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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我们掌握了驾驶技术，情况就完全不同。我们开车的时候会不假思索。我们开车走熟悉的路线根本连想都不用想，还可以奇迹般地避开行人和其他车辆，也不会闯红灯或拐错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一旦开车变得如此驾轻就熟以至于都不用费心思考的时候，它就被交到基底神经节处理，在这里任务是自动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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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变化不断加速，我们要应对的环境越来越陌生和复杂时，会发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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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每天走不同的路线去上班，周围的建筑都是陌生的。或者难度再大点，试想别人要求你开一辆完全不同类型的车，并且沿途还要在几个不熟悉的地方停留，最后还要准时到达。为了处理这些新信息，我们必须把前额叶皮质完全调动起来。在完全陌生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将任务降格到基底神经节，哪怕这个任务再小。这样一来，不断加剧的复杂性导致前额叶皮质超负荷——相当于让CEO全天分秒必争地解决一个企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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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反射性地以我们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去反对所有事情？原因在于：“反对”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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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罗克（David Rock）和施瓦茨在他们2006年的文章《领导能力的神经科学分析》（The Neuroscience of Leadership）中，观察到“变化是痛苦的”。两位科学家研究了人类对变化了的工作环境的抵制情况：“经理在工作场所中做的很多事情——怎么推销自己的观点、组织会议、管理他人和沟通——都是很常规的事务，以至于都是基底神经节在操纵。想改变任何固有的习惯（或看法）需要做出很大努力，集中注意力。这往往让很多人感觉不适。所以他们尽一切努力反对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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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没有就此结束。两位科学家还解释了为什么反对是由恐惧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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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提到牛津大学埃德蒙·罗尔斯（Edmund Rolls）博士的研究，他首次表明我们的设想和实际之间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在成像技术中以显著的光脉冲形式表现出来”。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期情形和实际发生情况之间的差异立刻被前额叶皮质报告为“错误”，而前额叶皮质这个脑区域直接连接着人脑的“恐惧电路”——杏仁核。根据施瓦茨和罗克的研究：“大脑发送有力的信息说明某个事情出错了，更高级的思维能力被减弱了。变化本身放大了压力和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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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观察到“前额叶皮质和杏仁核是哺乳动物大脑中最古老的部分”。因此，这种报告我们的预期和实际情况之间出现错误的能力，有助于保证我们的祖先得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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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茨和罗克的重要研究表明，人类对于复杂的东西存在一种天然的生物障碍。另外，由于“反对”是减少复杂性的有效方法，反对行为愈来愈盛行也就毫不奇怪了。随着复杂性的发展，“反对”程度也随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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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撞上了一个认知门槛，我们就开始一股脑地排斥数据、观点和解决方法，试图错误地让复杂性降低到可控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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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当我们的大脑应付不了工作时，我们干脆就根据自己的能力来缩小工作范围。这是一种危险的逆向工程，即简化问题来适应我们已知的解决方案——那些已经存在了好多年但并不奏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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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专门的认知工具来处理不断升级的复杂性，妨碍“反对”的尝试都会失败。在一个变量太多、变化太快的环境里，大脑会寻求简单的解释和更少的选择去恢复秩序。而与此同时我们又知道，克服复杂性的关键是增加多样性和选择，而不是对它们进行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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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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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鼓励发展洞见，就要铲除“反对”产生的根源。我们越是发展认知能力来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就越不会将问题过度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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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茨是这么说的：“研究发现表明：在出现洞见的那一刻，一套复杂的新联系正被创建起来。这些联系具有一种潜力，能增强我们的心智，克服大脑对变化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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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简单。只要提高洞见——我们处理复杂性的天生的能力以及我们“对变化的抵制”就能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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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存在一个小问题：我们现在知道“反对”妨碍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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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是1938年巴甫洛夫观测正强化和负强化对诱导狗流涎的实验，再到20世纪70年代斯金纳发表《超越自由和尊严》（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研究生院一般称之为“Dognity”），行为心理学家一直在收集确凿证据来证明批评、负强化和僵化刻板会阻碍创造力、生产力和发展。随便找个在批评氛围中生活的孩子或宠物，对他们进行观察会发现，他们畏缩、缺乏自信、恐惧，还有很多异常行为。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如果处在批评氛围中，都不会健康成长，因为那种环境孕育了对失败和拒绝的一种害怕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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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研究洞见的神经系统科学家发现，刺激洞见所需的条件和鼓励创造力所需的环境是高度一致的。研究表明：放松、放飞思绪、消除杂念和正强化会激励洞见的发生。虽然公正地说，这些研究人员指出，洞见也会在极度紧迫的条件下出现，比如瓦格·道奇的例子。洞见的自发本性意味着它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但是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证明：积极、放松和创造性的环境提高了这种“不常露面”的解决问题方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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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几乎每个人都熟悉“自由讨论”这种常见活动。自由讨论的规则非常简单：一旦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自由讨论的基本原则是：当有人发表意见时，其他人不能对其看法、观点或解决方案进行批评。修正他人的建议也是不允许的。同样，同龄人的压力、操纵、兜售和任何其他阻碍创新思维的策略也被禁止。用化学家、作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的话说：“要想找到一个好办法，最佳途径就是收集一大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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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讨论通过创造一个安全、富于激发和有趣的环境而激发洞见，在这样的环境中，大脑可以自由思维，不用惧怕什么负面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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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由于明里暗里的反对，自由讨论虽然初衷很好，但是结果多以失败告终。不屑地扬眉毛、摇头、不耐烦地跺脚就是不赞成的表示。结果，虽然自由讨论活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一时，但在21世纪的今天，却被大部分人认为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不太可能产生任何重要的突破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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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经济状况越是糟糕，自由讨论消失得就越快，虽然这种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恰恰是困难时期最最需要的。商务休闲会议，行政主管培训和团队建设训练被视为奢侈品，首先从预算中剔除。经济压力导致恐慌、僵化和顺从，在这种反应之下，创造力和创新被认为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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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新思维和解决方案的忽略和排斥代表了“反对”这种超级文化基因最危险的影响之一。我们越是反对，就更多地是在阻止洞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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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我们意识到了“反对”的不良影响，难道不能阻止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国家染上这种倾向吗？毕竟，我们现在知道认知门槛是怎样引起“反对”的，“反对”如何让进步停滞，以及进步对于阻止崩溃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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