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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有关葬礼风俗，也留有若干记载。对照到地方志和《上海县竹枝词》等诸多史料，容易看出这种葬礼习俗长期以来深植于民间。引人注目的是，这样的风俗习惯未必只限于普通百姓。例如关于埋葬，以下风俗自明末以来一直得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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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堂停柩惯多年，尘满灵台封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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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不通兼无好地，误听风水葬迁延。（《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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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荣光解释为“士大夫家葬事，一听地师，或积至数十年不葬”，也可看出他认为这种习惯是“迷信”。为了乡土教育所编纂的《陈行乡土志》，便从培养新“国民”的教育目的出发，明确要求必须与这种“迷信”风俗一刀两断。[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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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看看关于婚礼的讨论。清末以培养“国民”为紧要课题，地方士人强烈意识到家庭教育对妇女教育的重要性。正如“国民教育始家庭，内则详明著礼经，回忆十年前正本，居然女界好模型”所吟咏，[54]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展了创办正本女学等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因此婚姻方面，也打破了以往陋习，提倡实行新式婚礼。从当时高涨的女权意识来看，这也是极为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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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嫁娶礼彬彬，俗例偏多六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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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省繁文与繁费，文明新式合遵循。（《周浦塘棹歌·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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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六色人”，是男引、女引、乐人、香案、夫头、炮手等礼仪中从业人员的俗称。为提倡和实行新式婚姻，亦即构成精英阶层以“文明”为名义开展的整合地域的活动。据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秦锡田三女嫁给青浦胡氏时，曾在陈行镇举办了名为“新礼”的结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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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对盛行的从家族专制中解放女性的“解放论”，[55]秦锡田的态度则极为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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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我爱自由成，婚约仍须主父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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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狂男淫荡女，大都借汝自由名。（《周浦塘棹歌·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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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期间涌现的各种政治观和秩序理念，对希望“乡土”整体秩序的恢复，进而推动地方社会“现代化”的秦锡田而言，“解放之说”所倡导的“自由”，或许只是披着“自由”外衣的放纵。这也反映在“解放之说盛行，男女防闲因之大溃，有心世道者多忧”的感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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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时和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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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当地士人对岁时和祭事的观点，以下从岁时中迎神赛会上不可或缺的演艺活动入手。迎神赛会是岁暮时最受民众重视的活动，早已广为人所知。[56]对此，秦锡田有诗吟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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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喧阗十月朝，出巡神像竞招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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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缭绕笙歌沸，无数金钱暗里消。（《周浦塘棹歌·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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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一日有“出巡”习惯，即把神像从各庙宇中抬出，巡视邻近乡镇。而神像巡回的村镇，要摆设筵席，并进行求神降临的“厂会”仪式。在仪式过程中，乐器声和歌声齐作，夹杂着孩子和妇女们的喧闹声。针对这种景况，秦锡田经常以“真有举国若狂之势”之类的言语来表述其感想。迎神赛会被认为不属于正当风俗范围，村民钱财也被浪费在无用之处。而且“拳勇”聚集一起时，往往开设赌场，敛取村民钱财（《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练技拳场到处开，迎神赛会敛多财。诸无赖总为魁首，群饮三更聚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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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会中不可或缺的是演艺活动。但是，当地士人对于民间演艺的认识，完全与发掘民间文化中特有价值观和艺术性的立场背道而驰，认为那是扰乱秩序的主要因素。这一点并没有超越传统士大夫民间文化观的认识高度。从下面两首的内容具体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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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鼓淫词蛊少孀，村台淫戏诱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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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种种迷魂阵，坏尽人心决大防。（《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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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戏摊簧花鼓戏，导淫诲盗害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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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风俗推新剧，澈夜西园看化妆。（《周浦塘棹歌·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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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被官方禁演的花鼓戏、街头表演，后来吸收各式各样的元素，发展成为申曲一类地方剧，如摊簧、皮影戏等，被指责为诱惑子弟，导致“放荡废业”，为害甚深。从中似乎很容易看出，这与以往士大夫对民众文化的态度是一致的。[57]清末以来风俗观念的新开展，最富深意的莫如过于新剧。话剧始终关注以实践“改良风俗”为手段，是因为他们有感于乡民识字程度较低，而不得不充分重视戏剧对现实启蒙活动的有效作用。[58]秦锡田记述陈行乡组织的话剧团——“容与会”，在夏夜演出新剧，观戏者如潮，但没有人因此行为脱出常轨。笔者认为这与花鼓戏动辄令年轻人放荡相比，鲜明地传达了秦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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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治和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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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竹枝词中吟咏的民俗，被看作地方精英阶层在教化民众过程中，必须改良的对象，强调历经改良后诞生的“国民”，应与既有文化决裂。尽管如此，背后不容忽视的，是他们进行的事业与民俗所具有的关联性。当地士人同时也是地方领导阶层，他们既实施地方自治，也参与县、乡两级的政治活动。众所周知，这一国家和“官治”相互对立的过程，亦扩张了“社会”和“民治”领域，已积累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59]另一方面必也须指出，参与地方自治的精英阶层，在社会和国家之间，有其相同性和延续性。比如，伴随嘉定县西门乡自治机关的成立，被选为乡议事会议长的黄守恒，宣称自治推进“以保存增进地方人民生活为主要”。“保存”指的是注意清洁、减少疾病，“增进”指的是发掘各式各样的谋生方法。[60]因此，在乡议事会上提议，将其中部分内容，如装设路灯、清扫道路、架构桥梁、驱逐乞丐、创设公园、禁止赌博与吸食鸦片等办法付诸实施。这类以城镇为中心的地域空间“现代化”，受社会进化论身体观和社会观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社会”事业和“国家”事业之间具有其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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