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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也许是大多数——民族志作品中，存在某一种显著的视觉偏见。对田野环境的描写通常聚焦在空间组织、建筑物、植物和眼睛一般所看见的东西，明显缺少听觉、味觉和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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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 1986）注意到许多民族志说明事实上忽略了气味，但在一些社会中，气味却在对待世界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 1993）注意到，安达曼岛的翁基人（Ongee）就是靠嗅觉管理自己的世界，他还将“西方世界的嗅觉衰落”与科学唯理论的发展相联系，玫瑰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是与气味相关的，到了18世纪，它的主要目的却变成了“取悦眼睛因而取悦头脑”（Classen 1993，p．27）。斯托勒（Paul Stoller）在《民族志事物中的味觉》（The Taste of Ethnographic Things，1989）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其中提到，各种感官面临着许多被分散的注意力，但人类学却很少进行系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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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声音和情绪》（Sound and Sentiment）一书中，费尔德（Steven Feld 1982）描述了新几内亚的一种人民：卡鲁利人（Kaluli），对他们来说，声音和音乐是主要的宇宙哲学种类。卡鲁利人辨认鸟类不仅根据它们的外观，也根据它们的叫声。事实上，费尔德说明了声音如何作为一种意义符号体系在卡鲁利社会发挥功能，因此，声音和音乐，在卡鲁利人中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沃尔特·翁（Walter Ong 1969）从更广泛的角度说明了，和书写社会不同的口传社会，不喜欢“画出”世界，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说他们不具有一种“世界观感”，而是更喜欢“用可理解的听觉语言，如声音和音调，把现状加起来”。克拉森比较了三个不同的口传社会：墨西哥的索西族（Tzotzil）、安曼达岛的翁基族、哥伦比亚的德萨纳族（Desana），他发现他们所有人都具有理解世界的特殊方式：“索西人为宇宙排序是通过热度，翁基人是通过气味，而德萨纳人是通过颜色”（Classen 1993，p．122）。也就是说，视觉/听觉的二分法虽过于简单，但至少它指出了研究感官的社会用途的重要性——并且批判性地反思了民族志过于依赖视界和图像的隐喻（Salmond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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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本质上说文化和自然是相连的。许多人认为，自然为文化根本供应所需的原材料，在两者之间有一种强烈的互相依赖的关系。自然看上去也比文化产品具有更加坚固和持久的特点，相比之下，后者显得易碎、脆弱而短暂。如果你成功地将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表现为是“自然的”，那么你就使之真正地合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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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常常被认为是具有威胁性的，并且难以控制，但它却永远是文化产品的必要的原材料供应者。同时，文化又很暧昧：它同时是合法化的来源及其反对者。在《自然之后》（After Nature）加中，史翠珊（Marilyn Strathern 1992）描述了一种异常的亲属和世系制度，因为它为个人提供了一种可选方案，可以用（文化）科技控制的繁殖过程代替“自然的”繁殖过程（试管婴儿、人工授精、代孕母亲等等）。一个明显的文化后果是关于什么是文化的和什么是自然的大众观念的变化。史翠珊的著作涉及20世纪末期英国中产阶级的亲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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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主要的方法处理自然-文化的关系。一方面，你可以研究自然和自然-文化关系在不同社会是如何被概念化的；另一方面，你可以调查自然（环境或人类天性）是如何影响社会和文化的。因此，自然既可以作为自然的文化表现而存在，也可以存在于文化和社会之外，但却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方式。作为一个生物物种，我们参与生态系统并且改变它们；作为文化产物，我们创立有关环境的概念并且将我们自己与之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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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和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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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社会生活由行动，或互动组成：如果人们停止互动，社会将不会存在。为了我们的目的，区分行动及其相关概念——行为，也许是有用的：行为指可观察到的包括人或动物的事件，而行动（或动作）这个概念在这里的意思，暗示着行动者会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有所思考。这唤起了人们对人类存在中的意图（意向的、自发的）方面的注意。据我们所知，没有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主观反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这一事实，他对人类建筑者和蜜蜂进行了比较（Marx 1906[1867－1894]），蜂巢可能比人类建筑师造的房屋在式样和功能上都更加完美（至少该建筑师如果碰巧比较平庸），但这两者之间有质的不同：人类建筑师开始工作前意识中已有一幅关于房屋的图像，我们却没有理由认为蜜蜂也同样具有一幅这样的图像，蜜蜂是直接根据预先编程的“本能”而表现的，人类行动者却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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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观念因此意味着人们知道他们在行动，即使他们不一定知道行动的后果。换句话说，总是有可能做一些与此刻你正在做的有所不同的事情，这种行动的不确定性使预测人的行动变得困难；的确，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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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一个行动着的人常常被称为行动者（actor或agent），这个术语也包括集体行动者，因而比“个体”、“个人”这样的词汇更加具有包容性。比如说，陈述的时候，可以说一个行动者，更进一步，在人类学研究中，社团也常作为一个行动者而出现。从一个或几个角度来看，社团是作为行动单位的人的集合体。在许多社会，政治党派和贸易团体是典型的行动者；在另一些社会，亲属群体构成了社团（参见第五、第七和第十一章）。社团的概念应该与部门的概念有所区别：一个部门的人是在分类的水平上具有某些共同之处，而不是以一个行动单位发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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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或动作的概念，通常可以被互动的概念置换。将人们进行互动的各个方面概念化会唤起我们对行动各方互相影响这一特征的注意，但大多数行动不只是直接针对其他行动者，而是会被他们之间的关系所塑造。社会人类学家所研究的最小实体不是个人，而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Leach 1967）。同样，两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被看做是社会建筑中的最小的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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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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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术语中的一些常见词语，如社会习俗（social convention）、互动（interaction）、社团（corporations）和部门（categories），都是高度抽象的比较概念。在跨文化比较中，它们都是很有用的，但它们在本国（或本民族）语汇中只占很稀少的一部分。对于另一些被用来描述人类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的那些概念来说，这一点也是正确的。首先，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对其他成员具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而很少有两个人会具有完全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其次，每个人对不同的人和在不同的场景具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为了分析和区别社会过程中的这些不同方面，我们常习惯地说到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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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是对个人进行社会定义的一个方面，它界定了一种社会关系并赋予其对他人的某种权利和义务。一个人可以有许多身份，比如叔叔、牙医、邻居、消费者、朋友等等。一个社会的人由这些身份的总和组成，也被它们定义。同时，每一个身份都对应着某些社会期待，这些社会期待经由时间而对维持身份做出贡献。对行动者来说，每个身份的相对重要性有很大差异。比如，民族或宗教中的成员身份可能会非常重要，以致影响到该成员行动领域的几乎所有方面。另一些身份，例如在亲属体系相对不重要的社会里，对于个人来说，孙子的身份就不太重要——它只在涉及人数数量很小的情境里被如此定义，并且在其自我认知中也属于意识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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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归属身份（ascribed statuses）和获得身份（achieved statuses）是有启发性的。归属身份不能选择退出，如一个7岁男孩不能选择不是7岁，再比如，2年级的小学生、儿子、孩子等身份都不能选择退出。相反，获得身份是由行动者争取来的。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职业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获得身份，但在另外一些社会，职业却显然是归属身份（无法选择）。经典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观念是：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有质的不同，因为前者中有很多社会身份是获得性的，而后者中的大多数社会身份却是归属性的。滕尼斯（1963[1889]）对“社区”和“社会”的著名区分，还有梅因对契约社会和身份社会的区分，都与这种二重性有关。后来的研究已经表明，这种区分法过于简单化，但是作为分析的起点还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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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身份的概念密切相关的是角色概念，两者有时会被当做同义词使用。不过，人类学一般沿用林顿（Linton 1936）的定义，认为角色是身份的动态方面，也就是，人在身份定义限制下的实际行为。如，在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典型身份可以是“巴士司机”；巴士司机的角色将由这个作为巴士司机的人的所作所为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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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特定的社会身份直接决定着你应该以怎样的特定方式行动。例如，公主被认为是不能在深夜的下流娱乐场所喝啤酒的；因纽特人的巫师被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应该与超自然力建立联系；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妻子被认为在性的方面应该是一夫一妻制的；德国工厂的工人被认为每个工作日的早晨8点以前就应该来报到。如果有谁破坏了其身份所设定的角色的规则和期望，社会的其他成员会通过施加制裁或其他不同的惩罚形式作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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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间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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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身份有差别以及对制裁的常规执行，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不过，这种可预测性远非对全部社会生活的预测，如果是这样，社会科学家将会变成杰出的先知。社会身份及其对应的动态的角色提供社会期望和可能的制裁，通过给予相关的特定权利和义务，身份和角色为行动者可能的行动范围画出了轮廓。但是，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永远不能定义他或她的行动的全部领域。这部分地归因于一种身份很少会被精确地限定、详细地规定在每个情境中应该怎么做的事实，以及角色从来都不会与身份完全一致的事实，也就是说，你被迫为你的角色进行即席表演。比如说，尽管“父亲”这个身份的社会定义包含有一些详细的特定期望，每个社会却有着非常不同的扮演父亲的方式。行动者（演员）不得不在行动（演出）之前理解一下角色，从这个意思上说，每一个身份又都是暧昧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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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 1957[1943]）在其主要的微观社会学和存在主义著作《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中，小心翼翼地描述了行动者如何处心积虑和高度自觉地思考、定义和扮演各种身份。他提到的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巴黎咖啡馆的侍者，是如何谨慎而专业地努力发散出“身为侍者”的味道：依靠他的凝视、他的手势以及在他走动时平衡装满饮料的托盘的优雅姿态，以一种看似冷淡的方式、穿过厨房的门，他清楚地表达了作为侍者应该如何。但是，如果他在家也以这种角色对待他的妻子，过不了多久，她大概就会提出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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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在其对角色扮演的哲学描述中，提出了一个此后一直被众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追随的话题：他们关心行动者操控身份以及因此而解放自己的能力——并非同样地是从身份中，而是从某些身份似乎包含的明显的强制中。行动者可以这样拉开距离留意自己的身份：他们在限制内决定，为了给他们的合作行动者留下某种关于他们是谁的印象，他们应该为身份赋予哪一种表达。通过角色扮演的研究，我们可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强制和自由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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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文献中，对角色扮演和角色距离的最有影响之一的精细研究可能是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1978[1959]）。通过大量不同的例子，作者展示了人们如何断然使用他们或多或少的归属身份和社会关系去达成自己的目的。在他对社会过程的描述中，戈夫曼使用了剧场词句，如演员、角色和表演，并且区分了前台和后台。他这么做的要点在于指出：有一些是我们熟练支配和感到相对安全的情境，就像在后台化妆间的演员，能够“真正是他们自己”，开开玩笑、表露他们的真实情感、从舞台角色的严格要求中解脱出来。相反，在前台，印象管理变得很重要：演员不得不自觉地意识到他或她给别人所造成的印象，并努力用自己所希望的方式去塑造它。这种情境，就像一个正式的会面，或另一种因为你缺乏对角色的完全掌控而感到有点不自在的情境，你会努力用某种方式表现自己，也就是戈夫曼所谓的印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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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管理的观念被巴思吸收并应用在对一艘离开西挪威的拖网渔船上的工作人员的社会组织研究上（Barth 1966）。船上有一位船长，5到8个渔民水手，还有一个“渔网指挥（netboss）”。他们所有人都具有多重身份，但在渔船上，他们的职业身份远比其他身份重要得多。不同部门的行动者具有不同的任务，船长的工作是掌舵和监督其他人；“渔网指挥”被指望发现渔群和命令渔民下网，当他“觉得”水下有大量的鱼的时候；而渔民的任务是，完成所有的体力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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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个简单的身份分配作为研究的起始点，巴思描述了船上的角色扮演。他展示了身份中的某些方面是如何被过度传达的，即，行动者在他们的印象管理中，过于强调展示的那些方面。船长表现得像是一个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正确的判断力的强壮男人的样子；渔民们时不时地在甲板上集中，观察一下海面，低声交谈几句，表现出他们积极工作的意愿；担任“魔术师”角色的渔网指挥给人的印象是，他被赋予了有点神秘来头的巨大的直觉能力，他观察着别人看不到的天气迹象、不停地徘徊，使劲地“嗅出”鱼的信息，等等。在这情景中，通过对角色的特定方面的审慎的过度传达，所有的行动者都竭尽全力地表现为完全胜任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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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是不是和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一致？社会生活大部分是由有意识的印象管理以至最终的印象操纵组成的吗？一种具有诱惑力的批评认为：戈夫曼和他的追随者们造成了一种假象，使人认为人类生活由一系列看穿他人诡计和弄巧成拙的企图构成，而没有行为看起来是真实或诚恳的。这种批评，就算有一点中肯，却是牛头不对马嘴。戈夫曼的主要观点在于以下事实：社会习俗定义了作为社会生物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即使是表达最强烈和最诚挚的感情，你都要遵循特定的、被文化界定了的规则，这些规则限定了如何表达这些情感。为了获得别人的理解，即使是最自发的行动都必须要接受社会所定义的表达模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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