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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有关宝山县清丈，参见田中比吕志前揭书，第四章《清末民初における地方政治构造とその变化》。上海县清丈局的设置，由于各个机关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得以实现。参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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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上海县茂才孔府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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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上郡守戚升准书（丙午六月）》，见《享帚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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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新建三林陈行杨思乡立第二国民小学校舍记》，见《享帚录》卷一。以下秦锡田的言论，是地方知识分子中所谓“教育救国论”实践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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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秦锡田的秩序意识基于儒教价值观，但是从他使用“优胜劣败”“天演之公理”“自然之趋势”等词汇，可看出他受到社会进化论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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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姚子让先生七十寿序》，见《享帚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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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水木工业公所记（庚戌七月）》，见《享帚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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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论と中国》，收入岸本美绪：《地域社会论再考》，东京，研文出版，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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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关于梁启超的“合群”言论，见《新民说》第13节《论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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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上海县茂才孔府君家传》，见《享帚续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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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募修塌水桥引（丙午十月）》，见《享帚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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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以“乡土”为立足点实行“合群”想法，与张謇的“村落主义”有着众多类似点。田中比吕志前揭书，第六章《地域エリートの立宪构想と地方自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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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募修塌水桥引（丙午十月）》，见《享帚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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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18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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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岸本美绪：《比较国制史研究と中国社会像》，《人民の历史学》第116号，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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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关于清末地方精英作为方法的“地域”，参见山田贤前揭文，以及山田贤：《长江上流域の移住と开发：生成する“地域”》，收入《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山田氏更详细的讨论，参见山田贤：《移住民の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第188～215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由“乡土”恢复全体秩序的想法，也可见于南京政府时期。例如梁漱溟将中国地方自治表达为“地方自救”的观点，山田贤指称“‘自救’不仅保全整个地域，也可保全乃至构筑‘中国’这一全体秩序的雏形，这正是由地域这一基层级别构想国家建设的运动。”山田贤：《生成する地域·地域意识》，《历史评论》第746号，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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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第六章 文学作品中清末民初地方精英阶层的民俗观——以“歌谣”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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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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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里，笔者指出地方精英的乡土教育活动，是以“乡土”产生的秩序为依据，以恢复整体秩序为目标。然而在那一章里，主要引用了有关学校教育方面的言行，而对于当时大多数无法接受学校教育的民众的整合方式，以及以社会教育为活动起点的地域社会观和民众观等，尚未做充分的讨论。所以本章希望厘清地方精英如何接触地方的民俗和民众，直接推动地域整合，探讨他们是基于怎样的社会观和世界观。但由于这一问题分析对象涉及的范围过大，因此仅就地方精英在吟咏竹枝词中所体现的民俗观，以及他们收集歌谣的意图来解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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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向来是文学、民俗学和方志学等研究中被收集、整理和进行分析的对象。虽然在文学研究中，大多被引为旁证，然而竹枝词的作者是在何种情况下、怀抱怎样的意图来吟咏和收集的？以往对此并无深入研究。从方志学角度致力收集和整理的顾炳权指出，留下竹枝词的文人往往是“地方社会里中下层的知识分子”。[2]考察上海周边地区具体的竹枝词作者和作品，可以得知：那些吟咏竹枝词的作者们所透露的，不仅仅止于对文学的嗜好而已，也和整合地方价值密切相关。所以，我们不仅要从文学角度理解地方精英吟咏的竹枝词，更有必要从他们所处的政治社会，及其面对这一现状所持有的秩序理念和活动等加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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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统中国地方民俗和民众的关系，士大夫常以既存秩序的崩溃，造成社会巨变，将其与 “风俗”观联系起来反复论述。比如，森正夫和岸本美绪对明末变动时期的尊—卑、良—贱、主—仆等价值观之颠倒进行分析，揭示了明末的社会特质。[3]还有李孝悌的研究，考证了五四运动的开展，可以追溯到清末对民众的启蒙活动，为精英阶层与民众文化的关系提供了许多启发。[4]至于近代风俗、民俗问题，从社会整合角度进行多方探讨的是吉泽诚一郎。根据吉泽的论述，“中国人”意识在以新的身体观、尚武观，进行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传统王朝体制所支持的关于文化、社会的各种观念，均在以“文明”名义下被视为“野蛮”和“迷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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