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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本章以清末民初江南地方市镇的精英阶层活动和民俗观为个案探讨。之所以选择江南市镇社会，基于以下理由：一是上述研究大抵以城市社会为对象，故而有必要探讨乡村社会具体发展的情况。二是正如滨岛敦俊所揭示的，江南社会具有县—市镇—村三层结构，市镇也是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交汇之处，而这正是本章所要厘清问题的理想对象。[6]至于选择的个案，是上一章分析过的上海县陈行乡的知识分子。这是因为，他们以传统教育的知识为基础，因推动当地引入近代教育制度而为人熟知，[7]并以独特的秩序理念，在清末民初显示出独有的内涵。饶富兴味的是，他们一方面对从事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怀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则主张独特的秩序理念。[8]笔者认为，从传统与新时代知识阶层之间存在时代的差距上，探讨传统知识分子的言行，可以为分析社会整合及其价值观的变迁特征，提供极有价值的材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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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上海县陈行乡的地方精英阶层和“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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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先简单介绍一下上海县陈行乡精英所阶层留下竹枝词的概要，以及他们在地域社会中的活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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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竹枝词》（秦荣光著，民国元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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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荣光（1841—1905）是清末经历了三十余年的生员生涯后，才获得贡生资格的一位下层知识分子。[10]稻田清一曾探讨清末“镇董制”，认为秦荣光以陈行镇为据点，开展了围绕市镇及其周边农村的水利、慈善和教育等种种“地方公益”事业，即是这种镇董制的典型案例。[11]平时留心乡土掌故、撰写同治《上海县志札记》等地方志的专家秦荣光，注意到没有被县志详细记录下来的掌故，便模仿县志体裁，吟咏了《上海县竹枝词》。其内容系以全上海为对象，共有532首，其中包括有关陈行镇“遗闻轶事”的《陈行竹枝词》100首。[12]《陈行竹枝词》清楚地展示了身为镇董及当地士人的秦荣光。该书由其弟子胡祖德编辑，在1912年铅印刊行。1989年《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则收录其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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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浦塘棹歌》（秦锡田著，载《享帚录》卷五，1930年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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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浦塘棹歌》作者是秦荣光的长子秦锡田。秦锡田拥有举人功名，通过捐纳获得官职，担任过内阁中书和湖北候补同知等职。他父亲死后，丁忧回籍，继承其父负责的“公事”，以教育为中心，尽力于慈善事业和地方建设。[13]清末民初之际，秦锡田历任谘议局议员、县议会参事员、省议会议员等职。尽管活动于比乡一级更高层的政治空间，但陈行乡及其四周地区的关系网络和活动，仍是他政治力量的基础。[14]《周浦塘棹歌》内容是吟咏贯通陈行乡东西双向、通往南汇县周浦镇的周浦塘两岸地区的见闻。周浦塘下游的4公里属于陈行乡，[15]所以就其内容来说，实际上应该称为私编的《陈行乡志》。竹枝词以“本敬梓恭桑之意，注重故乡巷语街谈”为方针，[16]将对乡土民俗的态度与地方志编纂联系起来考察，笔者认为很有意思。其内容由源流、水利、津梁、政令、风俗、时令、物产、古迹和名人所组成，共收录247首。吟咏制作时间是在1919年前后，大约同一时期，《陈行乡土志》也正在编纂，显然与地方意识的高涨有极深关系。它被收录在秦锡田的文集《享帚录》之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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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谚》《沪谚外编》（胡祖德编，1922年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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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荣光的弟子胡祖德，一直住在陈行镇，辅助秦荣光和秦锡田开展各式乡政事业的实际工作。胡祖德具有生员功名，是典型的市镇知识分子。正如“秦胡两姓旧家声，一善经商一笔耕。可有德星占太史，石桥古勒聚星名”所吟咏那样，[18]胡氏世世代代在商界享有盛名；胡祖德本人也在打理家业中发挥“理财之才”，还投资私产于家乡的桥梁建设、慈善事业和教育活动。伴随地方自治的实施，胡被选为乡董。以“一姓之私产供一乡之公用”的做法广受称道。[19]《沪谚》《沪谚外编》相比于《上海县竹枝词》和《周浦塘棹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胡祖德收集、编辑来自市镇和农村民间流传的俗语、五更调、滩簧、竹枝词等。所以《沪谚》《沪谚外编》中所收录的谚语，充分反映当时民众生活，在方言研究和民俗学领域内早已备受关注，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被引用。然而更应注意的，是地方精英阶层对于民众吟咏“歌谣”所采取的立场，这将在后面详加叙述。《沪谚》和《沪谚外编》也被收录在《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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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简单介绍中，可以了解这些作者的政治、社会面向，和埋头于地方事务的精英阶层的特征。通过对秦荣光的认识，我们可以厘清地方精英“地域实践主义”的行动方式，以及对下一代产生了多大影响。从担任自治职务的下一代地方精英评价之中，可以看出秦荣光的活动和实践，具有连接清末自治意识的面向。[20]而且，下一代中胡祖德又忠实地继承了秦荣光的实践主义。秦荣光次子秦锡圭对胡祖德的评价，也如实地反映了这一点。他说：“先君教人之旨大抵谓：人生百年，苟无裨益于社会，则虚此生耳。故于能力之所及，必自任焉。君独能深信而力行，助先君任地方事。”[21]由此可见，同一时代的人们已经明确意识到地域实践主义的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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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实践主义常以“公事”“公益”“公德”等词汇，展现独特的地方意识，与所谓“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关系空间，仍然大有研究的空间。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史研究中所热烈讨论的“公共领域”，对于理解当地社会形成的独特性，依然无法进行有效的回应。[22]本章主要探讨地方精英的民俗观及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虽不直接讨论该项问题，但以下试图以竹枝词吟咏的内容为线索，考察地方意识的形成及其认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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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氏在陈行乡负责慈善、水利、治安维持和教育等地方公共事务，屡次于乡贤名单中出现，[23]其中尤其使他们苦恼的，是漕运路线上周浦塘疏浚的徭役负担，以及与南汇县之间的纠纷。对于这一问题，清末以来秦氏代表陈行乡的利益，不断地与官方谈判和请愿。[24]这种纷争鲜明地显示出地方意识，且清楚地从竹枝词之中表达出来。亲自为徭役负担问题而奔走的秦荣光，有如下吟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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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卸淞工周国蕃，七图役派百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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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来贤令伸公道，力把如山铁案翻。（《上海县竹枝词·水道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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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诗的注解与其他史料相互对照，可以得悉80余年间两县因徭役负担导致纠纷，结果光绪年间知县陆元鼎采取官捐付款的办法获得解决。应该注意是，由个人编纂出版、模仿地方志体裁而成的《上海县竹枝词》，记载了纷争的始末，并体现行政权益在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地方意识。对于这方面，分析清代江南乡镇志序文的森正夫指出：“乡土意识”乃通过与其他城镇的横向对抗意识，以及与王朝紧密的纵向联系，整合而成。可以说，两者具有同样的性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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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样理解地方意识，不仅调整了“地方公事”和地方自治之间具有连续性的看法，也有助于理解秦锡田对该问题的意图：“邑均工役役均田，何事纷争八十年。幸赖陆公来宰县，详求免役一碑镌”。[26]吟咏关于“地方公事”的记忆和前人所获得的权利，强烈地表达了地方人士对行政体制在当地社会的渗透，以及清末民初国家面临外来危机等时代背景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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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种意识未必为地方上各基层居民所共有。比如说，清末划定地方自治区之际，地处周围、属于他乡的“飞地”被编入陈行乡。虽然从推动自治的角度来看，这些是属于合理的自治区设立，但正如秦锡田所吟咏的那样，曾遭部分地方民众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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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中心河五图，区分陡入促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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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反对真无识，认作燕云割界胡。（《周浦塘棹歌·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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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氏在注解中描述了“小民无识，竟视如台湾之割让日本者，岂非大愚”的感想。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反对编入其他自治区的现象，是因为秦违背了自己称之为“小民”的民众，包括他们的利益和反对意见。因此，引进地方自治时导致精英阶层和地方民众意识上的差别，使得地域社会朝向非整合的趋势发展。[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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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方精英阶层的“知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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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拟扩大清末民初地方精英阶层知识的内涵，探讨他们的秩序观和作为地域社会知识重要载体的地方志之间的关系。由于秦锡田在继承传统知识和接受新思想上，深具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典型，因此将以他为中心进行考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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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咸丰十一年（1860）的秦锡田，所受的教育无疑是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根据他在70岁时回顾其一生所写的《七十自述》描述，5岁（指虚岁，以下同）开始习字，6岁则开始最基本的古典训练，学习《四书》《诗经》。16岁时初次参加县考，19岁成为县学生员。[29]虽然享有文才声誉，但直到33岁才通过乡试。[30]此后，在其弟秦锡圭的劝说和川沙实业家杨斯盛的资助下，通过捐纳获得内阁中书之职。卸任内阁中书之后，又以候补同知赴湖北，担任乡试同考官及负责管理丰备仓。[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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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1904），父亲秦荣光逝世，秦锡田辞官丁忧回乡，这恰巧促成了其继承当地精英角色的契机。关于地方自治和地方政治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清末民初官民关系之变化，笔者曾于第三章指出，秦氏试图将“民治”的领域，转换成有别于“官治”的对立面定位。这里则打算从教育活动考察这种秩序意识。[32]主要原因是，对负责创立当地学堂的地方精英来说，教育活动与他们设想的整合社会的方法及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关教育方面的言论，如实地反映出他们的秩序理念，进而形成“知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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