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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Barnard: 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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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Kuper: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 3rd edn. London: Routledg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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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三章 田野工作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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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资料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的资料是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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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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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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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在于其十分强调把民族志学的田野工作作为获得社会和文化新知识的最重要来源。一次田野研究可能持续几个月、一年、两年甚至更久，它的目标是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尽可能最深入的理解。为了加深理解或记录变化，许多人类学家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多次返回田野点。尽管不同的学派之间存在田野调查方法的差异，他们的一个共识是：人类学家应该在田野点待上足够长的时间，直到他或她的出现在当地居民（也就是信息提供者）看来或多或少是“自然的”事情，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或她仍然一直是个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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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点，很多人类学家不知不觉中扮演了小丑的角色。他们可能用错误的语法说了奇怪的话，他们询问一些令人吃惊有时是不得体的问题，而且在事情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上倾向于打破一些规则。这样一个角色对于田野工作来说，可能是一个精彩的起始点，即使很少人这么干：通过发现当地人对某人自己的行为有怎样的反应，某人获得一个关于他们的思维方式的先期提示。在不熟悉的环境里，我们或多或少都会被看成是小丑；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有这么多行动规则，当你尝试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里参与社会生活时，打破一些规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在英国，白色短袜配深色衣服被认为是没教养的；而恰巧对当地服饰礼仪不完全精通的人就是这么搭配的。在田野点，已知人类学家们犯过比这严重得多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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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点，人类学家被假定的一个不同的有时更成问题的角色，是专家。很多田野工作者被他们的主人待若上宾、用特别尊敬和礼貌的方式和他们说话，诸如此类。这样，就有可能存在一种风险：主人们耻于将社会中的某些方面展现给高层次的陌生人看，因此田野工作者可能永远也看不到那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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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在田野扮演了什么角色——至少在前期阶段，大多数民族志学者很可能既有点像专家，又有点像小丑——田野工作的要求极其苛刻，既有专业的方面，又有做人的方面。人类学家撰写的整齐有条理的而又丰富多彩的文本是来自一段长期的田野工作的终极产品，而这些田野工作更多的是以厌倦、疾病、个体贫困、失望和沮丧为特征的：很少有人类学家会坚定地声称他们的田野工作是一次持续使人激动的探索旅程、充满愉快的经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一开始，你在掌握语言和行为规则方面往往比较弱，在许多情境下也会感到无助。此外，你还会遭遇怀疑和敌意，以及在应付不习惯的气候、奇怪的食物和不同的卫生标准时身体的极端不适应。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具有“西方”中产阶级背景（这是大多数人类学家的情况）的人来说，去适应那些认为独处是一种可怜或病态情形的社会是一件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事情。坦白说，在很多乡村里，你不可能独处，而对于越来越多的那些在现代都市中从事田野调查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常见。他们的情况是，问题可能刚好相反：在那些拥有电视机和小轿车的社会里，人们的时间被认为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一个民族志学者可能很快就发现，他或她的到来在当地人中间既没有造成兴奋点也没有引起好奇心，而持久地融入当地生活是困难的。都市的田野工作比乡村的田野工作更容易中断，因而常常依赖于更加正式的方法，如结构性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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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异域情调”的田野工作也不该被不适当地浪漫化。在一些美国当地人中间，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专业的民族志学者的信息提供者，他们花费时间向来访的民族志学者讲解复杂的神话和习俗，一些文化学者因此付给他们可观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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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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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田野工作的基本要求包括尽可能努力地参与到当地生活中去，人类学家也会使用一系列专业化、正式的技术去收集资料（例如，参见Pelto and Pelto 1970；Ellen 1984）。根据其所从事的田野工作的类型，可能会不同程度地运用到结构性访谈、统计抽样和其他技术。多数人类学在田野中依靠正式的技术和非结构参与观察法的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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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观察指那些构成了大多数田野工作基础的非正式的田野方法，不管怎么说，它补充了其他的技术。这种方法的目标是尽可能深入到其所研究的社会与文化田野中去，在实践中，成为如普里查德所说的一个“双重边缘（doubly marginal）”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好像悬浮于其本身所属的社会和被调查的社会之间。在参与观察期间，田野工作者努力让自己融入当地生活而且尽量不被人注意，这样他们才能如常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在这点上，隐蔽观察还是开放观察成为人类学界内部讨论的话题。总的来说，大家一致认同：如果没有告诉当地人田野调查的任务包括哪些的话，这是不道德的。被研究的人们应该有权拒绝被作为人类学分析的对象。在隐蔽观察中，他们被剥夺了拒绝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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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田野工作有很多种方法，为如何进行田野工作提供一份清楚的秘方是不可能的。首先，人类学家自己是所使用的最重要的“科学工具”，研究过程中，要投入大量他或她自己的个性（参见Hastrup 1995）。另一个变化的来源是人类学家研究的不同话题和差异极大的社会环境。研究方法必须适应选题的要求，但要更加具体地说就有点困难。普里查德曾经回忆1920年代早期他第一次尝试了解田野工作（1983，pp．239－254）的时候，他询问了一些有名望的人类学家田野调查应该怎样进行，而他得到的是一些不同的回答。首先，他请教了著名的芬兰民族学家韦斯特马克（Westermarck），韦氏说：“和被访者的交谈不要超过20分钟，因为即使你不觉得厌烦他也会觉得。”普里查德评论道：“非常好的建议，就是有点不够充分。”哈登（Alfred Haddon）说：“事实上非常简单；你的举止应该一直像一个绅士一样。”普里查德的老师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则“告诉他每晚服用10克奎宁以及远离女人”。最后，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告诉新手“不要成为一个十足的笨蛋”。同样的问题，普里查德后来的回答强调事实本身是无意义的，换句话说，“你必须准确地知道你想要知道的是什么”以及此后从可能的技术中寻找一种合适的方法论。唉，田野工作真的没有简单的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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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关于调查过程的许多说明很可能是极其理想化的，特别是关于田野调查。对于一种定义模糊的研究技术“参与观察”的表述可能就像一张方便的毛毯，发挥的作用是隐藏起实地研究过程中的道德缺陷和方法论的不足。许多民族志学者对于他们所研究的人民很可能抱有非常摇摆不定、有时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当马林诺夫斯基的私人日记在他去世20多年后出版时（Malinowski 1967），激起了长久而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在美国。马林诺夫斯基，过去和现在都被看做是一个杰出的民族志学者，却被证明了对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居民有着并不友好的观点。他的计划包括从当地人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岛民，而私下里他却常常认为他们是无知的野蛮人。他写道，在早晨，为了田野工作，他不得不强迫自己离开他的小屋。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问题是：在给以如此少量尊重的人们中间是否有可能开展好田野工作。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只要你在田野工作中不妨害当地人，没有规定反对你对他们抱有的消极态度。在结束的时候，参与观察的价值在于你所收集到的经验材料的质量，而不是你在当地结识到的亲密朋友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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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中的常见问题可能是对当地语言的有限了解、性别偏见（参见第九章）或是你主要的受访者并不能代表整个社区的事实。关于最后这一点，一些人类学家倾向于过度关注社区精英可能是事实（尽管在复杂社会中精英们很少被研究，部分原因在于找到他们很难）。首领、教师和其他非典型的个体常常是最有能力向来访的人类学家提供服务的人，而人类学家无意中也被这类人所吸引，因为他们跟他或她自己比较相似。贝里曼（Gerald Berreman 1962）曾经撰文说，在他自己于印度北部的田野调查中，他曾依赖一个翻译者，非常失败的是，直到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发现这个翻译者明显成为使他的田野工作失真的一个重要来源；不是因为他撒谎或翻译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他在印度等级制度中属于特权阶级的位置，人们不会像对贝里曼这样不在等级制度中的外国人或不属于特权阶级的当地人那样坦率地对他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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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不必区分为是资本密集型的还是劳动密集型的：作为一个研究过程，它是廉价的，因为所用到的唯一科学工具是田野工作者们自身以及可能有的少量助手。而田野工作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可能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是时间密集型的。理想的情形是，你应该在田野点待上足够长的时间直到你能像当地人那样看世界，尽管这大概是不可能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是你不能完全清除你自己的文化背景，它仍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因此，人类学家的知识力量可以说来自于他或她对本地文化和一种其他文化（他或她自己的）的熟悉，以及掌握因此而可能对两者做出解析、比较说明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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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田野方法的力量可能也会成为它的弱点：它要求很多，回报也很多，部分原因是民族志学者不仅投入了职业技能，而且投入了人际交往技巧，民族志学者比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其中。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自从进入田野就精疲力竭，但是会获得特别丰富和特别深入的原始资料。同时，这种程度的个人投入会具有重要的道德暗示，友谊和其他私密关系会发展到“真”或“假”的田地吗？面对受访者，民族志学者有什么样的道德义务？当地受访者可能不支持把他们的个人关注点“人类学化”，也不愿意他们的“外国好朋友”突然消失，再也不回来，为了保护受访者，AAA（美国人类学学会）和其他职业团体，以及一些大学院系已经制定了相关道德章程。另一些不同的问题与个人的背景经历所造成的职业偏见有关，这些个人经历可能会使民族志学者的视野被限制于对他们的早期经验来说显得有意义的社会事实。另一方面，民族志学者自己已有的相关研究也会提高田野工作的质量（参见Okely and Calloway 1992）。在许多例子中，田野工作的个人化程度和其专业化程度一样深切，而且多数人类学家对于他们的第一个田野点都寄予了一生的牵挂。一个很少谈及但未必不常见的话题是关于人类学家和受访者之间的性的关系，一本致力于该话题的文集（Kulick and Wilson 1995）很有特点地命名为《禁忌》（Ta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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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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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经验材料（或数据）之间的关系是所有经验科学的基础，包括人类学。没有科学只单单依靠理论（那样就变成纯粹的数学或哲学了），正如它也不能单单依靠纯粹的事实：这样的话，它就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趣的事情。换一种说法，研究有归纳和演绎两种角度。归纳包括走出去，“观察和学习”，收集人们说什么和做什么的相关信息。演绎包括试图用普遍假说或理论去解释各种事实。假设，我打算探究一个假说：女性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是和她们对经济的贡献相称的（参见第九章）。从演绎的角度，我会建立一个论点以展示该假说的意义所在。但是，在实地研究过程中，我就会转向一种归纳模式，在许多现有的社会中探究女性的地位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只要我发现在一个或几个社会中，经济贡献和女性的相关地位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我就不得不调整我最初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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