代”通州变身成为新世界进行最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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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探讨《通州地理教科书》和《通州历史教科书》的组成及其内容，总结有几点特征。对编者而言，乡土将卷入“天演竞争”的必然过程，为了生存，文明化的资质——特别是公共心及“爱群”情感等素质被赋予乡土内部。乡土志的意义是发挥通州人原有的资质，培养爱乡心，进而发扬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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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昝元恺《崇明乡土志略》，沈颂平、秦锡田等《陈行乡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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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的乡土志，对乡土教育的必要性有过相似主张的，可举《崇明乡土志略》及《陈行乡土志》。前者原本是以崇明县乙种商业学校第一学年为教学对象，所编纂的乡土地理教育课本，之后作为高等小学第一年及国民学校第四年的教学使用。由于情况较为特殊，因而不同于一般乡土志40课左右的篇幅，这本教材以24节组成，包括“粮赋”“额征”“赋税”“关税之沿革”“货物税之由来”“杂税杂捐”等税务相关的教学内容较多，为其独特之处。[69]以沈占先署名的文章之中，陈述《崇明乡土志略》的意义如下：[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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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贵有实用。实用者即谓各科所授之教材，须乎适乎社会之生活也。地理一科，本在在与吾人生活有关，而乡土之关系尤为密切。盖小学校中之儿童，未必皆远到之材，其大多数为营生于地方之普通国民耳。苟不授予以适切之乡土智识，而侈谈域外，以务高远，无论髫年学子，未必尽能领悟。究于将来实际生活上有若何之关系乎？昝君胜存有鉴于此，特编是书，以飨后学。尤于物产、实业等项，再三致意。俾学者一方收得本乡地理之观念，一方略知社会生活之状况。庶出校后，或就农或就商，皆得所依据，而不致扞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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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教育的意义，被定义为能否呼应“实用”及“实际生活”，有关乡土外“高尚”的议论，则被视为是与“乡土知识”相对的部分。就像施祖恒的序言中讽刺地指出：“今之历史地理家，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口讲指画，原原本本问以乡邑间日常应知之事，则瞠目不能对。是犹识华盛顿、拿破仑之为人，而不能举其高曾之名字也”，这里明确地揶揄不以地方为本，展现出对抗“高远”的议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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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对抗意识也出现在《陈行乡土志》中。相对于大多数乡土志以县为单位，《陈行乡土志》则是以乡为单位的稀有乡土志。《陈行乡土志》的编者除了符合先前列举的三个条件特征外，由于他们自身也遗留下若干史料，足以追索乡镇级精英阶层引进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后的活动，以及教育观念的实际情况。[71]其中一位编纂者孔祥百对爱乡与爱国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说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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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谈爱国之士，读各国书，睥睨一世，问其本乡土一二掌故，则瞠目不能对。夫爱生于情、情生于知。不知其乡何能爱乡？不爱其乡何能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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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通州历史教科书》将新思想原封不动地引进乡土教育的知识之中，《陈行乡土志》则有不同的方向。也就是说，20世纪10年代后期，新文化运动的高扬使得各式各样新思想大量涌入地方社会，同时也出现了批判外来学术知识和论及“爱国”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在对抗意识之中主张培养爱乡心，认为这才是真正能孕育爱国心的方法（有关乡土志与市镇社会的关系，将在本书的第五章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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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祝志学《诸暨乡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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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笔者所见，南京政府时期编纂的乡土志数量虽不多，但以现今的观点来看，却出现了相当完整的教科书体裁，并与传统乡土志明显有别。这里以浙江省的《诸暨乡土志》为例。[73]此书1934年由诸暨县教育局出版，极有可能使用于实际的教育之中。由于教育局出版的背景，加上第三课《县政府县党部和县法院》中对县政府及县党部关系的说明，以及第十七课《地方自治的历史》提到地方自治与训政宪政的关系，可见本书基调是反映出党国体制推动国家统一时南京政府的情况。《诸暨乡土志》除了包含许多与过去乡土志相异的内容外，也出现了与过去共通的乡土观念。以《我爱我乡》为题的文章中，诉说对乡土之爱的必要性：[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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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式上面，金校长滔滔地说了许多话。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救国须先爱乡，爱乡是我们爱国的起点。中山先生也说过，中国人要恢复民族主义，要以宗族团体和家乡的基础为团结的基础。那末，金校长的演说，也可以说是依据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是他为什么在今天说出这番话来呢？怪我们不注意家乡的事情吗？怪我们不知为家乡谋兴革吗？叹国难临头，要想唤醒我们，以爱乡为爱国的入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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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先辈为了我们，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艰难。我们生长在这里，居住在这里，这里的一丝一缕、一草一木，多少都和我们发生关系，我们怎能不热烈地爱护呢？在过去，我们纵口谈国家大事，倒反把自己周围的事忘记了，这实在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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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成立的“国难”，乃至挽救华北的危机，都关联到爱乡爱国精神的扎根。各课结尾为了使学童能充分理解要点，还预备了若干问题，包括：“一、为什么爱乡是爱国的起点？二、为什么校长的话是依据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救国应该怎样去干才对？”这三个问题强调通过宗族、团体及乡土之团结，恢复民族主义与基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主张等，尽管过去的乡土志中并无这些特征，但这里也强调扶植爱乡之心将直接有助于扶植爱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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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把清末民初乡土志的编纂意图及乡土意识，大致分成三个时期。虽然对于构成爱国基础的思想和政治体制存在不少差别，但可以发现：爱乡与爱国不仅没有矛盾，反而具有共通性。并且，爱乡心也是依照这样的思考，有其共通性。诚如《通州地理教科书》描述“如某地教授乡土地理历史时，先须就当地道里、形势、人物、名迹，引起直观的观念，以为教此课本之预备”[75]那样，乡土教育中采用“直观”的方法。乡土事物的一丝一缕、一草一木，从日常生活开始都能深感亲切，前提是以学童能直观地理解，并热爱其乡土。再者，《崇明乡土志略》内对作者昝元恺的教育活动，有如下的评价：“其视崇明一邑犹其一家，其视崇明之学生犹其一家之子若弟”，将乡土比喻为家人的方法，也较容易使乡土与个人有共同性和一体性。[76]这样从乡土扩大到国家的方法，是基于个人一体性向外扩张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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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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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不同目的与意图所编纂的清末民初江南县志、乡镇志、乡土志[77]为例，就从中展现出的地方形象及秩序观，分析近代中国乡土意识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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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县志的编纂，与清末之前相较，数量规模上及统一性虽有所不及，但在体裁和叙述方式上，则有其崭新的一面。就体裁而言，引进地理学的知识之际，也存在着运用图表将地域空间加以可视化、数据化的志向。就叙述方式来说，地方精英参与地方政治，由此彰显功绩，在这个过程中强烈反映出自治领域的意识。这些出版物可说是从近代化、文明化的尺度来了解地方社会，记述地方精英兴利除弊的活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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