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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部落的分支是一个与其他同样类型的分支相对立的政治群体，而只有在涉及其他努尔部落和相邻的异邦部落时，它们才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部落，而那些其他部落则构成了同一政治系统的不同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关系，部落分支及部落的概念就很难有什么意义。（1940，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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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单元——部落——因而只在它们与其他部落发生冲突的时候才存在。所以，是通过冲突，努尔人才从政治上按照不同的水平被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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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支的政治系统中，政治社区的范围有赖于冲突的范围。如果努尔人有一些贵族家系或者甚至有一个国王，那么情况自然将会有所不同。分支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分支在每个水平上的平等或相等：A家系对应于B家系，X宗族对应于Y宗族，等等。所以，毫不含糊地说出一个努尔人属于什么群体是不可能的：群体成员的身份是根据情境的不同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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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什么努尔人不会相互间永远地仇恨下去的问题——因为冲突的潜力是无穷的而且他们没有集权政府或立法系统的存在——答案之一是，交叉切割的关系纽带的存在。不过，他们在“豹皮酋长（leopard-skin chiefs）”（也就是被大家所知的“men of the earth”）那里也拥有一个类似于司法法庭的机构。豹皮酋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酋长，但他们在冲突的情境下通常被尊奉为中立的仲裁者，他会聆听双方的言辞，并且做出他相信是合适的解决方案。但是，并不存在正式的制裁系统迫使人们听从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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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埃文·埃文思-普里查德（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1902—1973）属于马林诺夫斯基第一代的学生，但是却与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走得更近。他对阿赞德人和努尔人的研究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专著中排在最重要的位置。埃文思-普里查德在苏丹南部所做的田野调查发生在1926—1939年间的多事之秋，他的第一部专论是《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Witchcraft，Oracle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1983[1937]）。这本著作的创新之处在于它结合了对社会整合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和对信仰系统和宇宙论的解释性说明，显示了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没有将一方简化为另一方。他接下来的一项主要研究是《努尔人》（The Nuer，1940），也同样重要，主要影响力在于其关于无政府民族的政治一体化的理论，尽管对他的家系模型最终有越来越多的批判。作为一位从1946年起就在牛津大学任教的教授，埃文思-普里查德调和了人类学中有分歧的一些传统，将莫斯和利维-布留尔介绍进了以英语为母语的环境（虽然他对列维-斯特劳斯没有印象）。在1950年的一场重要演讲中（“人类学和历史学”，出版于1962年），他正式宣布了与拉德克利夫-布朗关于人类学是一种自然科学的观点的决裂，并认为人类学自身应该被视为一门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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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皮酋长通常来自一个小家系，从而被认为在冲突的情境下会是一个“中立的”中间人。不过，他常常会得到相当丰富的作为支付给他的服务费用的牛群，因此他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羽翼丰满的政治行动者，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尽管从职务上说，他被排除在政治冲突以外。这种模棱两可的地位对于宗教领袖来说也并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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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雅诺马马人（第五章和第七章），努尔人主要地也是通过亲属制度而团结在一起，而且他们加强政治稳定性的途径既包括共同的血缘，也包括同其他家族群体的联盟。与雅诺马马人不同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是以分支的方式被组织起来的，这意味着比起前者，他们具有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合作的政治行动的潜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谈论两种民族的时候，都使用了民族志的现在时，而实际上，在写到努尔人正忙于在一场拖延的内战中与苏丹政府对抗时，雅诺马马人正在与政府当局就土地权利的问题进行谈判。他们中的一些领导人出现在国际电视节目上，并且参加了为本土民族而召开的全球会议。所以，认为雅诺马马人的政治界限使其不可能按照亲属制度组织起更大数量的人群的观点不再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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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一个人的忠诚是与许多同心圆相联系并在不同的情境下被激活的观点不仅与无政府社会的研究有关，而且也能够应用到现代复杂社会的语境中。法国民族主义者让-马利·勒庞（Jean-Marie Le Pen）曾经把他自己的忠贞感情描述成一套分支对立系统，他说，他喜欢女儿超过喜欢侄女，喜欢侄女超过喜欢邻居，喜欢邻居超过喜欢来自法国其他地区的人，等等。总体来看，复杂社会的政治通常可以通过分支对立的模型得以阐明。每个公民都不只属于国家或民族——在不同的政治情境中，不论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群体都能够要求你表示出对它的忠诚。或许你可以补充，在属于欧盟的欧洲，不同的情境下，公民可以同样地是巴塞罗那人（Barcelonians）、加泰隆尼亚人（Catalans）、西班牙人（Spaniards）。在这里，也可以应用不一致的感情忠诚的准则，比如，环保主义分子、爵士乐爱好者或女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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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对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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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拉尼西亚包括新几内亚和许多其他东部的小型群岛，其中有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之间的界限在斐济；波利尼西亚由南太平洋上的许多群岛组成，覆盖了从新西兰到夏威夷之间的大片区域。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美拉尼西亚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地方，而新近才住满人的波利尼西亚，则更加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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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美拉尼西亚社会一般由自治的乡村单元在亲属制度的基础上整合而成（Sahlins 1963），有分支的趋势，但是群体之间很少在比乡村更高的层次上形成联盟。换句话说，它们在乡村的层次上被政治一体化。美拉尼西亚社会的政治领袖是特有的“大人物”，他们因为其个人品质而获得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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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尼西亚的各个社会却不同，它们中的许多传统上建立了拥有世袭的皇家领导阶层的政府。在夏威夷和其他地方，曾经有职业军队、收税员和官吏。这种类型的劳动分工在美拉尼西亚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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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拉尼西亚的领导阶层依靠个人成就。在每个村子里，希望成为“大人物”的男人之间都有竞争；他们热切希望能够代表村子做出各种决定，并且希望获得大家的尊敬，成为有权势的人。要通过和许多人交换礼物并因此与尽可能多的人相互形成义务纽带才能获得这样的地位。所以，一个“大人物”应该有许多亲戚和一些妻子作为他建立社会网络关系的起点。当一个已经确定的“大人物”去世，一个新的年轻男人的群体将会为建立类似的地位而展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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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波利尼西亚社会被封建地主而不是“暴发户”所统治，领导人属于王室或贵族家系（而在多数美拉尼西亚人的社会里，所有家系都是平等的），而且国王的权威被看做是神的意志。农民们生产出的过剩产品非常大量，足够使贵族们不必从事体力劳动。当一个首领去世，他的位置立即会被一个年轻些的同族男人所接替。因而，与美拉尼西亚人的系统相反，这个系统的权力是制度化的而不是个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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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林斯（Sahlins 1963）比较了这两种系统。它们到达各自的临界点似乎是以非常不同的——有些人可能会说是相反的——方式。美拉尼西亚人平等主义的、以成就为定位的系统使得富有进取心的个人有可能通过铸造和他人之间的互惠纽带而获得权力。当一个男人想要扩展他的影响范围，他就要开始赠送礼物给陌生人，有时甚至在并非他所属的村子里。这是第一阶段，他将不会得到任何回报：需要时间去建立信心。但是，这种类型的事业计划对于“大人物”来说，是有风险的。在许多情况下，他自己的家族和同村人会抱怨，他们给了他贵重物品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回报，因为他将多余的东西投资到“境外”去了。在某些例子中，这种状况会导致这个“大人物”的垮台：他可能被免职、杀害或被驱逐到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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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尼西亚人的秩序的内在难题是不同的类型，但是这种系统也携带了可能会导致自身垮台的病毒。逐渐地，专门的官僚政府越来越大，而税赋也相应地增加，并且存在着风险：当负担过重达到纳税人无法承受的那个点时，他们就会起来反叛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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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相反的例子揭示了有关政治一体化水平的一个重要差异。美拉尼西亚系统是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平等主义，其特征是平等和成就。而波利尼西亚系统则相反，它是世袭的，并且以归属身份为基础，建立在贵族与平民的差异之上。当平等原则没有被充分考虑的时候，美拉尼西亚系统会崩溃，而当制度化的等级系统不再是合法的，波利尼西亚的秩序也会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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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差异涉及各自的社会类型在累积剩余产品方面的能力。美拉尼西亚社会所实行的临时性农业（swidden agriculture）使得非常不容易生产出比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更大量的产品，而波利尼西亚的火山群岛发展出的灌溉技术使其有可能供养一个由专业军人和官僚组成的阶级。如果这样一个巨大的剩余量在美拉尼西亚社会产生并引导了“大人物”及其家庭的方向，你很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其结果可能就是产生波利尼西亚的那种政治系统的类型。事实上，萨林斯（Sahlins 1963，也可参见Keesing 1981）评论道，在某些美拉尼西亚的社会中，比如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出现了一些趋势，倾向于发展出世袭制度、以归属身份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贵族和平民家系之间的稳固区别。这种发展趋势的必要条件是过剩的生产产品足够多到出现一种劳动分工，可以使一部分人口完全不用从事农业生产。这些“昙花一现”的例子可能指向了一个政权发展的某些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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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比较揭示了合法化的差异和可以被整合到不同类型的政治中去的人口数量的差异：很明显，集权化的波利尼西亚系统比平等主义的美拉尼西亚系统能够整合更多的人口。它因为拥有农业的剩余而从物质上供养了军人，因此拥有了强大的威压手段；而因为类似的供养机制，它还拥有一个专门的管理者阶级。萨林斯所描述的波利尼西亚系统显然就是克拉森和斯卡尔尼克（Claessen and Skálnik 1978）曾经提到过的“早期国家”（the early state）的一个实例，斯卡尔尼克（Skálnik 1992）后来说，这种提法是为了缓和那种被过于简单的二分法所激发的争论，也就是二分为“国家社会”（即“我们的”）和“无政府社会”（即“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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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策略行动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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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内容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从一个大型系统的观点对政治进行分析。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关注到了卓越的个体，例如“大人物们”，根本的问题仍然存在：社会是如何被整合起来的？让我们现在提出一个不同的问题，也就是：行动者们是如何将政治权力最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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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种互补的政治定义之间进行区分可能很方便。首先，它们能够被定义为行动力（agency），就像包括了权力施加过程的各种权威性决定的确立。其次，它们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系统，这种情况下，这个词语指的是社会中的权力和权威的流通。如果使用的是第一种定义，政治显得就像是个体或群体的竞争。所以，按照贝利（Bailey）的观点，创造了政治系统的各种规则涉及“奖赏、人员、领导者（团队）、竞争和控制”（Bailey 1969：20）。而如果使用的是第二种定义，政治的终极目的则在于其一体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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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美拉尼西亚的“大人物”的讨论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人物们”的个人成就的动机在美拉尼西亚社区间接地产生了政治凝聚力。如果我们坚持应用这一视角，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印象：“社会”除了作为大量策略行动的无意识后果之外，并不以其他方式存在。当然，同时，行动者也必须将他们的策略置于对他们的行动方案形成各种限制的系统（或社会）之内。社会生活的这种两重性在前面已经讨论过，我们现在只要考察在对政治过程进行的研究中，它的相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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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地区的帕坦人是种植谷物的农民（Barth 1959），人口中只占很微小比例的少数民族帕山人（Pakthuns），实际上拥有全部土地，而其余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他们的佃户；帕坦人是父方世系的，所有形式的政治权力都掌握在男人手中。只有儿子才能继承他们的父亲，而所有的儿子都有继承权。那里极度缺乏土地，而在斯瓦特河谷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就是有关土地权利的竞争。在这样的争夺中，家系的各个分支显得就像是政治合作者。但是和努尔人不同，帕坦人通常不愿和自己的近亲同族结盟，而宁愿和更远的亲戚结盟，其原因就在于继承的规则，帕坦人的小块土地与他们的近亲的土地相邻，所以他们之间是争相扩展到对方的土地中去。帕坦人所以会与他们的远亲结盟而对抗近亲，因为远亲的土地在远处，而无涉利益。就这样，在斯瓦特河谷，“政治制造了陌生的同床者”。（不过，兄弟之间不会竞争土地：兄弟团结的规则比扩张的驱动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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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扩张领地，帕坦人需要大量的政治党羽：他需要很多客户，他们能够耕作他的土地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动员起来成为士兵。客户和土地因此成为被竞争的主要资源。因为已经没有未被耕作的可耕地，为了客户和土地而展开的竞争实际上可被视为是一场零和的游戏：一方行动者获胜了，另一方就失败了。而且，巴思强调，这种游戏只在个人之间进行，而不是在家系分支之间，联盟或集团只是按照个体行动者根据实际情境的需要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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