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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梅止渴的宗教信仰，只要达到虔诚的程度，其作用往往可以达到惊人的程度。西藏的很多佛教徒，从很远的地方拜着全身俯卧的等身礼去朝拜神灵，可以不辞沿途的千辛万苦。一个叫孙冕的远行者在西藏看到一个小孩拜等身礼，一个等身礼2米长，他要拜2.6万多个等身礼才能实现敬拜目标——绕52公里长的神山冈仁波齐一圈。“娃娃脸晒得红黑，看我一眼，目光纯净。刹那间，我眼泪就喷出来了，世上竟有这样的人，我觉得他像狮子而我自己像蚂蚁。但突然间，我觉得自己也浑身充满了力量。”欧洲历史上很多教徒在死亡和改信“异教”之间，宁愿选择死亡也要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不改信“异教”。很多印度教徒相信恒河是圣河，在恒河洗浴可以接近神灵，死后在恒河边焚烧尸体或让尸体葬于恒河可以升天。于是恒河边有很多简陋的焚尸场所，恒河水流中还漂浮着样子千奇百怪的尸体，人们相信尸体沾了恒河水就可以不下地狱。而在离尸体几米、十几米处，人们在安详地在“圣河”沐浴。对中国人来说，这种景象很恐怖，也会觉得他们很愚昧。的确，从非信仰的角度看，那种景象是不可思议的。但换一种角度想，你就会发现，人一旦真正接受了某种信仰，它的力量可以达到惊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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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信心比金子更珍贵，带着神圣性的信仰，又不知比信心珍贵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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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可以说有神论者愚昧，但不能说有神论者在精神和心灵生活上跟自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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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神论对信奉者有罪恶阻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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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论利用神灵惩恶扬善的说教，可以阻吓人们的伤天害理行为。这个罪恶阻吓机制与人的良知自审相结合，会有更好的作用。罪恶阻吓机制对坚定的信仰者有很大作用，对不坚定的犹疑者也有一定的阻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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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四章第六节（“罪恶锁链之一：精神锁链”）已经对宗教遏制罪恶的锁链功能做了较深入的理论分析。这里只做一点补充，主要介绍《潜规则》作者吴思在《理解迷信》一文（见《潜规则》，第222页）中的相关观点。吴思十几岁“上山下乡”时，曾让一个老农看相，那老农说他命相克父母，25岁时父母会被他克死。他问有没有办法解救，老农说，你家当院的大门上，有一颗大钉子，把它拔下来就好了。吴思家住机关大院宿舍，没有什么“当院”，心里不以为然。但是六七年之后，在他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看相老农的预言。于是特地嘱咐在家的弟弟注意看大门上有没有钉子。自己回家时也要看看楼门和自家门上有没有钉子，因为他怕老农的预言应验。当时他的心理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认为人类不懂的东西很多，别真出了什么事。这种非理性的恐惧和担心，直到他过了25岁才彻底打消。虽然预言没实现，但它对他的影响是真实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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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论阻吓罪恶的作用就从这种心理中发生。神是无法证实的，只要人相信神灵存在，或者对神灵将信将疑，就会对神灵保持敬畏心理，这时神灵惩恶扬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神灵的权威既然无法证实，也就永远无法打消。如果有人说这是胡扯，那么请他发明一个既不胡扯（有充足依据）又对罪恶渴求者有精神威慑力的东西试试看？没有，谁都发明不出来，除了神灵惩罚，人不可能找到其他阻吓罪恶的外在精神威慑力。宗教神学虽然不可验证，但它理直气壮地告诉你，天下的事情终究是公平的，善行必得善报，恶行必得恶报，现世不报来世报，活着不报死后报。这种善恶有报机制给受损害的一方以心理安慰，也给作恶者带来精神威胁，使他们心理总有些不踏实。如果这种信念不好，需要批判埋葬，那么，剩下的恐怕是一种更糟糕的信念：损人利己占便宜，不占白不占；与人为善吃了亏，亏了也白亏。如果将恶人心里的最后一点不踏实也铲除干净，却又不能建立起有效遏制罪恶的俗世精神力量，那会是什么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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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神论容易出现神权奴役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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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论也有相当麻烦的一面，就是宗教信仰对人的必要约束常常会在人性扭曲中走样成人被神权奴役。而且在人类历史上，神权对人的奴役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量存在的现象。不过奴役人的不是神，而是人自己，具体说是两类人，一类是因为认识水平低而走进误区的糊涂人，另一类是故意制造神对人的奴役以便从中渔利的无良神职人员和江湖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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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认识偏差，就可能导致神权对人的奴役，而且这种现象还具有必然性。相信神能够主宰人的命运，相信神能够对人间事情（包括人的意念和隐秘行动）无所不知，那么信神者就会对神充满敬畏。这时，不明智的人就会不断加码对神的“虔诚度”，直至信仰行为被扭曲——把神的地位抬高到无限大，把人的空间压缩到无限小。有神论者都会对神表示虔诚，但如果把虔诚搞过头了，就会走向神对人的奴役。基督徒做礼拜时都是坐着或站着做，有的教堂里有人提出跪着做虔诚些，于是大家都跪着做（不想跪的也得跪，否则显得自己不虔诚），又有人提出最虔诚是五体投地，于是大家又都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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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神权奴役来自宗教神学界的罪恶。宗教神学界罪恶的根源不是宗教信徒（一般宗教信徒的罪恶冲动远低于非宗教信徒），而是掌握神权的人们以权谋私。权力罪恶始终是罪恶的最大源泉，世俗社会如此，宗教界也如此。经不住魔鬼诱惑的宗教界掌权者，往往假借神的名义奴役人，巧立名目盘剥信众，甚至绑架政府。历史上和现实中，主教、牧师、僧侣在鬼神旗号下干坏事的，不是个别人。欧洲历史上教会普遍向民众征收“什一税”（民众收入的十分之一要被教会征收），用“功德箱”搜括民脂民膏外（神职人员告诉信众，“当你投进的金币在‘功德箱’中叮当一响时，你的灵魂就进入天堂了”），有时还向信徒贩卖赎罪券——诱使信徒购买教会的赎罪券以向上帝赎罪。过分膨胀的神权给欧洲中世纪带来了“千年黑暗”：“到最黑暗的13世纪时，教会居然已经拥有欧洲三分之一的土地，它的钱袋里充满着富人和穷人为了向上帝示好而捐献的钱财。……以禁欲主义和教条主义为特征的苛严教条像一条绳索一样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意志和思想。正是由于这种束缚，经院哲学才会局促地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兜圈子，在一大堆未经审验的假设和先验的结论中徘徊。”（前引《哲学的故事》，第75页）广大信徒过着贫困的生活，一些僧侣却过着奢侈的生活。不少牧师、教父还对女信徒骗色。比如有的教父对女信徒说：我身上有个魔鬼，你身上有个地狱，如果你让我把魔鬼打入地狱，我们就能同时进入天堂。邪教领袖更是普遍骗财骗色，有的利用女信众对自己的迷信，告诉她们升天的捷径就是与他交合。佛教寺庙前都设有“功德箱”，试图以钱向神灵示好的信众慷慨地向“功德箱”投钱，而这些钱难免不被不良僧侣攫取。利用世俗权力搜括钱财时人们很难招架，利用神权搜括钱财时信众更难招架，因为搜括者打着神的旗号，你如果不就范，就要冒得罪神灵的风险，而害怕得罪神灵是信众最软弱的死穴。一般神职人员也可以神压人，他们故意编织一些鬼神圈套让人上钩，你若不依他，就要在心理上承受违背宗教规矩、轻慢神灵的压力。他们就是利用人们畏惧神的心理设置圈套来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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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孩信了基督教，基督教中有一条教规，就是不许敬拜其他神灵，也不许敬拜偶像。这个女孩的母亲信佛教，家里供着菩萨的灵位，于是女孩要撤掉菩萨灵位，母亲不肯，双方吵个没休没止。女孩甚至把挂在家里的亡父照片和影视明星照片也当偶像弄掉了。历史上数不尽的宗教引起的纠纷和战争，也是神权奴役人的表现。有病不医靠神灵，自杀以求早升天，更是被奴役的极致。现代还出现了一些宗教极端主义，其目的是要恢复神权对国家的统治，为达其目的甚至与恐怖主义相结合，给世界带来很大的破坏，这更是有神论要防范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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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宗教都有禁忌约束，不能把所有禁忌约束都看作奴役，要把必要的禁忌约束与神权奴役区分开来。二者的界线是，必要的禁忌约束是以戒除罪恶、保持虔诚心态为目的的，以神权奴役为指向的禁忌约束则暗含着肮脏的利益目的，或包含着明显的愚昧。以戒除罪恶、保持虔诚为目的的禁忌约束也不能过于繁琐，更不能走向极端。除罪恶行为要列为严格禁忌外，其他禁忌都要放宽。禁忌约束是人们自律的重要构件，如果一个社会什么精神禁忌都没有，那它就会变成一个无所畏惧的可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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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神权奴役一来自愚昧，二来自神权与利益的纠结。所以消除神权奴役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信众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文化水平较高者识别能力强，不容易干出愚昧的事情来；二是要对神权掌握者进行制度约束和监控，使他们不能为牟取私利而装神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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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荡涤愚昧和罪恶，宗教神灵才能在人的生命超越中实现正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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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元素：人类不变事物中的基本构件 八、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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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光明与黑暗与它的信仰状态有很大关系，中国几千年来，基本上是一个重俗世、唯物欲的“唯物”主义国家。中国人信仰淡薄，是所有观察者的共同结论。信仰淡薄的必然结果是人的动物化和灵性生命枯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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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精神主要靠儒家的世俗伦理道德来维系，而不是靠宗教伦理来维系。儒家学说也叫“儒教”。但“儒教”是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因为宗教都有神性的超越，而儒学只是处理世俗关系的学说，没有神性。它甚至连生死大问题都没有涉及（学生问孔子怎么看待死亡，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对生死大事采取回避态度）。虽然儒学也提到“天人合一”等命题，但是既无系统理论，又无清晰概念，只是一个模糊的“天地意境”。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的世俗性、非超越性，对中国人的“现世主义”、“实利主义”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虽然具有明显的超越性，但道家（道教）不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也没有提出一套指导人们生活、处理社会关系的宗教性伦理道德体系来。总之，中国人的精神领域、意识形态不是宗教性的、不是超越的。因而中国人在信仰上从来都是淡漠的、不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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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的精神寄托、生命超越的需求总是存在的，既然主流意识形态不能提供正面渠道，人们就只好走旁门左道了，就是敬拜形形色色的神——山神、树神、灶神、土地神、财神、关帝（关云长）、太上老君（老子李聃）等。汉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才有了一些宗教色彩。但是佛教并没有成为中国的国教，中国从来就没有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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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中国人以信仰淡漠著称于世。当代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有宗教信仰，可是十四亿中国人中，有宗教信仰者估计在一亿左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比例水平。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可以说是历史传统造成的，中国人从来就重现世、重俗务、重实利，轻来世、轻精神、轻信仰。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传统呢？原因非常复杂，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在专制集权制度下，世俗权力强大无比，神的实际地位也在皇权之下，皇权可以抬举一切，也可以碾碎一切，所有的宗教神职人员都对皇权诚惶诚恐。这种状况使人们觉得，跪拜神灵还不如跪拜权力。相比在利与害上立竿见影的权力，虚无缥缈的神灵显得无足轻重。另一个原因是，神、宗教是虚幻的精神性事物，而重俗世、重实用、重实利的中国人缺少抽象思维和精神需求。哲学家周国平先生认为，中国人不重视精神价值，中国文化缺少精神性。中国人不热衷探究宇宙奥秘、生命本源，只是热衷于探讨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哲学和指导人们过日子的人生哲学。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人是什么？为什么活？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义——这是人面对宇宙时向天地的发问，它要追问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这使西方人生哲学走向灵魂哲学和宗教。中国人不热衷这些，只思考“应该怎么活？”即怎么过日子、怎么与人相处——这是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的提问，所以中国的人生哲学走向了道德哲学、伦理学。眼光局限于日常生活，不思考宇宙奥秘、生命本源问题，没有问天问地的精神，使中国人既不善于钻研大自然的奥秘，又不善于钻研生命的奥秘，于是他们没有深刻的精神需求和虔诚的宗教感情（参见《周国平人文讲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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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信仰的淡漠令西方人吃惊。19世纪中后期西方人侵入中国时，也带来了他们的宗教。当他们要中国人接受西方宗教时，原以为会遭到激烈反抗，哪知中国人对信仰满不在乎，你要他信什么教，他一口答应，你要他不信什么教，他也一口答应。他们发现，中国人根本不把信仰问题当回事，认为跟世俗利益的重要性无法相比，更不能理解西方人为什么要为信仰打仗、要用生命捍卫信仰。这样一种轻视宗教信仰的传统，使中国成了一个基本无信仰国度。一个中国青年在美国读博士，美国同学问他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们没什么信仰不信仰的，通常这个话题都不被提起，就是工作、赚钱、过日子，然后死去。美国青年吃惊地问，没有信仰那你们怎么过呀？非洲黑人也不理解无信仰的中国人怎么生活。一篇网络文章说：“在非洲，到政府部门办事或到法院参加诉讼，都要填写各种表格，其中有一项就是宗教信仰。这让我很为难，我填写什么宗教信仰呢？共产主义不是宗教信仰呀，我只好空着。他们问我怎么不填写信仰，我说我无信仰。他们疑惑不解，人怎么会没有信仰呢。后来，很多非洲朋友总和我说起宗教信仰一事，问中国人去不去教堂，信仰什么宗教。2009年复活节，喀麦隆BUEA大学一个叫Zita的学生还发短信问我是否相信耶稣复活。中国宪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可信教者是少数，来非洲的中国人也大多没宗教信仰。非洲人见中国人星期天也不休息，从来不去教堂，对中国人的人生态度甚是不解。他们说，工作赚钱是人生的过程，但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是一种精神追求，人生的归宿是与上帝在一起。”（刘植荣：《非洲人眼里的中国人》，见2012年2月1日搜狐新闻之“世界观：欠发达国家民众如何看待中国人”。）如果有人问我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我会回答说：少数中国人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多数中国人信仰“金钱拜物教”和“权力拜物教”，尤其笃信“权力拜物教”。但是，无论怎么狂热地拥抱金钱、权力，也只能得到一些世俗利益，并不能使自己的精神生命获得超越，要寻找生命超越之路，还只能从非世俗的精神途径去寻找。权倾天下、万古留名的秦始皇，还要派人寻找不死药，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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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说欧洲、美国、大洋洲是基督教世界，中东是伊斯兰世界，俄国是东正教国家、印度是印度教国家，但你无法说中国是什么宗教的国家。中国人在政治上是高度统一的（这与“权力拜物教”互相促进），但在精神信仰上是不统一的、分立的、淡漠的。它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人们精神匮乏、心灵苍白，并容易走向行为动物化、精神荒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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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信仰的情况下，人很容易动物化，而动物化的人类是很难治理的。中国有的地方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成建制地”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有毒食品和假药，这种整体堕落行为大量存在，说明在那些人的心中，只要能够逃避法律打击，或法律打击不严重，就什么都可以做，正应了“文革”时的一句话——“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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