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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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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地方的制度化与地域对立、以乡土出发的秩序构想、新文化和市镇社会三个面向，通过江南地域社会中市镇精英阶层的言论和行动，分析清末民初塑造出来的乡土意识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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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作为乡土意识主体的市镇社会精英阶层，是基于如下三项理由。第一，在清末新政以地方自治、学校教育为主的地方制度化进程中，市镇社会开始成为行政区域。它们成为地方自治的末端，与乡土意识的萌发密切相关。第二，乡土意识通过他们自己的媒体——地方志、乡土志、地方报等文字传媒表达出来，在这一地域社会的脉络中，反映出各种新观念被接受的方式。不过，居住于市镇的知识分子，编纂的地方文献居于史料最基层的位置，不能不注意从文献史料复原历史形象的局限性。第三，着眼于地域社会多层结构的话，某种程度上文明化能被接受的最末端就是市镇社会（几乎限于大镇），这也是地方文献所能传达的乡土意识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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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对本书分析的内容做一个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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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的制度化与政治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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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以前，县以下地域社会的各种行政服务，一般由当地精英负责，地方公共事务所达到的范围，具有地理上的领域性。不过，由于清末新政，警察、新式教育、地方自治等各项制度被引进了地域社会，使得地域社会在民族国家的行政制度下，被明确地设定了范围。随着地方的“制度化”（也可以用“境界化”来表示）过程，愈发鲜明地展示出城乡对立的政治图景，亦即对县衙门、上级官府发挥影响力的城区精英，采取所谓城区中心主义的行动。而当地负责公共事务、获得名望和权益的乡区精英，则采取所谓保护乡等于保护当地社会利益的地域战略行动，二者之间因差异而出现了对立的局面。乡土的讨论脉络由于地域社会境界化带来的现实利害关系，而出现了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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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附带说一句的是，这些乡区精英在上述城乡对立中，由于地域战略的关系，选择了通过选举议事机关，乃至执行机关的成员、首长，进而利用政党组织等形式参与政治，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经由私人渠道对县政发挥影响的城区精英相较，乡区精英积极采用新的政治参与机制，以确保地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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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目光转向县以上级别的行政机关，观察其与地方精英阶层之间关系的话，会发现地方制度化创建出来的乡土意识，是由乡区精英阶层的一种权利意识而萌发的。也就是说，他们通过不同的自治团体，与地方财政中的官方权力（即“官治”）相互对抗，希望地方公共事务承担的领域（即“民治”）能被正确地定位。但是，要想改变过去涉及官方权力中枢既得利益的存在方式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城乡对立还是官民对立，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其说是将地域整整齐齐地统一起来，不如说是产生出多层次的地域交错和相互对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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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乡土出发的秩序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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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家建设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国家面临外来危机而依然衰弱。对此，当地精英以乡土秩序为媒介，以确立整体性秩序为现实手段，并且通过学校教育、地域社会的实践来进行试验。本书关注的乡土志、乡土历史和地理等乡土教育课本编纂虽多以县为单位，但居住于市镇的精英以乡为单位来编纂乡土志，也反映了江南社会的特征。乡土志的编者多数也参与了乡镇志、县志的修纂，在乡土志编纂的热潮之下，可以说乡镇志应当被看作乡土教育的教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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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的乡镇志、乡土志，依照新的文明观来叙述乡土。这里展示出来的世界观，受到梁启超影响，把文明视为社会进化论生存竞争的结果。例如《陈行乡土志》的作者把“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种与种”——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不同层面上的优胜劣败，视为20世纪世界的景况；在立足于儒学思想的同时，也接受通俗的社会进化论的混合文明观。这样的世界观，怀着因“外力”而导致“内部落后”、秩序崩溃下的危机感，期望经由“改良”“合群”社会来克服问题，恢复秩序。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合群”的实际办法是结合各种中间团体；对《陈行乡土志》作者等市镇精英而言，市镇社会正是“合群”的起点。他们设想从乡土开始，以同心圆的形式向县、省、国逐步扩大，以恢复整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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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书主题—乡土意识—看待上述秩序意识的话，可以发现怎样的特征呢？诚如多数乡土志和乡镇志异口同声地主张那样，通过涵养爱乡心来发扬爱国心。也就是在民族危机之际，为了“民族”生存，个人必须对国家做出贡献的观点，爱乡和爱国之间，是有连续性的前提，本质上毫无差别。这一主张的特征，与日本乡土教育中所能看到的国家集权方向对比起来，就非常鲜明：中国乡土志编者几乎没有提到日本那样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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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文化与地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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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知识分子阶层是文字来表达乡土意识，不同时代的差别问题也很重要。亦即从科举教育出发、部分吸收西方文明，但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知识分子，与那些接受学校教育、西方“新文化”的新知识分子有所区别。这样的差异导致的对民间文化的态度，究竟有何不同？抑或有其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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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德的《沪谚》是为了社会教育而收集各种俗语、俗曲的编纂物，不如说其中还表达了传统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们理想中的秩序，即通过对乡土的公共心而对“爱国”有所贡献。换句话说，是希望以乡土秩序为媒介，做出对国家秩序和整体秩序的贡献。对他们来说，民间文化始终是改良乡土秩序或教化民众的手段。这一点与清末启蒙运动的宗旨是连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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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江南市镇社会流行“新文化”，即各种援引自西方的思想和主义，提出多元的国家建设和恢复秩序的构想。在吴江县及其周边地域，以“爱国诗人”柳亚子为中心的文人组成新南社，致力于在地域社会普及新文化，主要方法是在大镇上发行地方报纸。这也凸显了身为读者的新知识分子阶层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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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识分子以大镇为中心，开展的事业之一，是平民教育运动。在此，“迷信”的民俗不但是被改造的对象，还作为民众教化的手段而被加以利用，这是从清末启蒙运动源流中汲取而来的经验。然而在此后发现“民众”的过程中，民俗虽获得积极的评价，其固有价值被发现，可是在以文明为尺度对迷信定罪这一点上，却并非发现民俗的本意。换言之，拥有这样民间文化的乡土，与其说是与文明有一定距离，不如说是为了促进文明化而需要被改造、改良的对象。这种乡土形象的两面性，彰显了地方知识分子是以文明化为尺度来认识乡土，面临着显而易见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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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清末民初地域社会的变化，如果借用山田贤所谓的“包含两个重心的不安定椭圆”比喻的话，可以说椭圆的两个重心差异扩大，进一步增加了不安定的状态。亦即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变迁中，非正式、半正式的“地方公事”历经再生产，被纳入国家、地方政府的各种制度之中，地方的“制度化”不一定带来地域社会的整合。如城乡对立情形所显示的，既得利益、地域利害的对立则愈加显明。一方面，主张乡土逻辑具有对立、去整合化的趋向；另一方面，从地域社会的另一个重心——秩序意识来看，可以发现在描述乡土的方式中，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及性质。对当地知识分子而言，乡土是实践“合群”最现实的起点，因为要从乡土开始，向县、省、国进行同心圆状的扩展，从而实现整体秩序的恢复。但是看一下“合群”展现出来的乡土形象就会发现，无论是对传统士绅阶层还是新知识分子而言，乡土既然连一草一木也要被热爱，又是为了文明化必须改良的对象，无形中成了一个具有双重内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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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了确保地域利益分权化的趋势，以乡土为起点的秩序内容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本书第一部讨论既得利益、地域利害使得地方的离心力越来越强化，而第二部分析地方精英阶层在地域社会中极力主张乡土秩序的重要性，必须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同心圆秩序既是他们致力实现的理想，同时也具有显示自身行为正当性的意义。因而，地域社会这椭圆的两个重心，可能并非相同或相斥，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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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面两部分的重点，在厘清同心圆内“乡土”与外部世界之关系的话，那么第二部和第三部所要探讨的地方精英阶层和民众的关系，处理的正是“乡土”这个圆内部的紧张关系。当地方精英致力于改造民俗、民众以形成国民课题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他们对清末以来江南民众运动的大力推动，力图以此确保自己的统治稳固与正统性。[1]居住于市镇的地方精英，必须处理周边农村发生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对他们而言，民众的动向与他们自己的生存直接相关，是充满紧张感的问题。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各种主张，包括他们从媒体上宣扬文明立场，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持自己在地方上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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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地域社会这“不安定的椭圆”纳入国家整合之中，地方精英到底面临着什么问题？又有何要求？笔者打算以两条史料为线索简单说明。通读本书选取《疁报》的报道文章，可以看出20世纪10年代后半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在外来的社会主义等思想影响下，试图以白话文字消弭地方对立的情况非常明显。例如，对嘉定县政中发生的尖锐党争，《疁报》上便认为极力强调“私人权利”、基于私利私欲的党派滥用政党制度，导致了地域社会的分裂。[2]因此，要克服这种情况，与其由个体的自律来影响社会，不如扩大个体的范围向社会上推广，这就是使个人与社会一体化、超越地域社会分裂的想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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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想法放在长时段来看，其连续性则更为突出。例如岸本美绪讨论过明末个体与社会关系，指出当时“万物一体之仁”的观念，是“以在社会中生存的自己为中心，由同心圆状无限扩展，产生一种直接而不需中介的共同性感觉”。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明末同心圆扩展的对象，首先是父系血缘关系，相对于清末的向乡土、国家进行，两者有很大的差异。[4]分析清末知识分子公私概念的沟口雄三，指出“无私的天下为公”概念很容易与经济上限制个人的私相互联系，如此意味着民生主义朝向社会主义是可以相互联系的。[5]据此，精英阶层认为个人与社会一体化的秩序观可以共有，故地域社会渴望推广涵盖社会整体的规律——以党为媒体、执行社会整合的党国体制，可以预见他们将成为国民党的支持者，对这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显得格外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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