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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最近的大选为例,这是现实中一个运用“反对”的好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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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依据“改变”理念实施了一个聪明狡诈的政治纲要。那时候,人们对乔治·布什的信心降到了低谷,所以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他们已经在反对现有政府的共和党政策。奥巴马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从这些政策转向某些含糊但迷人的替代方案,他称之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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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在民主党初选时,另一个人气很高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指责奥巴马并没有明确说出他所谓的“改变”是指什么。她指出:改变只是个词语,需要进一步详细解释。但是奥巴马很聪明,他比希拉里更深刻地理解到,在一个“反对”盛行的社会里,提出具体的东西等于自杀。提出细节等于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在一个反对之风盛行的社会里,他倡导任何方案或者站在任何立场,都会招来很多批评。所以,让希拉里无奈的是,奥巴马始终含糊其辞。她越是要求实质性内容,奥巴马的演说就越是充满了鼓舞人心的激励性辞藻。这些演说成了政治说教,让人抓不住目标进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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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竞选参谋知道,他需要做的就是驾驭对布什的反对情绪,同时培养人们对希拉里的反感。所以希拉里提供的细节越多,她提供给奥巴马和全国人民攻击的目标就越多。同时,希拉里就会更加迅速和猛烈地回击人们对她的反对之声,因为奥巴马没提供任何具体的东西让她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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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对“比尔和希拉里”还要在白宫里待四年的反对和“同样的老共和党政策”还要持续四年的反对开始造起声势。而从始至终,奥巴马只恰到好处地透露一点细节来告诉美国人民他是一个可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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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任何对奥巴马的反对都被重新包装为对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反对。反对奥巴马这一做法成了表明自己有种族偏见的微妙迹象,这样一来,反对者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不利处境中。这个三连胜的策略巧妙利用了人们对希拉里、布什和种族主义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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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竞选的攻守策略归结起来十分简单,就是他比竞争对手更理解和善于操纵“反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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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身为一个领导者,必须能够做出具体的决定,执行真实的计划并进行立法,所以我们可以预见,等奥巴马一上台,人们对他的热情会立刻变味。改变是个笼统的概念,没什么好反对的,但是反对国家医疗保健、阿富汗增兵、解救汽车公司和那一揽子刺激经济的计划却是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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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只要奥巴马提出什么具体的东西,公众就开始反对,因为有了反对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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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巴马决定把关塔那摩的犯人转移到其他监狱、帮助银行摆脱困境、会见恐怖主义国家元首时,曾经在大选中热烈支持他的人一下子成了最猛烈抨击他的人。周日早晨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轮流对总统决定和领导能力挑毛病。奥巴马打着改变的旗号所走的每一步,如今都遭遇到猛烈抵制,虽然这个想法曾经风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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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月就职时,受欢迎的程度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前所未有,但上任还不满一年,人们对他的支持率就陡然下降到50%。按照“反对文化”的特点来衡量,这个趋势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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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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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反对行为不仅对于政治竞选运动起作用,还是销售产品的成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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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最近苹果电脑的很多电视广告(苹果声称将停止播放这些广告)就利用反对策略。一个代表苹果电脑的年轻人和一个代表普通个人电脑的人对话。代表普通个人电脑的人苍白、矮胖、不讨人喜欢,没人会愿意自己变成他那个样子。而代表苹果的人身材修长,打扮入时,反应敏捷而且长相帅气。所以不难理解这个广告为什么会那么奏效:一旦我们对代表普通个人电脑的人产生反感,我们自然就会和苹果电脑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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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比性广告并不新鲜,但是反对性广告却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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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性广告重在表现一种性能怎样优于另一种性能;但反对性广告不会表现任何具体的性能或者信息,它依靠的就是让我们不喜欢另一种选择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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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聪明的广告经理人知道:如果人们只认可两个市场主导产品,他们只需贬低竞争对手,就能说服客户获得市场份额。解释自己产品的具体优势根本不及指出另一种产品的缺点来得有效。不管这些缺点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感觉出来的,是关键的还是表面的。如果有机会改变人们的购买决定,下一步就是做负面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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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知道自己反对什么——不管多么强烈——与知道自己支持什么、想要什么、相信什么是不同的。操纵“反对”恰恰是在嘲弄“自由选择”,因为选择看似是自由的,而它们却恰恰不是:不管是默认与否,选择根本就是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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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策略”分化选择。在极端对立的选项之间进行选择不能解决全球气候变暖、战争或医疗保健等高度复杂的问题,因为它迫使大脑选择“哪个”方案而不是去思考“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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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我们不得不考察5或10个可能的合理选项,其中没有一个是完美的,难道最佳方案是要把每个方案里的可取因素结合起来吗?那么怎么做决定呢?然而,这正是洞见式思维所要解决的。洞见不考虑“哪个最好”,而是思考“什么最好”。一旦我们为大脑重新构架这个问题时,我们会惊讶于结果竟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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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可能在民主党初选和全国大选中运用了分化选择来为自己服务,但是一旦稳稳坐上总统的位子,他就意识到分化策略对于复杂的决策来说是有缺陷的。最佳方案不是奥巴马,也不是希拉里,而是两个人合作。顺着这个逻辑再推一步,如果可以跨越表面的党派界限,让他们中经验最丰富的麦凯恩参与进来共同执政,对我们会更加有利。但是那需要我们在进化中迈一大步,意义不亚于用后腿直立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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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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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导致一个文明开始拒绝观点、信息、知识和解决方案呢?为什么“反对”会在21世纪发展成一个超级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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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问题都要回溯到认知门槛——人脑进化的缓慢速度和复杂性快速升级之间的不可避免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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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随便找个5岁小孩,给他一件很复杂的玩具,观察他会怎么办。不消几分钟,他就会把玩具推到一边儿去了。问他为什么不想接着玩这个玩具,多数时候他会回答“我不喜欢”或者“我不想接着玩了”。几乎没有孩子会说:“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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