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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03 莫斯的理论地位很复杂。他非常推崇系统比较，相信所有时间和所有地点的社会生活存在周期性再现的模式。但是，他又经常在推断不同社会之间的异同点时，做出相对主义者的注解。如同拉德克利夫-布朗，莫斯也受到了涂尔干的激发，却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他不是要发展一种具有完全“法则”的“社会的自然科学”，他的目标在于对差异极大的社会进行描述和分类，以便找到类似的结构。通过这种方法，他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大范围社会生活的理解。莫斯实际上从未以自己的名字出版过著作，他的著作《礼物》（The Gift，1954[1923－1924]）最早出现在《社会学年鉴》一刊中，在涂尔干1917年去世以后，莫斯自己接管了这本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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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05 莫斯也从来没有做过民族志田野调查，但是他广博的语言学知识和文化历史知识使他对当时的现象如献祭、赠礼、人格和民族等做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分析。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的大量精力都花在了补充和出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同事们留下的未完成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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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07 《礼物》在20世纪的人类学界被看做是最重要的单篇文本，莫斯短暂的研究生涯也一直都有人解读和仰慕。讽刺的是，杜蒙（Dumont）回忆道，从未亲自做过田野调查的莫斯竟花了好几个每周专题研讨会详细讲授观察中的各种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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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09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从进化论者的理论和宏大分析转向具体的、翔实的和以经验为基础的工作，这一趋势以不同的方式在英国、美国和法国发生，总体看来，不亚于知识界的一场革命。短短几年间，泰勒、摩根甚至弗雷泽的著作已经被归类于历史的尘埃，这门学科在事实上被一小群学者所接管，他们把深入的田野调查、文化相对论、单个小范围社会的研究和严密的比较看做是新的学科规范的精髓。今天的学术机构、会议和学术期刊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观点之上，那就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与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以及莫斯是分不开的。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其他国家的人类学传统也是如此（参见Vermeulen and Roldán 1995），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荷兰、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以及部分的德语世界。苏联/俄罗斯和东欧的人类学遵循的是不同的路线，与德国较早期的人民学（Volkskunde）传统还保持关系，该传统更注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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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11 我们现在简单地总结一下，可以说，人类学后来的发展，显示出既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奠定好的基础的一个延续，同时也是一个批判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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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13 20世纪下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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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15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专门从事这个专业的教学和研究的人类学家和人类学机构在数量上获得了迅速增长。这门学科也产生了多种变化，“人口压力”是部分原因。学科出现了新的专业分支，如心理人类学、政治人类学以及仪式的人类学等；地理性的关注焦点得以增多：1920年代的太平洋地区是培育新理论的最肥沃土壤，非洲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扮演了同样的角色，美国人则抢占了研究北美印第安人的先机并贯彻始终，1950年代拉美地区的“杂交”（或西班牙或葡萄牙人与北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社会与印度和东南亚的人类学都引起了很大兴趣，到了1960年代，新几内亚高地也变得同等重要。这些地理性关注点的变化也许是理论发展的后果，因为每个地区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特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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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17 1950年代以后，殖民主义的尾声也影响到了人类学，从普通意义上说，在第三世界国家获得做研究的许可变得更加困难，更进一步说，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成问题，因为传统意义上“被观察的”人们自己的知识分子和代言人越来越多，他们常常反对西方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做出解释。人类学不仅在规模上得到发展，在知识和学术方面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增强。但是当时的局势本身也提出了特殊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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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19 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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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2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第一个重要理论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作为莫斯的仰慕者，列维-斯特劳斯（1908－）也像他一样，不是一个以田野调查为主的学者，而是基于结构语言学、莫斯的交换理论和利维-布留尔的原始心智理论（这是列维-斯特劳斯反对的理论）所带来的灵感，发展出了一个关于人类心智的原创理论。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1969[1949]）介绍了一种关于亲属制度的符合语法的、形式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关于婚姻体系（在不同群体之间交换妇女）。列维-斯特劳斯后来扩展了他的理论，涉足图腾制、神话和艺术。并非无可置疑的结构主义对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产生了远远超出人类学界限的巨大影响，而且法国人类学界的一些当代领头羊都曾是列维-斯特劳斯的学生。英语世界对于结构主义的接受要迟缓一些，因为列维-斯特劳斯的主要作品直到1960年代才被翻译出来。但是它们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大量的追随者和毁损者。结构主义被指责为不可验证，设置了某些人类心智中不可被证实或证伪的特质（最著名的是它的对比或二元对立的倾向），但是不少人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永远面向人类的普遍性，在研究语言和神话等符号系统的时候是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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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23 另一个结构主义的不同分支，在很长的时间里影响力较小，是由莫斯的另一个学生路易斯·杜蒙（Louis Dumont，1911－1999）所创立的。他是一个精通梵语的印度通，在北雅利安和南德拉威做过田野调查。杜蒙比列维-斯特劳斯更接近涂尔干的社会内聚力的教导，在他关于印度等级制度的主要作品《阶序人》（Homo Hierarchicus，1980[1969]）中，他赞成用一种整体的视角（作为对个体视角的反对），他认为印度人（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一些非现代的人）没有将他们自己看做是“自由的个体”，而是像无法回头的演员陷入一张由许多义务和社会关系织成的网中；在印度，这张网无疑是分等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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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25 法国后来的几代主要人类学家，大多数都与列维-斯特劳斯、杜蒙或巴朗迪耶（Balandier）有关，巴朗迪耶是非洲文化研究者，他的政治人类学著作在法国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同时也激发了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将人类学应用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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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27 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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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29 在英国及其殖民地，结构-功能主义在世界大战以后压力越来越大。今天，人们提起结构-功能主义，会提到的人物主要是普里查德与福特斯。确实，普里查德在1950年代否认了他自己先前的观点，认为寻找“社会的自然法则”是徒劳无功的，人类学自身应该跟上时代，它是一门人文学科而不是一门自然科学。回顾地看，他这个转变常常被引述，作为该学科的注意力“从功能转向意义”的一个标志，这个时期，美国的一位主要人类学家克罗伯在美国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其他人类学家也发现他们开始偏离了越来越被视为概念紧身衣的道路，例如，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利奇（Edmund R．Leach）在他的《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1954）一书中暗示其脱离了某些正统，特别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格言——社会系统是倾向于均衡的，以及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神话是累积的“社会宪章”。后来，利奇这个一直是有争议和不可预知的思想者，在英国成为结构主义的主要推动者和批判者。早些年，利奇的同时代人弗思建议区分社会结构（社会状况的设置）和社会机构（Firth 1951），他将后者看做社会生活的实际进程，可以从中看到选择和个体冲动与结构性限制之间的有力冲突。后来，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一些年轻的社会人类学家，著名的有贝利（F．G．Bailey）和弗雷德里克·巴思（Fredrik Barth），延续弗思的引导路线和游戏理论（一种经济学的新进展），在社会生活中提炼一种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视角，而以前最重要的规范和社会机构层次被重构为背景变量（甚至在巴思的纲要声明中，沦为意愿行动的非意愿后果）。拉德克利夫-布朗的门徒、普里查德的亲密伙伴格卢克曼（Max Gluckman）遵循不同的路线，也进一步抛弃了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整体方案，将社会结构重构为一套相当松散的规范，同时强调个体行动者的重要性。格卢克曼的同事包括一些重要的非洲文化研究者，如爱泼斯坦（A．L．Epstein）、克莱德·米切尔（J．Clyde Mitchell）、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和伊丽莎白·科尔森（Elizabeth Colson），1950年代和1960年代，这个团队在南部非洲展开工作，在都市人类学和少数民族研究方面都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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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31 新进化论、文化生态学和新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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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33 从事实践的人类学家的数量在美国总是比在其他地方多，这门学科在美国也是异彩纷呈。尽管博厄斯的文化相对论学派流传至今，影响仍然非常大，其他学派的学者也都留下了各自的印记。1940年代后期以来，对摩根的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兴趣重被点燃，一些非博厄斯的思想兴起，出现了进化论和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案。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是芝加哥的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一个学生（雷德菲尔德本人自己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学生），他提出了一个文化动力学理论，区分了“文化核”（基本制度如劳动分工）与“文化的其余部分”，他的方式令人想起了马克思，却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而不能提及马克思的影响。斯图尔德在拉美的农民和北美印第安人中间领导研究项目和进行监督工作，他倡导人们重新对文化、科技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关注。与他同时代的怀特（Leslie White）的观点更加具有决定论色彩（考虑到斯图尔德允许当地的较大变化），而且将符号文化看做是很大程度上的独立王国（参见第十三章）。在受怀特影响的大量学者中间，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他自己的理论中坚持唯物主义决定论，他称之为文化唯物主义，而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1960年代做出了从新进化论到受结构主义影响的符号人类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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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35 文化生态学，很大程度上是北美的特产，由斯图尔德和怀特的倡导蔓延开来，代表了一种在人类学和生物学之间进行的罕见合作。特别是在1960年代，这类研究很多：最著名的无疑是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的《猪献祖先》（Pigs for the Ancestors，1968），它试图从生态学的角度去解释新几内亚高地一种反复出现的仪式。另外，在1970年代，尤其是在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者的农民研究的高潮，明显也要归功于斯图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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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37 1960年代晚期出现的激进的学生政见，对学术界的强烈冲击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早期，事实上也对各个地方的人类学产生了强烈而短暂的影响。具有更持久贡献的是，法国人脱离了由斯图尔德起始而后由沃尔夫（Eric Wolf）、明茨（Sidney Mintz）和其他人推进的农民研究路线，而是努力综合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不得不提到的还有阿尔都塞（Althusserian）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和人类学相对论者，他们希望将对当地环境的关注和一种普遍主义的（最终是进化论的）社会理论相结合，特勒（Emmanuel Terray）、梅拉索克斯（Claude Meillassoux），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戈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就是其中几位。尽管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最后不流行了，学者们——尤其是那些从事应用工作的——仍然继续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汲取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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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39 符号和认知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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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41 博厄斯的理论遗产要旨比唯物主义方法更加真实，认知和符号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里得到了迅猛多变的发展，最主要的理论家之一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他写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极力宣扬诠释学（解释的方法）。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创意可能会被质疑——可能的理论家先驱包括哲学家保罗·里克尔（Paul Ricœur），格尔茨提到过他的影响，同时还有普里查德和马林诺夫斯基——但格尔茨作为一个写作者所具有的创意却不容置疑，而且他可能是当代人类学家中最出色的作家。世纪之交，和他一起成为文化相对论的首要倡议者的还有他的同时代人萨林斯，萨林斯出版了一些涉及不同话题的重要著作（从莫斯的交换理论到社会学和库克船长的死，参见第十五章），他不断强调符号王国的独立性，从而认定文化变迁不能借助于物质环境或人的生物性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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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43 英国的人类学界也是如此，战后，对于意义、符号和认知的兴趣得到了较大发展，特别是1960年代以后（部分归因于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较晚发现），直到这时，英国社会人类学才显现出强烈的社会学色彩。有两位学者将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与符号和意义研究进行了出色的融合，他们是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维克托·特纳。特纳曾是格卢克曼的伙伴，他从范·盖内普那里获得提示，发展出了一套对赞比亚的德布人（Ndembu）的成人仪式的复杂分析，既显示了他们功能整合的方面、参与者意味深长的作用方面，也显示了他们更深层次的符号意义。普里查德的学生道格拉斯因其著作《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1966）而出名，她分析了人们关于肮脏和不洁先入为主的观念，以此作为思考社会边界和自然/文化分类的一种非直接途径，因而可以说是将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主义进行了合并。因其多产和创新，道格拉斯也许是今天改良的结构-功能主义者中最主要的辩护人（参见Douglas 1987，以及本书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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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45 与上述所有这些（和其他）关于从“文化”或“社会”的角度如何感知世界的视角不同，那些强调行为者观点的人类学家辩称道，没有两个个体是以一种同样的方式看世界的，因此将整个社会进行归纳是荒谬的。在此，女性主义的冲击是确定的。19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区分了常常具有很大差异的男人和女人的世界观，他们展示了“社会”的传统解释实际上指的只是男人的视角，因为不管是人类学家还是主要资料提供者都好像是男人（Ardener 1977）。从另一条脉络来说，早先从个体方法论的角度批判过结构-功能主义的巴思分析了新几内亚和巴厘岛的知识体系（Barth 1975，1993，参见第六章），揭示了哪怕是很小的社会其内部所具有的种种巨大变化。一个更加激进的批判来自美国，特别是影响广泛的《写文化》（Writing Culture）（Clifford and Marcus 1986）出版以后，大多数撰稿人都试图说明文化整体和整合社会的观念是人类学家的幻想，他们认为真实的世界比人类学写作中所暗示的要复杂和暧昧得多。同类的其他出版物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营造了对该学科进行批判的氛围，因为包括文化在内的一些中心概念，都被置于严重扭曲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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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47 尽管符号人类学常常强调文化独特性因而捍卫了相对主义的地位，有时它隐藏的是一种更深的普遍主义。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最有影响的理论是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强调所有语言之间的共同点。即使是最强烈的相对主义者也需要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以便于比较，这种普遍主义最终定居在人类结构主义意识中和多种认知人类学中（参见D’Andrade 1995）。而从这种角度看，甚至可以说文化的相对性仅仅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在任何地方，意识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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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503649 新千年伊始，人类学成为一门多姿多彩和四处蔓延的学科，在每个大洲都有其学术根据地，尽管它的思想中心仍然是世界上说英语和法语的地方。虽然我们仍有可能区分出美国的文化人类学、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和法国的民族学（ethnologie），但是该学科比以往要更加单一化了——也许不是在其观点上，而是研究方法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被从事民族志田野调查的学者深入研究过，不过因为世界在不停地变化，总是有新的研究被唤起。专门化研究激增，从民族医药研究和身体到都市消费文化、广告和虚拟空间。尽管19世纪和20世纪的各种宏大理论——从单线进化论到结构主义——大体上已经被抛弃了，却有人提出各种新理论声称能提供一种关于人性的单一观点，例如，进化论和认知科学的新进展对社会生活和人类心智分别做出了野心勃勃的总体解释。考虑到诸如社会组织、知识体系、家族制度、神话和仪式等问题的性质，尽管比其前辈更加专业化的新一代人类学家在各种新的经验环境中尝试进行探索，早期人类学家面临过的困惑和难题仍然还是这个学科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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