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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贵有实用。实用者即谓各科所授之教材，须乎适乎社会之生活也。地理一科，本在在与吾人生活有关，而乡土之关系尤为密切。盖小学校中之儿童，未必皆远到之材，其大多数为营生于地方之普通国民耳。苟不授予以适切之乡土智识，而侈谈域外，以务高远，无论髫年学子，未必尽能领悟。究于将来实际生活上有若何之关系乎？昝君胜存有鉴于此，特编是书，以飨后学。尤于物产、实业等项，再三致意。俾学者一方收得本乡地理之观念，一方略知社会生活之状况。庶出校后，或就农或就商，皆得所依据，而不致扞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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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教育的意义，被定义为能否呼应“实用”及“实际生活”，有关乡土外“高尚”的议论，则被视为是与“乡土知识”相对的部分。就像施祖恒的序言中讽刺地指出：“今之历史地理家，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口讲指画，原原本本问以乡邑间日常应知之事，则瞠目不能对。是犹识华盛顿、拿破仑之为人，而不能举其高曾之名字也”，这里明确地揶揄不以地方为本，展现出对抗“高远”的议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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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对抗意识也出现在《陈行乡土志》中。相对于大多数乡土志以县为单位，《陈行乡土志》则是以乡为单位的稀有乡土志。《陈行乡土志》的编者除了符合先前列举的三个条件特征外，由于他们自身也遗留下若干史料，足以追索乡镇级精英阶层引进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后的活动，以及教育观念的实际情况。[71]其中一位编纂者孔祥百对爱乡与爱国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说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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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谈爱国之士，读各国书，睥睨一世，问其本乡土一二掌故，则瞠目不能对。夫爱生于情、情生于知。不知其乡何能爱乡？不爱其乡何能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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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通州历史教科书》将新思想原封不动地引进乡土教育的知识之中，《陈行乡土志》则有不同的方向。也就是说，20世纪10年代后期，新文化运动的高扬使得各式各样新思想大量涌入地方社会，同时也出现了批判外来学术知识和论及“爱国”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在对抗意识之中主张培养爱乡心，认为这才是真正能孕育爱国心的方法（有关乡土志与市镇社会的关系，将在本书的第五章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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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祝志学《诸暨乡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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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笔者所见，南京政府时期编纂的乡土志数量虽不多，但以现今的观点来看，却出现了相当完整的教科书体裁，并与传统乡土志明显有别。这里以浙江省的《诸暨乡土志》为例。[73]此书1934年由诸暨县教育局出版，极有可能使用于实际的教育之中。由于教育局出版的背景，加上第三课《县政府县党部和县法院》中对县政府及县党部关系的说明，以及第十七课《地方自治的历史》提到地方自治与训政宪政的关系，可见本书基调是反映出党国体制推动国家统一时南京政府的情况。《诸暨乡土志》除了包含许多与过去乡土志相异的内容外，也出现了与过去共通的乡土观念。以《我爱我乡》为题的文章中，诉说对乡土之爱的必要性：[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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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式上面，金校长滔滔地说了许多话。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救国须先爱乡，爱乡是我们爱国的起点。中山先生也说过，中国人要恢复民族主义，要以宗族团体和家乡的基础为团结的基础。那末，金校长的演说，也可以说是依据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是他为什么在今天说出这番话来呢？怪我们不注意家乡的事情吗？怪我们不知为家乡谋兴革吗？叹国难临头，要想唤醒我们，以爱乡为爱国的入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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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先辈为了我们，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艰难。我们生长在这里，居住在这里，这里的一丝一缕、一草一木，多少都和我们发生关系，我们怎能不热烈地爱护呢？在过去，我们纵口谈国家大事，倒反把自己周围的事忘记了，这实在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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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成立的“国难”，乃至挽救华北的危机，都关联到爱乡爱国精神的扎根。各课结尾为了使学童能充分理解要点，还预备了若干问题，包括：“一、为什么爱乡是爱国的起点？二、为什么校长的话是依据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救国应该怎样去干才对？”这三个问题强调通过宗族、团体及乡土之团结，恢复民族主义与基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主张等，尽管过去的乡土志中并无这些特征，但这里也强调扶植爱乡之心将直接有助于扶植爱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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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把清末民初乡土志的编纂意图及乡土意识，大致分成三个时期。虽然对于构成爱国基础的思想和政治体制存在不少差别，但可以发现：爱乡与爱国不仅没有矛盾，反而具有共通性。并且，爱乡心也是依照这样的思考，有其共通性。诚如《通州地理教科书》描述“如某地教授乡土地理历史时，先须就当地道里、形势、人物、名迹，引起直观的观念，以为教此课本之预备”[75]那样，乡土教育中采用“直观”的方法。乡土事物的一丝一缕、一草一木，从日常生活开始都能深感亲切，前提是以学童能直观地理解，并热爱其乡土。再者，《崇明乡土志略》内对作者昝元恺的教育活动，有如下的评价：“其视崇明一邑犹其一家，其视崇明之学生犹其一家之子若弟”，将乡土比喻为家人的方法，也较容易使乡土与个人有共同性和一体性。[76]这样从乡土扩大到国家的方法，是基于个人一体性向外扩张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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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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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不同目的与意图所编纂的清末民初江南县志、乡镇志、乡土志[77]为例，就从中展现出的地方形象及秩序观，分析近代中国乡土意识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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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县志的编纂，与清末之前相较，数量规模上及统一性虽有所不及，但在体裁和叙述方式上，则有其崭新的一面。就体裁而言，引进地理学的知识之际，也存在着运用图表将地域空间加以可视化、数据化的志向。就叙述方式来说，地方精英参与地方政治，由此彰显功绩，在这个过程中强烈反映出自治领域的意识。这些出版物可说是从近代化、文明化的尺度来了解地方社会，记述地方精英兴利除弊的活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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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志这类私纂地方志的存在，可说是江南地方志编纂的特征。乡镇志描述乡土时还存在着两种视野。一种是如上海近郊所见的乡镇志那样，因日益城市化而对乡土抱有肯定性的看法。与此相反，也存在着担心没有城市化、产业化进展的地方志，可视为同一种价值观的表里两面。另一种是对城市化的进展及往来上海日益频繁，造成昔日质朴之风变为讲究奢华的现象，产生了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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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志是清末民国时期非常独特的“地方志”。所谓乡土志，伴随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引进，前提是在初等教育的课堂，使用那些模仿地方志体裁而编纂的教科书。编纂乡土志的目的，普遍认为是通过培养爱乡心，从而达到爱国心的养成。如此构想依据所谓“由近至远”的方法论，亦即让学童直观地理解乡土事物，再由乡土扩大范围到国家。由此，乡土被设定为和个人具有一体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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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立场和目的所编纂的县志、乡镇志、乡土志，它们展现出来的乡土意识与内容，也可以说存在着不同的面向。乡土成为推动近代化改良、改造的对象同时，也被认为是个人可以直观地知觉到的、本质性的存在。并且，以爱国为尺度的爱乡立场，也使得对乡土本身的独立性和差异性意识，不免日益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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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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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第八章《“抵制美约”运动と“中国”の团结》，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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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清末的立宪制和地方自治，关注地方精英及其网络所发挥作用的同时，分析地方政治空间变化的研究成为近几年的特征。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第四章《清末民初における地方政治构造とその变化》、第六章《地域エリートの立宪构想と地方自治论》，东京，研文出版，2010；高田幸男：《江苏教育总会の诞生：“教育界”に见る清末中国の地方政治と地域エリート》，《骏台史学》第103号，1998。中国国内的研究有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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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清代地方志编纂事业，有人指出是为了封杀反清文人的一种文化动员，以及通过王朝权威来验证地方知识分子自身活动空间的正统性。井上进：《方志の位置》，收入《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记念明代史论丛》，下册，东京，汲古书院，1990；山本英史：《清代中国の地域支配》，第九章《地方志の编纂と地域社会》，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7。虽然与民国时期的地方志编纂具有相同性质，但本章只专注于讨论与清代方志的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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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代的地方志之中，存在着一统志―通志―府州县志的金字塔式体制，若考虑最基层行政区划的地方志编纂情况，虽然应以州志及厅志为对象，但此处为避免分类繁杂，均权以县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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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第36～46、第86～10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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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黄苇等：《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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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森正夫：《清代江南デルタの乡镇志と地域社会》，收入《森正夫明清史论集》第三卷“地域社会研究方法”，东京，汲古书院，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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