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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最近的有关女性的人类学研究并非首要地谈论“女性地位”的问题，而是更关心不同社会里男性-女性关系中的不同方面。一些人类学家发现，不仅女人，也包括男人，都是被性别所塑造的（例如，Herzfeld 1985; Herdt 1987; Gilmore 1989; Archetti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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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无处不在，且清晰可见；也许这正是其一直受到人类学家忽视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性别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像亲属制度和民族区别一样，性别不是天生和被上天所赐，而是社会形成的。有关性别的概念和习俗的重大差异揭示了这一点。很可能所有社会都会有认为特定的性别差异是“天然”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本身就是被文化所建构的而不是来自自然。因此，当代人类学关于性别的一种视角不是试图回答“什么是真正的性别”这样的问题，而是更加注重探讨“性别的社会和文化建构……[以及]男性和女性的建构之间的关系”（Strathern 1988，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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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分工中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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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只具有简单的劳动分工和很少职业分化的社会里，女人的工作和男人的工作还是有所区别。我们已经了解过雅诺马马人和富拉尼人的例子。在有些社会，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是最重要的，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仍然是狩猎-采集社会，或掠食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大部分现存的人类只由猎人和采集者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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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读者可能注意到这个累赘的术语“狩猎-采集者”，而不是简单的“狩猎者”，这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越来越理解采集者的重要性。在这些民族中，一般男人打猎，女人搜寻粮食。长期以来，人类学家和其他局外人都以为打猎是这些群体的主要生活来源。这些社会的男人们不停地提到打猎，给来访者留下的印象是打猎是唯一最重要的活动。在对这些群体进行的有关营养的详细研究中，特别是在南部非洲，却揭示了营养的最重要来源是由女人收集到的块茎植物、昆虫、可食用的植物和小动物，而男人的狩猎活动是无规则、不确定的，无法形成可靠的维生基础。在理查德·李（Richard Lee 1968）所研究的桑人中，渐为人知的是，人们所吸收的三分之二的营养都来自采集者所带回的食物。但是，男人将他们的社会视为狩猎社会，而女人的常规工作却没有得到与打猎同样的象征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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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认为，就像一个假说，在女人的经济贡献非常重要的地方，女人的影响力最为重大。波思拉（Ester Boserup 1970）比较了许多农业社会关于性别的劳动分工，她的主要结论在当时令许多人吃惊，她认为，在许多社会，尤其是非洲和其他不使用负重动物的社会，女人承担了大部分主要的农业工作，同时，她们在自己社会中的影响力普遍高于在那些女人只负责家务领域的社会中的女人在自己社会中的影响力。波思拉的一个引起争议的结论是：农业社会中女人的政治地位在引入新技术以后一般会衰落，因为这种技术常常是被男人所控制。此外，土地也常常由男人控制。波思拉认为，当女人的经济贡献消失以后，她们的地位就会减弱，这却是一个棘手的论题。因为，经济贡献是什么呢？正如所显示的那样，搜集粮草可能没有打猎那么壮观，也较少被仪式化和被谈论（就像工业社会中的家务劳动一样），但这无疑也是一种经济贡献。下面的例子可以描述性别、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以及权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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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都鲁库人（Mundurucú）居住在亚马孙盆地的东南部（Murphy and Murphy 1985），传统上与亚马孙森林的一些其他民族有着类似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村子的水平上被政治一体化，每一个村子都是政治独立的，各自大约有50到100个居民。他们是园艺种植者，种的是块茎植物、水果和蔬菜，此外也捕鱼和打猎。也就是说，男人外出打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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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分工是以性别为基础的，男人负责清理地面，但是栽培、除草和收割都是女人的工作。女人还要采摘野生的水果和坚果，而捕鱼时需要男人和女人的合作。墨菲夫妇（The Murphys）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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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男人认为自己主要是猎人，而不是菜农或渔民，宗教被定位在狩猎上，精神世界也是与这种游戏紧密相连。男人们感到光荣的是成为一个技艺娴熟的猎人，而不是土地上勤劳的农夫。（Murphy and Murphy 1985，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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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园艺种植活动比捕鱼和打猎更加重要，并且也需要更多的工作。但问题并不单纯地只与营养有关：权力和威望也事关重大。所以，如果认为射中一头羚羊比种出1000公斤芋头更有价值，这也未必能够改变对于群体的生存而言，芋头比羚羊更为重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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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都鲁库人的社会在政治上由男人支配，像其他男性支配的社会一样，当“每件事都发生错误”的时候，他们也讲述了有关原初母权制的社会秩序的故事，后来一切都被一个虚构的文化英雄最终改变了。这种神话必须被看做是思维方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再加上对于狩猎是一种维生方式的错误强调，它们有助于使男性霸权合法化（或正当化）。不过，可以注意到，如果蒙都鲁库人认为女性的附属地位是“自然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神话就无须存在：这些故事是作为警告而被讲述——除非男人时刻警惕着，否则女性会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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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仍然要问，为什么在大多数已知社会里，男人具有政治和文化霸权，而男人并没有比女人对于群体的物质生存做出更多的贡献？让我们来思考一些试图对这种多多少少是普遍的权力差异所做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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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的和公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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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女人可能要承担和男人一样多的劳动，她们几乎普遍地都要另外对家务劳动负起责任——照顾孩子、烧饭和清洁。相反，男人要负责处理涉及外部世界的家务事。在狩猎采集社会，他们要保护女人和她嗷嗷待哺的婴儿；在分工更细的社会，他们要担任政治和仪式的职务。有些人类学家发现了女人事实上的次属地位的一个基本原因，根源在于生物学，因为女人在怀孕和哺乳的时候，不能灵活地移动。这阻碍了女人自由地行动而将她们束缚在家里，而男人却可以自由地在公共场合出入。因此，有人认为（Rosaldo 1974），性别之间的权力差异与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别有关：男人控制了前者，而女人被限制在后者。墨菲夫妇在关于蒙都鲁库人的专论中认为，这种区别可能有其诱人的地方。在蒙都鲁库人的村子里，只有女人和孩子住在小屋中，所有的男人都住在一个男人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没有墙，由一些长柱子支撑着一个倾斜的巨大屋顶。它的出入口面向村子，这样男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跟得上那边的情况。女人的位置在家中和田地间，而男人们的位置在于公共空间，为整个村子做出重要决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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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纳和怀特黑德（Ortner and Whitehead 1981）为这个视角进行了补充：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大意是，不论正确或是错误地，女人从文化上与私人和排他主义的事务相联系，而男人则与公共和大众利益相联系。他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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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罗撒尔多（Rosaldo 1974）所说的广泛流传的社会差别有关：几乎是普遍地，男人控制了“公共领域”，在其中，“普遍的”利益得以表达和受到管理，而几乎也是普遍地，女人位于或被限制在“家庭领域”，掌管着她们自己家庭的幸福。（1981，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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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区别被批评为是我族中心主义的——有人说，它在现代社会中是富有意义的，但在其他社会中未必如此——但是，这种区别在许多关于性别的比较研究中却被明确假定并受到显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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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和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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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次属地位是普遍的吗？——任何地方的女人都比男人等级更低、权力更弱吗？最常见的回答是：是的。但这个问题远非无可置疑。首先，不同社会中，性别关系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从几乎完全平等（就像马来西亚的奇旺人[Chewong]，参见Howell 1989）到那些女人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社会。其次，“等级”、“次属”和“女性歧视”这些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也许，就像有人所说，人类学家自己的文化背景在此制造了一种不健康的分析成见，因为他或她事实上假定，人人都想要平等，而人类学家所研究过的许多人都坚持认为：性别不应该是平等的，而应该是互相补充的。最后，并不能完全确定的是男人和女人对任何事物都有着同样的看法，因为权力和权力差异，也许女人并不关心男人视为有关声望的各种目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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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做性别高度平等的标志而屡被提及的一个群体是传统的霍皮人（Hopi）社会，他们居住在如今的美国西南部。“当传统的霍皮女人被问道‘男人或女人，谁更重要’时，常见的回答是‘我们，因为我们是母亲’，附带的条件是，男人也很重要，因为他们是神的使者。”（Schlegel 1977，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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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皮人，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民族，因其保存完好的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方面而闻名，他们具有母系的亲属制度系统。和其他大多数母系社会不同，女人的兄弟和母亲的兄弟都没有足够的权威能够干涉她们的行动自由。夫妻双方被认为同等重要而且互补，家户和家系都有一个女性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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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男人在村子的层面上享有正式的政治和宗教权力，尽管希格勒评论道，“女人毫不犹豫地说出她们的想法”，并且，如“霍皮的男人所承认的那样，女人通常能够得逞”。（Schlegel 1977，p．195）在家户和村子之间的层面是宗族，由一对兄弟-姐妹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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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霍皮人的劳动分工并非是例外的。只有男人外出打猎，也只有女人干磨面的活；不过，他们共同干农活。因此，希格勒认为，可能是文化的原因而不是经济的原因使霍皮人中存在这么高水平的性别平等：“这里，一种文化的思想焦点是生命，而两性被认为在促进生命上具有同等重要性，不太可能贬低任何一方。”（Schlegel 1977，p．205）这足够成为一种解释吗？在某些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确实认为女人在繁殖中的角色是次要的，男性的种子被看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许多父系或其他男性主导的社会里（比如在新几内亚高地），人们相信，是女人创造了身体中柔软而脆弱的部分，而男人创造了头脑和骨骼。但是，这种性别意识形态真的是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吗？或者不如说，它只是这种制度上的秩序的一种结果？这里没有提出一种一般回答，注意到以下这点就足够了：在现实的社会过程中，思想和实践是一起发挥作用的并且只能在被加以分析的时候才被分离。也就是说，指出是什么决定了什么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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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更容易“服从”是什么意思呢？即使在其他那些平等社会里，假如有的话，女人也很少担任高级的宗教职务。蒙都鲁库人中，只有男人被允许使用甚至是看见仪式中所用的神圣喇叭；即使在霍皮人中，也只有男人才能成为高级神职人员。另一方面，并不明显的事实是，神职人员的职位是社会权力的终极表现。实际上，我们知道，被剥夺了公共职务的女、人——政治的或宗教的——却间接地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我自己在那些明显是男性主导的不同社会的田野调查中，就遇到很多由衷地抱怨妻子的男人，说控制了家庭领域的女人，常常为他们人生中的每一件事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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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对里斯本外围的萨罗伊（Saloio）的葡萄牙地方社区所做的有趣且吸引人的研究中，乔伊斯·里格尔豪普特（Joyce Riegelhaupt 1967）分析了男人和女人的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这里，官方男权无孔不入。在她进行田野调查期间，葡萄牙女人的从属地位是被法律所规定的，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领域。男人占据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职务。但是，里格尔豪普特发现，这个社区的女人实际上有时比男人还要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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