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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和实际的亲属制度的思维方式之间的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差异在于：民族包含了许许多多永远都不能亲自会面的人；它在互不相识的人们之间促成了一种匿名社区。如果我们想要在大型社会和小型社会之间建立一种理想类型的区分，可能将界限放在这一点是有帮助的：如果你的生存中的重要方面有赖于你不认识的一些人，那么在重要的几个方面，你就属于一个大型的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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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人类学中的亲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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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否有隐喻（也不论这种不同所造成的不同），亲属制度仍然是人类学中的一个核心关注点。霍利（Holy 1996）在对亲属制度人类学的杰出综述中提醒读者，并非所有人类学家都同意亲属制度具有无处不在和普遍通用的特点。但是，从摩根和梅因以来，该学科相当多的从业者都将亲属制度看成是一种人类普遍性。霍利认为，这种观点有赖于三个假定：（1）“亲属制度构成了制度上的一个领域，而这些制度上的领域被认为是每个社会的一般成分或建筑单元”（Holy 1996，p．151），他补充说，另几个领域是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信仰体系。（2）第二个假定是如下观点：“亲属制度与人类繁殖有关，而人类之间的关系是这种繁殖的伴随物。”（p．152）（3）最后，有一种观点认为“每个社会为了不同的社会目标而利用假定存在于人们当中的家系关系”（p．153）。霍利接着展示，这三个假定都是有问题的：不同的社会之间，制度上的差异的程度和形式都是不同的；繁殖和生物学的关联有着不同的社会含义和意义；以及家系关联的方式和范围都是回溯的，并且变动也相当大。如何做人和如何做亲戚这两种观念之间的重要差异可能会因为过分坚持亲属制度的首要性而被掩盖，不论是否主要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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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情况如此，亲属制度在大多数社会中的经验主义特色——虽然有重要差异——确保了它在如今的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了主要关注点的地位，且不只局限于对复杂的现代社会的研究——其研究意义在社会理论中很可能被低估了；很自然，亲属制度的研究领域也是生物决定论者和文化决定论者的一个主要战场。不论在关于人类的生物的或进化的视角或是强调社会结构的首要性的视角（我相信这种补充是主要的）之间可能存在什么样的补充，事实证明亲属制度都弹回了对这些观点进行整合的企图。相比有关对亲属制度的生物学方面和社会结构方面的质疑，人类学中很少有别的主题能激起更热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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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制度与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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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关于婚姻和亲属制度的这两章内容更完美，似乎有必要简单地阐述一下亲属制度和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在“亲属制度学”的全盛时期，也就是1960年代，人类学家并没有特别关注性别，将其作为一种微分原则，除了个别显著的例外。今天，当我们阅读博厄斯、克罗伯、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普里查德和福特斯的经典著作，会惊讶于他们缺乏性别分析和社会文化生产的性别差异。对亲属制度的研究中，男性视角常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女性在他们的研究中也有位置，她们有时是妻子、母亲和姐妹，但很少是独立的行动个体。她们似乎是社会（这里指的是男人）控制的资源；她们被群体用来进行交换，并结婚，被控告为有巫术，等等。此外，经典的有关亲属制度的人类学研究很少探讨特定的亲属制度是如何创造出特定类型的性别关系的——用何种思维方式判定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的权力——或者甚至很少反思一下这个相当明显的事实：一种家族的关系往往同时也是一种性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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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文献试图从性别中立的角度或者甚至是从明确的纯粹女性的视角去看待社会生活。自从1970年代以来，出版了许多将性别的基本重要性当做一种社会和文化的组织原则的重要研究，我们在下一章会谈到其中的一些。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文献中很少有涉及亲属制度的研究（参见Collier and Yanagisako 1987; Howell and Melhuus 1993; Carsten 1997）。因为，如果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姐妹-兄弟关系是亲属制度的基本社会产物的观点是正确的话，无疑，亲属制度也是一种性别关系就并非是一个无趣的话题。接下来的两章内容用性别将人们分成各自独立的种类，这些类别时常被赋予不同的权力，由此出发，会涉及一些不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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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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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Kuper: 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 Transformations of an Illusion, Chapters 10—11. London: Routledg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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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mund Leach: Lévi-Strauss, Chapter 6. Glasgow: Fontana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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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dney Needham, ed.: Rethinking Kinship and Marriage. London: Tavistock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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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九章 性别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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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某一些比另一些更加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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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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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社会，人和人之间都存在着权力差异。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做到：它的所有成人在每一个决定面前都施加同样大小的影响，每一个人都具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换句话说，社会分化和不平等是普遍现象。存在于18世纪和19世纪有关“最初的原始社会”的浪漫想法——所有人都是同样等级并且政治平等，在第一个民族志学者从田野返回以后就被彻底毁灭了。即使在很小的群体，甚至在只具有简单生存技术的人们中间，也存在着不同的等级。和那些“扶手椅里的理论家”所想的不同，小型社会并不缺少内部分化，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假定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在19世纪中期，有着普遍的社会分化的标准，它们存在于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我们”和“他们”之间（后者会在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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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社会分化都会导致不平等的等级和权力，因而我们可以区分出纵向和横向的分化。纵向的维度指权力或等级上的不平等，而横向的维度包含了无关不平等的等级的那些社会分化——例如，通过劳动分工所表达的那些差异。不过，社会分化的大多数形式都具有一种纵向的或分等级的方面，它常常来自被包含在这些形式中的人们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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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化的形式上，存在着分析上的重大差别。在劳动分工有限的小型社会，比如狩猎采集制社会，社会分化是简单的，在一些情况下，只按照年龄和性别而界定。在许多园艺种植社会（horticultural）和农业社会，宗教领袖和首领具有公认的身份使其可以区别于其他所有人，虽然这些身份未必是世袭的。在更加复杂的农业社会，出现了一些世袭的政治职位，往往是职业官僚和职业军队，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也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在某些社会，归属身份（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在正式的社会分化上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另一些社会，获得身份在决定一个人的社会等级和地位的时候可能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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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社会分化的这些标准，存在着很多的理论视角，例如性别、年龄、阶级和社会地位。人类学中最热烈的辩论之一事实上也涉及有关分化、权力和等级的论题。本章及其后面的章节谈到了一些分化中最普及的标准，当然还远未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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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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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性别差异，有两种从根本上不同的方法。一方面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着当然的生物学上的差异；各自的生殖器的外观和功能都不同。女人生育孩子，男人通常身材更为高大，等等。在这个层面上，通常使用“性”这个术语来代替“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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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实际上性别差异在文化和社会角度上被系统化和制度化了。人类学家关注的大部分也是这种差异，它使用术语“性别”区别于（生物学的）“性”。所有的人类社会对男女之间的差异都形成了概念，所有社会都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异是重要的。但是，在计算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的方式上，存在着重大差别，因此很难形成有关性别的概念。性别最好是被当成一种关系来研究——男人通过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得到定义，反之亦然——而这种关系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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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里，人类学研究中，性别被忽视。这似乎有点令人惊讶，因为性别身份很可能是个人身份中最为根本的基础。经常因为其民族志的细节描写而备受赞赏的马林诺夫斯基，如今被认为完全忽视了重要的女性制度并夸大了男性对特罗布里恩德社会的再生产的贡献（Weiner 1988）。在许多其他的经典研究中，也被指出社会行动者或多或少地等同于社会上的男性。这种视角可以被称为大男子主义。1970年代以后，情况似乎产生了变化，性别成为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话题。部分研究关注于“原初的母权制”的想法：18世纪很普遍的一个常识认为，人类社会最初是由女性统治的。从这个角度，有人认为，这种在许多人中间流传很广的观念，很可能是由男人创造出来的神话，目的是为了证明他们凌驾于女人之上的权力是正当的（Bamberger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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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相对无权和所谓的普遍被征服的地位也面临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它们同时形成了支持和反对西方的“歧视”和“权力”观念的辩论基础。有人认为，尽管女性在许多社会被剥夺了正式的政治权力，她们却能在家庭内部用间接的方式施加相当大的权力影响。也有人提议，人类学家涉及的歧视概念可能带有我族中心主义的成见。即使从欧洲人的视角去看，传统的中东社会的女性是被歧视和无权的，她们却很可能不这样看待自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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