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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被视为挽救中国面临危机的秩序，以达成“合群”的治本对策。因此如秦锡田所言“先子遗泽深，第一在兴学。团体结之坚，舆论采之博”，[33]是超越世代、由清末民初的精英阶层共同继承的任务。清末秦荣光担任了各式各样陈行乡“地方公事”，尤其对教育活动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像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林镇设立三林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在三林、陈行、杨思三乡分别成立了20余所三林书院附属义塾，谋求普及初级教育。[34]秦锡田继承秦荣光的事业，也就任三林、陈行、杨思三乡区学董，一面出任三乡教育团体的代表，一面又尽力扶植初级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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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的地域实践主义因跨越世代而被继承下来，但同时对推动实践主义秩序意识的外来新思潮，也予以接受并展现出新的内容。秦锡田在庆贺三林、陈行、杨思乡立第四国民小学校新建校舍的文章中叙述道：“盖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工战，以商战，实则无不以学战。人与人战，家与家战，国与国战，种与种战，有学者存，无学者亡，学盛者强，学衰者弱。优胜劣败，固天演之公理，亦自然之趋势。……由小学以至中大学，由一校以至数十百校，扩而大之，进而上之，学校如林，人材蔚起，于以保主权，抗外力，崇实业，裕生计，则斯校之成，固救时之良药，亦大辂之椎轮也”。[35]这里直接使用“优胜劣败”和“天演公理”等词汇，清楚地体现新思潮中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究竟怎样为地方知识分子所接受。这一事实体现了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与“外力”接触的同时，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相对“落后”，为了生存，当务之急是要维护中国主权。其中的深刻意义是，正如“人与人战，家与家战，国与国战，种与种战”所陈述的那样，世界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个层面展开斗争。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清末民初地方精英以儒学思想为基础解释社会进化论，而形成的独特秩序理念。[36]这一秩序理念从“乡土”出发，以同心圆状向外推演，最终恢复整体秩序，以达到“合群”的目标。[37]当然，地方精英阶层的认识过于简化，在那些致力于为引进西洋学说而苦战的清末思想家们看来，或许显得荒诞无稽，但若从地域实践主义的立场认真考虑的话，笔者认为乡土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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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简述一下占据地方精英“知识世界”重要位置的地方知识。他们有关地域社会的知识，与地方志编纂活动关系密切。秦荣光虽未直接参与过编纂县志，但晚年在县志的校订补遗上倾注了热情，著有同治《上海县志札记》和光绪《南汇县志札记》。[38]就像其本人所说“我少承家学”那样，[39]秦锡田也继承了他父亲的知识，持续热切地关注地方志编纂及地方文献收集，民国期间共参与了四种地方志的编纂工作。[40]关于清代地方志编纂事业，井上进的研究指出，它是清朝对当地士绅的笼络；山本英史则主张地方士人参与地方志编纂事业，是为了证明地方空间的正统性，并为他们的存在赋予正当地位。另外，对方志中描述的民众史具有一定程度保留。[41]清末民初方志除了证明“地方空间的正统性”之外，还表彰参与地方自治活动的功绩，而且反映在这种政治进程中“地方”和“民治”领域的权利意识，鲜明地体现出跟以往地方志不同的特点。[42]即使以当地社会风俗、民俗为启蒙和改良的对象，对地方精英来说，地方志记载的风俗、民俗内容，仍是联结地域实践主义系谱的切实问题。[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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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编纂地方志重视直接前往当地进行“采访”。秦锡田针对《南汇县续志》编纂中途停止，导致体裁不一致的问题，曾评论道：“何况采访疏，故典半失坠。不能向壁造，而责其明备”，重视采访的实证性。[44]在这一点上，胡祖德的活动格外引人注意。与自己有文集流传于世的秦荣光、秦锡田二人相比，胡氏只留下了片言只语。虽然也是生员，但胡的文笔不如秦荣光和秦锡田。胡祖德从事商业活动的经历及其实践，无论是实际生活还是感情上，似乎赋予了他更贴近“民众”的立场。胡氏担任过县志采访人员，在收集掌故之际，也收集了流传于民间的俗语、谚语、五更调、滩簧、竹枝词等题材，这一工作具体展现在《沪谚》《沪谚外编》的出版之中。要附带说明是，陈行的胡氏族人、生员胡式钰所留下的《窦存》，也是一部以浦东为中心，收集上海传闻、俗语和方言的著作。[45]虽然就此认定胡氏也有“家学”的存在，似乎证据并不充分，但同一个家族持续关心地方民俗，的确是引人深思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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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关心地方志编纂事业和收集有关当地民俗材料，这一行为方式通过浦东地方文人之间的师徒关系及交友网络，长期继承下来。顾炳权称之为“浦东学派”。他认为从《川沙县志》中可以看到浦东地方知识的再生产，即南汇县进士张文虎经秦荣光到黄炎培的继承过程。[46]关注地方知识的系谱，在面对地域整合这项重要课题时，虽是从启蒙和教化的立场出发，但也能从中获得当地士人对于地方风俗、民俗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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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启蒙和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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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精英的风俗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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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方精英如何看待当地风俗，并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怎样的措施，本节分别从治安和慈善、从葬礼和婚礼、从岁时和祭事三方面加以探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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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安和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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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是“流氓”横行的地方。[48]江南特有的河川网络密布的环境中，“流氓”以乡村为中心，纵横其间。这对负责乡镇社会秩序的精英阶层而言，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竹枝词已多有反映。清末浦东主要的治安问题，是贩卖私盐的“流氓”与“盐巡”——取缔私盐的巡捕左营，存在着不法行为，两者经常勾结一起，使得治安不断恶化。首先，来看看贩卖私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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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蛋党迭纵横，纵火都由盐捕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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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蛋结帮投客蛋，掳人勒赎路难行。（《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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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蛋党” 是指当时一般称为“光蛋”的走私集团。当地“土蛋”集团与外地“客蛋”相互勾结进行买卖的同时，还会抓捕普通乡民来勒索钱财，对乡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他们跟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进行走私的乡民“小贩”截然不同，从以下诗句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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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盐不卖禁私盐，大贩宽容小贩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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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素餐风味好，只尝辛苦与酸甜。（《周浦塘棹歌·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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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应该监督贩卖私盐的巡捕左营，对“大贩”视而不见，却只取缔“小贩”，并没有对“光蛋”进行监督。不仅如此，巡捕左营和“光蛋”还相互勾结。从下面的两首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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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捕巡船借缉私，孤商拉劫浦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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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私便是称光蛋，管带通同月索规。（《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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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巡入港禁森严，港口巡船次第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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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贩未来船调去，分明奉檄纵私盐。（《周浦塘棹歌·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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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蛋”向巡捕左营的领头——管带奉送月规之后，可以公然大规模地贩卖私盐。不仅如此，“枭贩”的走私船出港时不仅不受监督，还有巡船为其开路。从轶闻中可以窥见他们相互勾结之深。更有甚者，根据以下竹枝词，可知“光蛋”的成员之中曾有巡捕左营的勇兵，以及当过勇兵的人。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这一群体由属于同类的流氓地痞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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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光蛋冒官巡，号桂军旗一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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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属盐营前革勇，相逢相认总乡亲。（《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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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清末巡捕左营事故频发，威胁到城镇和乡村的社会秩序。光绪二十五年（1899）4月，巡捕左营水师在桥头镇殴打居民，导致居民蜂拥而至，追踪水师。经过陈行镇大木桥时，水师连开数枪，打死两名居民。管带吴福海贿赂上海知县，企图掩盖此事。结果被弹劾，两江总督派员与知县一同会审，最后以惩罚弁兵吴宪鸿结案（《周浦塘棹歌·政令》：“盐巡枪毙两平民，御史封章奏紫宸。毕竟杀人须抵命，宪鸿颈血溅埃尘”）。光绪三十二年（1906），也发生了商人银两被巡捕左营炮船弁兵抢劫的事件。经由地方士绅向巡抚、道台、知县申诉，银两终被追还。但是秦锡田认为这并非善策（《周浦塘棹歌·政令》：“商船贩麦沪滨回，吴弁查私竟劫财。县令为民心力尽，但惩末弁释渠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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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乡村社会的治安威胁，具有乡绅身份的秦锡田有意通过行政渠道解决，他向各级行政官员陈情，也向江苏谘议局常会提出撤销巡捕左营的议案。[49]其中最有意思是对于“广蛋”流氓的策略。光绪三十一年（1905），秦锡田在陈行乡题桥市创立了改恶从善的机构——课勤院来收容流民。流民在此学习各种工艺技术，改过之后能够谋生，故重点在于教育。[50]若将眼光投到其背后的秩序观上，很容易看出以课勤院为善举，目标是通过收容扰乱秩序的流民，以讲授工艺为手段，教化他们成为遵守法规的“国民”。[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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