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496950 体制性罪恶（规则性罪恶）是人们利用体制缺陷攫取规则性不义利益的罪恶，它是一片高收益低风险的罪恶蓝海，它的受益主体主要是在体制设计（规则制定）上享有控制权或话语权的权势阶层，它往往成为权势阶层的私利后花园。通过体制、不义规则公开谋私的“窃国者”没有偷扒抢窃者那么难看，但其危害程度往往更甚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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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52 体制性罪恶也可以叫规则性罪恶，即不合道义的规则带来的不义利益。但规则只是表象，体制才是根源。所以我们用体制性罪恶而不用规则性罪恶的概念。体制又决定于什么呢？主要是权力结构，其次是认识。蕴含很多罪恶利益的体制必定是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和错误认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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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54 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窃钩者远没有窃国者厉害。窃钩者以违法罪恶为主，窃国者以体制性罪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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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56 “蓝海”是企业经营中的一个词，意思是通过开发战略性新业务、超越旧的产业竞争局面，开拓出自己有独特优势、能够获取肥厚利润的市场空间。我们借用蓝海一词构成“罪恶蓝海”，是指“利益肥厚的低风险罪恶区域”。在罪恶的总量中，体制性罪恶甚至比违法罪恶的比重更高。人类对付罪恶有两个主战场，一个是政法战场，另一个是体制设计与维护战场，后者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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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58 由于体制性罪恶未被世人重视，所以下面要做重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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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60 玉溪卷烟厂功臣褚时健用18年光阴把一个小烟厂经营成世界一流烟厂，而他在18年中所得到的体制内收入不足100万元，与他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1995年，他以体制外方式私分公司财产174万美元，被判无期徒刑。而他的继任者，通过设计新的体制（游戏规则），每年大大方方拿到几百万元体制内收入，一点风险都没有。中国平安经理马明哲在2007年通过“经理股票期权”公开获取6612万元体制内收入，也没有任何风险。褚时健是把本该在体制内拿的合理报酬变成了违法罪恶，其他经理则通过体制包装把可能的不义所得变成了合法所得。据说中国垄断行业的职工人数只占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他们的工资额却达到全体职工工资额的52％。2010年中国城镇国企和私企人均年薪分别为37147元和20759元，一般垄断企业的人均年薪在10万元以上，中海油的人均年薪更是达到了38.67万元。尽管垄断企业的高收入中包含着不公不义的罪恶因素，但它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就不用承担任何风险。2010年河南一个农民用假军牌偷逃高速公路过路费，两台卡车偷运8个月，偷逃了386万元过路费，初审被判处死缓。偷逃过路费的违法罪恶要判死缓，而那386万元人神共愤的天价过路费中所包含的体制性罪恶，却不用承担丝毫风险。据说中国公路的过路费占到物流总成本的三分之一，其中每年高速公路的超载罚款就高达5000多亿，致使中国的物流成本占到GDP的20％（美国只占10％），成为世界之最。有人做实验，从广州运一车货到北京，全程照章守法，不超载、不逃费，结果不但不赚钱，还要亏损3200元，这种状况使运输车辆不得不超载。车辆超载就是违法罪恶，而令人发指的高额过路费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即使它不公不义，它也只是“无风险的隐性罪恶”。收费公路有两种，一种是政府贷款修建的，政策规定收费期为15年；另一种是商家投资修建的，政策规定收费期为30年。很多政府贷款修建的公路在15年快到期时，暗中改变公路性质，把收费期延长到30年。一旦穿上体制外衣，抢劫行为也会变得合法合规。中国历史上几百次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都是官逼民反。官逼民是杀人不见血的体制性罪恶，民反官则是违法罪恶。下人窃钩是违法罪恶，高人窃国只要穿好体制外衣，不但不是罪恶，还常常是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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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62 在所有存在不合理体制的地方，都为体制性罪恶留下了“罪恶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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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64 据我的一位警官朋友说，某些公安局长、副局长每年随便就可以从娱乐场所捞取大量油水。比如一个地级市至少有几十个娱乐场所，没有几个不涉黄的。警察有权力处罚涉黄的娱乐场所，而娱乐场所又很想涉黄赚暴利，于是猫鼠之间就有了交易空间。“猫”的底牌是：要么你送钱给我，要么我查你罚你让你难受；“鼠”的底牌则是：我送你钱，你别查我罚我。而且钱只能送给局长和主管副局长，不能送给一般警察，因为只有局长才能决定是否检查某个娱乐场所。为什么局长可以稳当地利用猫的地位令老鼠们送钱呢？因为存在体制漏洞——检查、处罚的裁量权在局长手中，别人插不上手。如果把体制漏洞堵死（比如规定一般警察有权自行检查涉黄场所并当场处罚，同时“廉政公署”之类的机构还可以随机检查、当场处罚），局长和老板之间的交易就很难做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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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66 某地人大代表发现，政府购置的计算机，每台价格居然高过市价一倍多，这是政府人员利用了财政不公开的体制漏洞。一个县级烟草局机关，一年的招待费竟高达700多万元，一次普通的内部食堂接待每桌都要开支1万多元，有时一个领导一天之内有五六张酒宴发票，这是他们利用了微观单位权势者一手遮天的体制漏洞。掌握组织人事权的“一把手”过一个年、住一次院就能收到一大堆礼金，这是一把手垄断干部任命权的体制漏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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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68 “以药养医”体制也带来了体制性罪恶。医疗的主体部分应该是由国家提供的福利，可是中国一度在医疗改革的口号下，把公共医疗事业完全推给了市场，医院总收入中财政资金比例只占7％，逼得医院向病人“创收”。政府给医院对药品加价15％的政策，医院给病人开药越贵、越多，医院创收就越多。于是医院给科室下指标，科室给医生下指标。结果是小病大治，病人花很多冤枉钱。药品审批部门的“体制性腐败”（用贿赂方式获取政府的新药批文）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同年美国同类机构只受理了148种。很多所谓“新药”，其实只是老药换个名称和包装，目的是让售价翻几倍、十几倍，好从病人身上赚冤枉钱。有的心脏病人需要在血管中放入一种“支架”以改善血液循环，国产支架每个出厂价3000元，医院收取2.7万元，进口支架每个6000元，医院收取3.8万元，暴利比贩毒还大。之所以把这种罪恶叫做“体制性罪恶”，因为这种罪恶不是起因于少数人的以身试法，而是体制因素诱发的大面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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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70 金融领域和房地产及工程建设领域是体制性罪恶的蓝海中的蓝海。因为这些领域有两个特点，一是大把玩钱，二是程序复杂，容易把水搅浑。强势人群在这两个领域最容易玩出杀人不见血的体制性罪恶。在2001至2011年，中国股票指数“十年归零”，广大股民“血流成河”，一小撮权势者却利用证券市场上的体制缺陷成了巨富。就是在2008至2011年的熊市中，造富工程也依然没有停止，仅创业板和中小板就让721名企业高管与私人股东在熊市中变成了20亿元以上的大富豪，几千万元、几亿元的小富豪更是数以千计。为什么一边血流成河另一边暴富？因为中国股市一直存在着一个操纵股市、坑害股民的“铁三角”——券商—保荐人、机构投资者和高管—大股东，他们利用相信欺诈、内部交易、哄抬股价等手段鱼肉股民，而善恶含混的体制对他们的罪恶勾当起着保护作用（见2011年12月14日“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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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72 给美林公司造成季度亏损20亿美元的前首席执行长斯坦利·奥尼尔在被迫离职时还以早就设计好了的“黄金降落伞”规则拿走了1.6亿美元离职金，把雷曼公司带到破产境地的首席执行长理查·富尔德在过去8年中，大大方方地拿到了4.8亿美元薪金和奖金，其中都包含着典型的体制性罪恶。中国也有不少企业内部人蛀空国有企业，然后迫使政府把企业贱卖给他们，让他们顺利实现“转轨式原始积累”，显然也是体制性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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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74 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互相勾结，让各自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互相交易（政治精英给经济精英、文化精英拉生意、争项目、拨资金，经济精英给政治精英、文化精英送钱财，文化精英给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授学位、发表颠倒是非的献媚言论），把一切资源、机会控制在精英圈内，把各种损失、困窘留给民众，也是一种体制性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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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76 体制性罪恶不单在经济利益上，在政治上也同样存在，那就是某些群体利用不合理的体制或陋规垄断权力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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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78 微观单位的体制性罪恶也很厉害，主要形式是掌权者利用信息垄断权和规则制定权为自己谋取体制性不当利益。具体形式五花八门，一种最常见的形式是，掌权者坚决不让本单位的财务收支信息透明、公开，水能搅多浑就搅多浑。另一种常见形式是利用规则制定权谋取体制性罪恶。2011年温州市交通系统为了在公开招聘中确保某领导女儿成功，根据该对象量身定制招聘规则（“女性，1982年5月1日以后出生，旅游管理专业文凭，有驾驶执照”），实现了舞弊罪恶合法化。在所有权虚置、经理人员坐大的企业体制下，经理们对利润提成尚感不过瘾，要搞只有收益不承担任何风险的“经理股票期权”，经理们被授予本公司股票期权后，只要公司股票价格上涨了，不管是公司业绩上升还是大盘因素导致的上涨，经理们就能获得几百万、千万甚至几亿元期权价差收益，而如果股票价格下跌，经理们却不承担任何风险。某企业大股东2003年按低于账面价值的价格1782万元从上市公司买走一项资产，2009年又让上市公司按收益定价法以19.8亿元买回来，大股东在6年间获得的100多倍暴利中显然也包含着体制性罪恶。在上世纪90年代中小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按极低的价格把国有资产卖给私人，一般职工也想买便宜资产入股，但管理层规定：为了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职工不能购买资产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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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80 有些研究贫富差别的学者把注意力放在国民收入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上，当然也有意义，但他们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在一次、二次收入分配之前，手长的人就利用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和体制缺陷垄断了大量资源，收入、利益随资源走，不论收入分配如何改革，都触动不了他们的随资源而来的肥厚收入。比如有的人打通权力关节，通过上市融资时的“包装”和操纵发行价，一下就捞到数十亿元合法财富；有的人钻营一块廉价土地、一个具有肥厚利润的经营权、一笔低利率资金、一个有实权的职位，轻易就获得一般人一辈子都不能企及的财富；对于这些来自体制性罪恶的不义利益，一次、二次收入分配改革都不能奈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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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82 由上不难看出：体制性罪恶是由体制（规则）外衣包裹着的法律打击不到的隐性罪恶。它的妙处使人们趋之若鹜，但通常只有掌握了体制（规则）制定权的权势者能够得到这块肥肉。也正因为它的主要受益者是权势阶层，所以消除起来格外困难，涉及到人民群众和权势者之间政治角力。法律打击不到它，对付它就不能依靠法律锁链，只能依靠体制锁链——改革不合理体制或堵塞体制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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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87 人的元素：人类不变事物中的基本构件 [:1702494052]

1702496988 人的元素：人类不变事物中的基本构件 四、消除罪恶意念的精神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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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90 精神锁链有两个分支，一是人们在世俗道德法庭上进行自我审问，法官是行为人自己心中的良知；二是人们在宗教神灵法庭上接受审问，法官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自我良知审问会出现避重就轻、自我包庇倾向，神的审问则铁面无私，绝无包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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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92 为了遏制人间罪恶，人们必须打造三个方面的锁链——精神锁链、体制锁链和法律锁链。精神锁链是阻止人们产生恶念，体制锁链是消除滋生罪恶的土壤，法律锁链是通过打击犯罪来阻吓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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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94 三种锁链各有优势劣势。精神锁链的成本就是道德培育、精神建设的成本，它的长处是一旦发生作用，就能从意念阶段消除罪恶，不论是违法犯罪的黑色罪恶还是暗室欺心的灰色罪恶，都可以遏制。但是，精神锁链具有软、虚幻、难以自觉坚持的特点，一般只在信念坚定者中才能发挥较大作用，在只求实利而没有信念的人那里，精神锁链形同虚设。体制锁链的运行成本不高，但它的设计成本、推行成本非常高，因为要设计出找不到罪恶缝隙的好体制并加以推行，是相当复杂、相当费事的社会工程。但是如果体制锁链打造好了，不仅法律锁链的负担减轻，精神锁链的负担也会比较轻——当不存在罪恶条件时，人的恶念也不会萌生出来，从而也就不必频繁地进入道德法庭去接受审问。法律锁链是基本的锁链，但它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是发现犯罪、拘捕罪犯、获取证据、审判量刑要付出很高的执法成本；二是它对大量存在的灰色罪恶无能为力；三是法律法规只能是粗线条的，过分细密会妨碍人们活动的自由度、创造性和活力，而粗线条的法律法规必然要放走许多“漏网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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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96 先讨论精神锁链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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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96998 （一）世俗道德锁链——没有法官的心灵自审式道德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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